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伊朗｜福柯谈伊斯兰革命：无灵世界之灵

1978至1979年，伊朗爆发了反抗巴列维国王的“伊斯兰革命”，福柯作为意大利《晚邮报》的特派记者，几度造访革命中的伊朗，前后发表15篇文章和访谈，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掀起无数讨论。福柯表现出的对伊斯兰革命过分的热情和过于正面的赞颂，后广被知识界诟病为福柯犯下的错误。

四十年后，澎湃新闻组织翻译了“福柯在伊朗”系列，回顾当时在知识界掀起的关于伊朗革命的讨论，我们将从福柯和反对福柯的不同声音呈现当时的讨论，以期引领中文世界的读者回到今天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前夕的那个历史现场。革命现场的复杂性远远不是被今日人们所热衷于回溯的现代世俗主义与保守伊斯兰主义的冲突，并以保守的复兴终结了这一场冲突。相反，革命的驱动力远不止伊斯兰主义者，工人、学生、妇女、西化的中产阶级、世俗化的知识分子、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一起走上街头，通过伊斯兰这个可以容纳“集体意志”的集体仪式，反抗殖民、反抗西方跨国公司对伊朗石油资源的掠夺，拒绝暴虐专制且作为西方代理人的巴列维国王，也拒绝这么多年、这么多世纪以来组成其政治命运的一切。

伊斯兰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福柯看来，并非意识形态，而是一场抵抗的仪式。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就像是对找到一种能从根本上变革他们的主体性的东西的保证。在福柯看来，伊朗革命不同于任何现代革命，这场革命是围绕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组织起来的，他将这个概念叫作“灵性政治”（spiritual politics）。

这篇著名的访谈《伊朗：无灵世界之灵》（Iran: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最初发表于访谈者克莱尔·布赖尔（Claire Brière）与皮埃尔·布兰切特（Pierre Blanchet）《伊朗：借上帝之名的革命》（227-41）一书的附录中，该书于1979年三月首次出版。布赖尔和布兰切特是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驻伊朗的记者。书中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评论是态度较为中立的。

布赖尔：我们可否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就像你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对于伊朗发生的事情，我也和你，以及许多其他人一样，被深深吸引住了。这是为什么？

福柯：我想先回到另一个可能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它可能会在思路上给我们一些启发：是伊朗事件的哪种特点激怒了左右两方的这么多人呢？伊朗的事务以及其展开的方式没有在人们心中引起毫无疑问的同情，比如说对于葡萄牙或者尼加拉瓜的那种同情。伊朗事件并没有引起我的直接同情，却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反应。让我举个例子吧：有个你很了解的记者，她在德黑兰写的一篇文章登载在了在巴黎的杂志上，文章最后一句谈到了伊斯兰起义；她发现这句话被随意添进了一个形容词，“狂热的”，这肯定不是她自己写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正体现了伊朗运动引起的那种愤怒情绪。

布兰切特：对于伊朗事件，可能会有这样几种态度。首先是经典、正统的极端左翼的态度；我可以引用各个支持伊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整个极左阵营、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小团体的观点：他们说伊朗的反抗是宗教反抗，但这其实不重要——宗教只是个幌子，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这场斗争本质上和越南的一样是一场经典的反帝斗争，只不过它是由霍梅尼这样一个宗教人士领导的，霍梅尼说不定也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人道报》（L’Humanit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共产党（PC）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和托洛斯基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如社会党（PS）这种中间左翼和与《解放报》有关系的那些边缘左翼，则从一开始就被事件激怒了。他们或多或少会持这样两种观点：首先，革命意味着头巾，是复古主义，至少在女性问题上是一种倒退；第二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我们的确能感觉到这一点：如果宗教领袖们掌权并推行他们的政策，难道我们不该担心这又将是一个新的专政吗？

福柯：或许可以说，除了这两种不满情绪外，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在我们的政治头脑看来十分古怪的现象时，还有一种或许是诧异的情绪在。伊朗的现象从广义上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涉及到整个民族起来反抗一个镇压着它的权力。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动力识别出革命来：其一是社会矛盾，即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其二是政治动力，也就是说有一个先锋阶级、政党或者政治意识形态，一个将整个民族都凝聚起来的矛头。而现在在我看来，这两种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决定性迹象和明显标志的动力，在伊朗都找不到。那么对我们而言，一场既找不到社会内部冲突、又无法指出一个先锋队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呢？

布兰切特：我在德黑兰大学遇见过好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场了不起的革命中，甚至比他们原本设想、期待、梦想过的革命更剧烈。当被问及他们对此的看法时，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都是：“这的确是革命情势，但没有先锋队。”

布赖尔：关于伊朗，我最常听到的反应是，人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当人们称一场运动是革命性的，西方人、包括我们自己，通常会持某种进步的观念，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向进步的方向改变了。但一涉及宗教现象，这一点就很变得可疑了。确实，这次宗教冲突的出发点是十三世纪的观念，人们以它们为由反对国王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提出了社会正义等与进步性的思想和运动相一致的主张。不知道你在伊朗时是否能把握这种激烈的宗教冲突的本质，至少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伊朗人自己也陷在含混性中，他们的语言、承诺、表达等都包含很多个层次。这个人说“霍梅尼万岁”，他是真诚地信仰宗教的；另一个人说“霍梅尼万岁，但我不怎么信教，霍梅尼只是个象征”；还有人说“我还是挺信宗教的，我喜欢霍梅尼，但更偏向沙里亚特马达里（Shariatmadari）”，后者是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女孩戴头巾以表明她反对政权，另一个半世俗化、半穆斯林的女孩不戴头巾，却说“我是穆斯林，霍梅尼万岁”……这些人的态度有许多个层次，但所有人还是异口同声地高喊“霍梅尼万岁”，不同的层次就通通消失了。

福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这本富有洞见的书或许能帮我们理清困惑。福雷区分了1789年革命前就已展开，革命后还延续了许久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与革命事件本身的特别性；是人们内心深处的特别经验，甚至还有他们每天搭起戏台、在剧院观看的东西构成了革命。我在想这一区分是否也可以适用于伊朗。确实，一系列无可置疑的矛盾贯穿了伊朗社会，但这场持续一年的革命事件同时也是人们的内在经验，一场被不断重拾的礼拜仪式、共同体的经验，等等，这些无疑都与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但没有以直接、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宗教——这一对人极具号召力的因素——的角色、它的位置同政治权力的关系、它有关斗争与牺牲的内容，等等，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帮助掩盖矛盾或在众多利益分歧之间建立起神圣的同一同盟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词汇、一场仪式和永恒的戏剧，人们可以把“人民以其存在与主权相竞争”的另一场历史性戏剧镶入其中。

布兰切特：令我惊讶的是所有人都起义了。我是说，所有人。以阿舒拉节的示威为例，你可以统计一下参与人数，排除小孩、残疾人、老人和一部分待在家里的女人，你会发现除了那些依赖政体生活的寄生虫以外，整个德黑兰都在街上喊着“打倒国王”。甚至是那些一向赞同政体的人、那些一个月前还支持立宪君主制的人，也喊着“打倒国王”。这一刻始终是令人惊讶且独一无二。显然，过一段时间事情会稳定下来，不同阶层和阶级会再次显露出来。

福柯：这场革命事件有好几个典型特征，它揭示出的其中一个事实——这历史上很少有人经历过的——是一种绝对的集体意志。集体意志是个政治神话，是法学家和哲学家用来分析各种制度或将它们合法化的。它是个理论工具：没人真的见过“集体意志”，在我个人看来，它和上帝、灵魂一样，人永远都不会遇见它。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们在德黑兰、在整个伊朗，确实目睹了人民的集体意志。好吧，这是值得庆祝的，毕竟不是每天都能发生这种事。更进一步说（在这里人们可以讨论一下霍梅尼的政治直觉），这种集体意志还被赋予了一个对象、一个唯一的目标，那就是让国王下台。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集体意志总是普遍的，但在伊朗这里它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完全明确、特殊的目标，并因此冲入了历史。当然，在独立斗争和反殖民战争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现象。这次伊朗的民族情绪是相当强有力的：拒绝向外国屈服、不愿再让国家资源被劫掠、拒绝依附性的外交政策，美国无处不在的干预已经使国王被视作西方的代理人。但在我看来，这种民族情绪只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拒绝的一部分：全体人民不只是对境外势力说不，更是对这么多年、这么多世纪以来组成其政治命运的一切说不。

布兰切特：1967年我们去了中国，在那里我们也感到了同样一种集体意志。无论如何，我们感到有某种强大的东西正在展开，全体中国人都怀着某种很深的渴望，比如关于城乡关系、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也就是对于按照中国传统方式规定下来的一切事物的反思。在北京，我们感到全体中国人都融合成了一个“人民”，事后才发现，我们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了那种情绪中。因此，这次对于是否让自己也被卷进伊朗的事态中，我们有时是犹豫的。

福柯：但如今的伊朗革命使我惊讶的是它并不包含各部分间的斗争，它如此绝妙而严肃的原因在于这场革命中只有一种冲突，即全体人民与国家——其正用武器和警力威胁人民——之间的冲突。我们用不着把形势描述得极端化，就能立刻发现一方是人民的全体意志，一方是机枪。虽然形势变得愈加紧张，但每次事件都几乎一模一样，它的形式和性质并没有任何变化，是一次单一的示威的重复。西方报纸的读者可能已经感到厌烦了：哦，伊朗又示威了！但我相信这样不断重复的示威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味，我们必须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示威（demonstration）”这个词：人民正不知疲倦地展示着（demonstrating）它的意志。当然，国王的倒台不只是因为示威，但它无疑是由一种不停地展示出的拒绝所引发的。这些示威与集体行动、宗教仪式和公共权利的表达相关。它更像是古希腊悲剧：集体仪式与权利原则的重演共同进行。一场行动正在德黑兰的街上展开——政治、控诉性的行动，废黜最高统治权的行动正通过宗教仪式共同展开。

布兰切特：关于集体意志这个问题，使我震撼——我有时为伊朗着迷，有时又被它激怒——的是，例如有一次学生们过来对我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一个人，我们都信奉《古兰经》，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之间没有区别。你要把这一点记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我们都很清楚人们是有区别的，我们清楚，比如知识分子、商贩小团体和中产阶级担心会走得太远；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追随了革命的进展，这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

福柯：肯定的。伊朗的事情有一点很引人注目。伊朗（巴列维）政府必定是武装得最好的政府之一，它的军队强大而忠实（比人们想象得更忠实），警察也很有效率，他们的暴力和残忍经常能弥补他们的不知变通；况且，巴列维政府还是一个由美国直接支持的政权，它有整个世界作为依靠，被大大小小的国家环绕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情况都对它有利；再加上伊朗有石油，这可以给国家提供足够用的收入。可尽管如此，人民依然奋起反抗了：当然，人民是在危机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起义的，但伊朗那时的经济困难并不足以激起那么多人上街、使成千上万的人赤手空拳地面对机枪的扫射。这个现象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布兰切特：相比而言，可能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比伊朗那时的困难大得多。

福柯：可能吧。但无论经济有多困难，我们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会人民起义并说：我们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起义的伊朗人对自己说——这或许正是起义的核心——“当然，我们要变革政体、赶走这个人；我们要结束行政的腐败、改变整个国家，改变它的政治组织、经济体系、对外政策。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改变自己。我们生活的方式、与他人和事物的关系、与永恒和上帝的关系，等等，都要被彻底改变；只有当我们的经验像这样彻底地转变时，真正的革命才能实现。”我相信正是在这里伊斯兰教发挥了作用，可能是它规定的某些义务、某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鼓动了人们的热情。但最重要的就伊朗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言，宗教就像是对找到一种能从根本上变革他们的主体性的东西的保证。教义艰深的什叶派（Shi’ism）正是这样一种伊斯兰教：它在单纯和外在地遵循规范，和对精神生活而言真正深刻的东西之间做出了区分；我说伊朗人正从伊斯兰教那里找寻改变他们主体性的方式，但与此同时，能给他们提供身份认同的传统伊斯兰生活方式已经在那里了，因此他们将伊斯兰教当做革命性力量来实践的做法，并非出于想更忠实地遵循律法的渴望，而是说，伊朗人有一种想通过回溯到某种灵性体验（他们认为这可以在什叶派教义中找到）来重建他们的整个存在的渴望。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说法，但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人们很少引用的话说，宗教是无灵世界之灵。

布赖尔：为了解释你刚才说的“这里的示威确实是示威”，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目击”这个字。人们总是说起伊朗的伊玛目侯赛因（编注：侯赛因的殉难是什叶派的开端，因此侯赛因被视为什叶派的精神领袖），现在谁是侯赛因？是示威者、目击者、烈士；通过受难，他展现了与恶的斗争，他的死比对手的生更光荣。那些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也是目击者，他们目击着国王和SAVAK（编注：由美国中情局扶植的、1957年成立于巴列维政府的秘密警察机构）的罪行、他们想要摆脱的政权的残酷，以及这一政权所体现的罪恶。

布兰切特：在我看来当人们提起侯赛因时似乎有个问题。侯赛因是个烈士，他已经死了。不久前，伊朗人不停地喊着“烈士，烈士”就赶走了国王，这是难以置信且史无前例的；但现在人们又该怎么做呢？人们不能再继续喊“烈士，烈士”直到每个人都死去、军事政变爆发。现在既然国王已经不在位了，整场运动就必然会分裂。

福柯：总有一天，我们正试图理解的这一令我们着迷的现象——革命经验本身——会逐渐过去。确实曾有一束光打在人们身上，使每个人一同沐浴其中，但这束光会熄灭。等到那时，不同的政治理论、不同的倾向会浮现出来，将会有妥协，有非此即彼的抉择；我完全不知道哪股势力会取胜，我想现在没有多少人能推测这一点。革命会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在另一个层次、另一个现实中展开的过程。我的意思是，我们此刻目睹的并非一种联盟（比方说不同政治团体间的联盟）的结果，它也不是各个社会阶级间妥协、在某些方面向彼此让步并在某些事情上达成一致的结果。完全不是，情况与这不同。将全体人民都卷入其中的革命现象总有一天将止步，到那时，留下的将只是不同的政治考量——这些考量是一直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的。比如某个政治集团中的激进分子，当他参与示威时，他的立场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有自己或这或那的政治考量，与此同时，他也是被卷进革命运动中的一个个体，或者说是一个起义反抗君主的伊朗人。这两方面是脱节的，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党派已经做出了或这或那的考量才起义反抗君主的。

布赖尔：这场运动中，库尔德人（Kurds）的情况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大多数库尔德人都是逊尼派（Sunnis），他们的自治倾向早已为人所知了，然而在这场运动中他们也用了同样的起义的语言。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会反对起义的，可他们却支持了起义，并说：“当然，我们是逊尼派，但首先我们是穆斯林。”当有人提起他们的库尔德身份时，他们的反应常常是愤怒、拒绝的。“什么？我们是库尔德人？”他们用库尔德语回答道，还需要有人翻译他们的话，“不，根本不是，我们首先是伊朗人，我们分担着伊朗的全部问题，也想让国王下台。”库尔德人的口号和德黑兰、马什哈德的几乎一样，都是“霍梅尼万岁”和“打倒国王”。

福柯：我认识一些在巴黎的伊朗人，令我震惊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感到害怕：害怕有人知道他们和左翼人士混在一起，害怕SAVAK的特工会听说他们正在看了这本或那本书，等等。九月的大屠杀刚刚结束后我就去了伊朗，我对自己说，我要去一座恐怖阴霾下的城市了，刚刚有四千人死过。结果是，虽然不能说我发现伊朗人民是快乐的，但至少这里并没有恐惧的气氛，而是有种强烈的勇气，或者说是，人们身处危险时可能会有的那种强烈的情绪虽还没有退去，但已经被超越了。在革命中，他们已经超越了一直指在他们每个人面前的机枪的威胁。

布兰切特：库尔德人还和什叶派的人在同一阵营吗？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还与神职人员在同一阵营吗？知识界还追随着霍梅尼吗？如果说当时死了两万人、军队向人民回击，如果伊斯兰共和国集权的表面下潜伏着内战的风险，我们将看到这一风险还会以奇特的方式再度显现。到那时人们可能会说：是霍梅尼胁迫了民族阵线，或者说霍梅尼不愿妥协、不愿尊重中产阶级和知识界的意愿。仿佛每件事情都要么是全对，要么是全错的。

福柯：的确，这可能同时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对于伊朗的看法都不对，你没有意识到那里到处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许多伊朗人是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的成员，我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我很赞同你的文章中的一点，即他们并没有试图把革命的现象拆解为各个构成要素，相反他们让革命的光束依然保持为一束光，尽管我们知道它是由许多束光构成的。这正是讨论伊朗问题的危险和有意思之处。

布兰切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一天晚上，我们在宵禁之后跟着一个很西化的四十岁女人出门，她曾经在伦敦住过；当时住在德黑兰北部（编注：德黑兰北部是富人区）的一座房子里。穆哈兰姆月（编注：穆哈兰姆月是伊斯兰历第一个月，也是全年第一个圣月，根据教义，本月不许打斗）前夕的一天晚上，她来到我们所住的工人阶级街区。街道各处都有枪火，我们带她进了一条偏僻的街道，去看军队、普通人和屋顶的扫射。这是她第一次徒步来这个区域，并和呼喊着“安拉胡阿克巴（编注：真主最伟大）”的普通人谈话。她完全被击垮了，并为自己没有戴头巾尴尬，不是因为她害怕有人会朝她脸上泼硫酸，而是因为她想要像这里的其他女人一样。但重要的不是这个关于头巾的小插曲，而是那些人对我们说的话。他们讲话的方式很宗教性，句末总加上一句“愿主保佑你”之类宗教性的表达。她也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语言回答了；她对我们说，“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说话。”她很感动。

福柯：然而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变成历史学家眼中的“上层阶级的集会”、“左翼大众运动”之类的事件。这将是一个分析性的真理。我相信当人们从伊朗回来时感到不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想要搞明白，想打听出一个对于已然构建的现实的分析性概括来。

布赖尔：我在反思我们西方记者经常持有的另一个解释框架。这场运动遵循的逻辑如此古怪，西方观察者好几次都忽略了它；十一月份“民族阵线”失败了的那场罢工，和为黑色星期五（编注：1978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逾千名示威者在德黑兰聚集，安保部队开火杀死数十人，这一天后被称作黑色星期五）哀悼的第四十天都是这样。黑色星期五是可怕的，因此人们设想第四十天的哀悼将是很感人、很痛苦的。结果到了第四十天，许多商店都重新开门了，人们似乎也不怎么难过，然而之后运动又按照它自己的逻辑、节奏和气息重新开始了。在我看来，尽管德黑兰那里的革命节奏是混乱的，但总的来说伊朗革命运动所遵循的节奏就像一个人——他们就像一个人一样行进——遵循着集体的节奏，呼吸、变得疲惫、调整呼吸、又再次进攻。哀悼的第四十天早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示威，贾莱广场（Djaleh Square）的屠杀之后，伊朗人又喘过了气来。但那几天爆发的罢工如接触传染一般，令人惊讶地将起义重新发动了起来；之后是新学年的开始、德黑兰人愤怒的回击、朝西方象征开火。

福柯：还有一件令我很震撼的怪事是人们将石油作为武器的方式。如果说这场革命有什么直接敏感点的话，那就是石油了，它既是罪恶的起因，也是绝对的武器。以后某天我们可能会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显然，罢工及其策略似乎不是提前规划好的，而是说在某一节点、某一时刻，在没有任何自上而下的指令的情况下，各个城市的工人就自行组织，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开始罢工了。这种罢工无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作中止、生产停顿，它显然是一种声明：石油属于伊朗人民，而不属于国王和他的委托人、合作伙伴。罢工是以国家性的再分配（reappropriation）为目的的。

布赖尔：那么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保持沉默，就是自欺欺人——我必须得说，当我作为一个人、一个外国女记者，面对这种一性（oneness），这一普遍意志时，我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就好像这种一性要求每个人都遵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不遵从它的人都要倒霉。在伊朗，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一类问题；欧洲人常常对伊朗问题持保留态度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整个起义都很好，没错，但是……

福柯：有一些示威至少在口头层面是持激烈的反犹主义立场的。有些仇外的示威指向的并不是美国人，也包括在伊朗工作的外国工人。

布兰切特：这无疑是统一性的另一面，有些人会被冒犯。比如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脸上被打过好几次，因为人们以为他是美国人。“不，我是法国人”，他抗议道，然后示威者就拥抱他，说“首先，别在报道里提这件事。”我也在思考示威者们所提的专横的要求：“记得写上有几千个人牺牲，上万人在街上示威。”

布赖尔：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不同的文化对真理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此外，这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当你赤手空拳、埋葬死者、无论是真的还是在想象中驱赶走恐惧，你就会显得更有说服力。

福柯：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和我们并不相同，他们的态度是很特殊的，尽管如今这种态度也已经很普遍了。希腊人和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都有他们各自的对真理的理解。伊朗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宗教的，宗教既有通俗的形式，也有深奥晦涩的内容；也就是说，所有以法律形式明确地说出来的东西也都指向另一层意义。因此在他们看来说一件事而指另一件事并不是应当谴责的含糊其辞，相反，这一层附加的意义是必须有且被高度赞扬的。人们所说的东西在事实层面常常不成立，但它指向的那更深层的意义是不能被“准确”、“观察”一类的说法涵盖进去的……

布赖尔：使我不安的不是这个。但人们一遍遍地对我说所有的少数群体都要被尊重，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尊重少数族裔，这使我很不满。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无论如何，我肯定这种事还会在别的地方发生——九月示威时，作为女性我蒙着脸、戴着头巾。他们想阻拦我和其他记者一起上卡车，那时我已经走很长的路了。我在卡车上的时候，周围的示威者还想阻止我站起来；然后有人开始大喊（这很令人讨厌），因为我穿着凉鞋，没穿袜子。我顿时感到极不宽容。但周围还有五十来个人说：“她是记者，必须跟在游行队伍里，让她下车是毫无理由的。”当有人跟你说——虽然伊朗确实有很多反犹言论——只要犹太人不站在以色列一方，他就会宽容他们时，或者当有人发出匿名信时，革命运动的可靠性就会受到影响。这场运动强大的力量在于它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一旦它觉察到有一点分歧，就会感到受了威胁。不宽容确实存在，我相信它也是必须的。

福柯：让伊朗运动如此剧烈的原因有两重：在一方面，有一个被非常强烈地、政治性地表达出来的集体意志；在另一方面，有一种剧烈改变普通生活的愿望。但是这种双重肯定只能基于传统，基于充满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排斥性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于个人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面对政府如此可怕的武装力量，人们不能让自己感到孤身一人、无所依凭。除了国王的下一任继承人以外，另一个我同样感兴趣的问题是：一年来鼓动人民面对机枪的这场单一的革命运动，是否有力量冲破它自己的阵线，并超越那些一直以来是它的基础的东西？一旦最初的激情退去，支持者们是否也会散去？或者他们能否扎根下来并变得更强大？许多欧洲人和一部分伊朗人都期待着世俗化进程能登上舞台，我们熟悉的那种进步的、经典的革命能得以展开。我也很好奇伊朗人在这条奇特、独一无二的道路上——反对自身命运的顽固性、反对几个世纪以来既定的一切，并争取“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会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