李公明︱一周书记：黑夜中的喧嚣与……哲学家

新年第一天的上午，广州阳光挺好的，薄薄的一层雾霾竟然显得有点朦胧诗意。一些来自远方的图片和视频与这似乎也有点匹配：远看朦胧一片，但是阳光已经照耀着那些在黑袍下露出来的青青芳华。朦胧既是由于远观，更是因为复杂，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未必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想象、误读本身也是一种真实，有时候历史正是在各种正读、误读中思考自己的道路。

新年第一天只要有时间，循例总是要逛一下书店，最后同样是夹着几本书出来。保罗·波嘉德的《黑夜的终结: 灯火辉煌的年代，找回对星空的感动》（陈以礼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2017年8月），一本关于黑夜的科普读物，因为融合了文学、艺术、历史、民俗和哲学等知识而变得诗意盎然、引人入胜。原书副标题是：“Searching for Natural Darkness in an Age of Artificial Light”，中译本的翻译更有诗意，但显得有点“鸡汤”了。该书的主旨是，现代文明的发展破坏了黑夜对于人类而言的存在价值，作者告诉我们灯光的世界如何破坏了我们的生物钟和审美能力与享受，更严重的是灯光的世界可能比其他现代文明的产物都更让我们忘记自己本来属于生态系统而不是这个系统的主宰。无论从生态学、审美意识或现代化反思的角度来看，“黑夜的终结”当然是人类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问题是，难道人类曾经有过别的选择吗？在原始时代的人类以火光驱走恶兽的时候，想的是保卫自己生命；耕织时代的农妇也需要在油灯下飞针走线，作者当然不会认为人类应该退回到没有灯光、火光的时代，他也知道“现在的我们也不太可能放弃电灯，重回煤气灯的世界”（51页）。但是他提出有些煤气灯可以完成的工作，是否可以交还给煤气灯，比如西敏桥，“如果这座桥换成煤气灯摇曳的光芒，该有多美？”（同上）似乎浪漫得有点不切实际了。在我看来，在灯火辉煌的世界中不忘黑夜的神秘与温柔，反对光污染，这些无疑都是必须的。但是要真正疗治人类的光创伤，不能只靠“找回对星空的感动”，而必须像意大利高中物理教师法尔齐和他的团队那样，呼吁国会立法限制光污染，同时在伦巴第组织具体抑制光污染蔓延的社会运动，结果真的取得成效。多年前我也曾针对当时广州的灯光工程写过一些时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与弊病丛生的光污染就是两个无法分割的议题。由于国情不同，波嘉德笔下没有“政绩工程”这一说，而这却是我们必须攻克的公共管理中的顽疾。据法国灯光设计师纳博尼的说法，巴黎总共有超过300个景点有造景灯（279页），我不知道我们的北上广各有多少个景点有造景灯，经验告诉我恐怕远远不止300个。另外，有意思的是一家照明设计公司的创始人克兰顿的说法，她认为从利益驱动来看，真正需要更多路灯的不是路人，而是电力公司。（281页）这应该是经济学家都不陌生的利益原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恐怕还有更多这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破坏我们的生态系统，需要的是跨学科的透视与揭秘的勇气。

中国读者对于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早已不陌生。几年前我读过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和《河畔小城》（刘星灿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但是那本《孤独》不知放到哪里，似乎很久都找不到了。因此在书店见到去年7月推出的《过于喧嚣的孤独》第2版，再也舍不得放下。该书附录中的《拼贴赫拉巴尔》（托马什·马扎尔编撰）图文并茂，不但是赫拉巴尔生平的浓缩版图鉴，其说明文字本身也饶有意味。比如谈到中欧的作家们，马扎尔认为这片区域的定义更重要是精神上的，而赫拉巴尔从中继承的精神遗产是“独特的讽刺与忧郁的怪诞”，说得非常准确。我曾经看过根据他的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196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却不知道他在二战末期曾当过列车调度员，更不知道战后的捷克由于男工短缺，因此出现号召妇女去当铁路工人的宣传海报，赫拉巴尔的小说和电影中的女乘务员玛莎的形象就来自这些海报提供的灵感。二战之后，赫拉巴尔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却当了钢铁厂的工人，他写的文学作品无法出版。60年代中期，捷克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他的小说得以出版和风行全国。1968年苏联军队占领捷克之后，出版审查制度重新恢复，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地下出版是唯一的出书方式，赫拉巴尔也只能如此。关于地下出版，马扎尔在他撰写的《你读过赫拉巴尔吗》（刘星灿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中有更详细的论述。1986年，一家地下出版社为赫拉巴尔印刷了30本被官方出版社拒绝的《林中小屋》，当他们送样书给他并请他在其余29本书上签名的时候，赫拉巴尔吓得直哆嗦，用发抖的手在书上签了名。（126页）他的害怕是因为想到经常来找他的那个黄头发的内务部秘密警察肯定也会拿到这本书，肯定又会把他找去谈话。后来赫拉巴尔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也讲到那个秘密警察强迫他写信给地下出版社的朋友，说他不再愿意被地下出版社扩散他的稿子。回家之后，他妻子问起这事，并说了一句：“你就这么怕他们？”听了这话，赫拉巴尔第一次为自己而哭了起来（第130页）。不难理解的是，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产生恐惧，东欧知识分子最大的挫折感和屈辱感还不是来自外在的压迫，而是来自内心对自己的懦弱所产生的羞耻感。

回到这部新版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原著完成于1976年，1987年由另一位作家拿去地下印刷出版，1989年底才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这部小说篇幅虽短，但是前后酝酿了二十年，在四年中三次推倒重来，前后写了三稿，他甚至说过“我之所以活着，就为了写这本书”；“我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并为它而推迟了我的死亡”。（见“译后记”）可以说是灌注了他全部心血与思想的代表作品。小说讲述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了35年的叫汉嘉的废纸打包工人的经历和思想独白，而赫拉巴尔本人就曾经有四年在布拉格的废纸回收站当打包工，在这里他认识的那个工作了很多年的打包工也叫汉嘉，很显然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小说中的汉嘉没有妻儿亲人，孤身一人在这个散发着恶臭与霉味、到处是苍蝇与老鼠——顺带要说的是，书中关于布拉格下水道中的老鼠如何为争夺统治权而疯狂战斗等描写十分精彩——的环境中工作了35年，他的任务就是用压力机处理废纸与书籍。他看似卑微、困苦的人生获得的最大馈赠是书籍与思想，与他终日相伴的是老子、黑格尔、加缪、歌德、席勒、尼采、荷尔德林……他说“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一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30—31页）这就是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也有学者和爱书人关注着他从废纸堆里捡出来的书籍，尊重他的劳动，比如那位研究三十年代戏剧评论的美学教授会把一张揉皱的十克郎塞到他的手心，颤声地说“这是给您的，费神啦，找到什么没有？”（71页）看到这里，突然想起这是新文化史研究的好议题：废品回收与文化传播。汉嘉是如此地爱书、懂书，以致他无法忍受那些“社会主义突击队”的年轻工人来废纸站工作时的那种态度：“他们若无其事地干着活儿，继续把书的封皮撕去，扯下书瓤，把惊恐万状、吓得毛发倒竖的书页扔到移动着的传送带上，他们无动于衷，若无其事。这样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他们没有亲身感受……”（100页）在汉嘉与青年突击队员之间，相隔着一道深渊。

但是，别以为汉嘉仅仅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他的love story 不仅仅存在于他的废纸堆中，也存在于他和那个茨冈小姑娘的交往中。她像银河般地走来，她是我青年时代的情人，文静、淳朴，我们总是静静地、不言不语地每天晚上相会。她一无所求，除了给炉火添木柴，炖一锅土豆马肉香肠，抱着巨大的酒罐子去打啤酒，除了把面包掰成圣餐似的小块儿，然后透过敞开的炉门凝望炉中的火苗和火光，歌唱着的炉火，这歌声是她自幼熟悉的，同她的民族有着神圣的联系。炉门敞开，红旺的炭火在燃烧，光身子的茨冈小姑娘站起来，她走动时，金黄色的火光勾出了她身体的轮廓，形成一圈光环。我们一无所求，只希望永远这样生活下去，仿佛要说的一切早就说过了，仿佛我们从出生以来就从没有分开过。有一天她没有来，以后再也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她被盖世太保带走，同另外一些茨冈人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在焚尸炉中被烧死了。（83—91页）还有比着更凄美动人、更令人伤心欲绝的love story吗？接下来，“战争结束后，在五十年代。我的地下室里还堆满了纳粹的出版物，在我那茨冈小姑娘优美奏鸣曲的光辉下，我狠狠地把成吨成吨的纳粹小册子和宣传品扔进压力机，这些东西全是同一个主题，几十万页的图片，欢呼着的男男女女和儿童，欢呼着的老人，欢呼着的工人，欢呼着的农民，欢呼着的党卫队队员，欢呼着的士兵……把所有这一切统统扔进我的压力机。我越是把希特勒和欢呼着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们扔进机槽，我就越是想念我的茨冈小姑娘，她从来没有欢呼过……”（91页）在这里，如同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你会发现赫拉巴尔的修辞充满了朴素的力量和爱憎情感。

英国思想史家伊冯·谢拉特的《希特勒的哲学家》（刘曦、杨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原著出版于2013年，与20年前汉斯·斯鲁格的《海德格尔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中译本，赵剑等译，北京出版社，2015年1月）相比并没有在研究的深度方面有多大的推进，但是在两个方面却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是对希特勒本人如何从“哲学上的自负竟使他开始幻想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10页）的分析，二是把与希特勒合作的哲学家与拒不合作的哲学家对比研究，更加凸显出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选择、污点与牺牲的真实问题。

在今天，继续追问哲学家与纳粹政治合作的道德污点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应如何看待“海德格尔迷雾”中的道德批判问题？斯鲁格认为，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判断是极其廉价的，应该关注的是“有待学习的最有价值的教训却被过多的道德关注掩盖了”。（《海德格尔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8页）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斯格鲁的说法是建立在纳粹历史已经与今天德国现实早已完成切割、对纳粹政治的否定早已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的语境之中。很显然，对于哲学家与纳粹合作的政治污点的追问，在另外的文化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特勒的哲学家》第一章揭露希特勒不仅想靠武力统治世界，他还以“哲学家领袖”自居，企图统治精神世界，“希特勒的野心现在是要成为别人愿意模仿的理念。他要成为人们愿意阅读和学习的教科书。不仅是哲学家，希特勒还发誓要改变世界，从而成为活着的哲学”（47页）。1933年当他上台出任总理时，“他需要掌管国家的心灵，控制它的思想，让人成为奴仆。他将以摧毁任何与他思想不一致的观念作为开端”。（88页）既然有这样的权力与需求，他果然得到了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拥护，有许多哲学家为他辩护、背书，甚至充当帮凶。值得研究的是，所谓支持、拥护并非仅仅是在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教育的控制与改变。从用于少年教育的《纳粹初级读本：希特勒青年团官方培养指南》到大学的纳粹化，希特勒需要的合作者不仅是哲学家，还有教育家等。因此出身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恩斯特·石里克以其仇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成为纳粹理论家，同时还当上了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以及哲学和教育学教授。纳粹哲学家遇到的问题是，既要为了提倡纳粹思想而号召人们学习理论，同时“令人担忧的是理论教育可能产生自由精神，而非惟命是从”（110页）。但是情况很快就令他们放心，很多犹太学者被驱逐出大学之后留下大量空缺，“留下的哲学家们迅速领会了做合作者的潜在好处”（112页），因此即便像“犹太人问题研究部”这样极端邪恶的部门也能迅速笼络到“热心的哲学家”。（113页）然而，真正让希特勒的梦想得以实现的还离不开法律的制定，卡尔·施米特满足了他的愿望。作者论述了施米特如何从对纳粹的怀疑、厌恶转变为支持、效忠：“一份与纳粹党的浮士德式合同似乎已经签订。但动机是什么？因为害怕吗？为了换取保护，施米特将会全身心地效忠。”（130页）他果然马上获得好处，成为柏林大学教授、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法学会会长等职位和荣誉。于是他为希特勒制定了第三帝国宪法的法律哲学框架，宣称要保卫党和国家统一的法律，希特勒身兼国家元首与党的领导人的双重身份是关键。（131页）在纳粹时代，学术当然不可能是象牙之塔或思想家园，令人心寒的是，许多知识分子竟然似乎是专制独裁者的天然朋友。与合作者相反的另一面，是本雅明、阿多诺、阿伦特、胡贝尔等不合作者所遭受的迫害、流亡、自杀，这真是“通行证”与“墓志铭”的选择。直到今天，仍然令作者感到不平的是，后者即便成就斐然，也从未被英语学界承认为哲学权威。（324页）虽然有人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予以解释，但是无论如何，哲学源于“道德科学”这个传统是不能舍弃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失去警惕，“希特勒的哲学种子也可能会被播撒给下一代吧？”这是作者在“后记”写下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