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最早否认“阳明学主导明治维新”？

从1895年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到1924年11月23日最后的东渡，孙中山先生先后10多次到日本，在日本居住10余年。1900年惠州革命后，他甚至把日本当作革命根据地，集结革命同志、补给武器资金、广交日本朝野人士。他的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感化了许多日本人，他的思想也在这一期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得以成熟。日本阳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包括梁启超、宋教仁、章太炎乃至蒋介石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再将之返销中国。孙中山对于阳明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过程中对日本阳明学作了一些修改、甄别，并有所发明。

关于“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

孙中山先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日本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不加辨别地接受了日本阳明学，其中包括“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这一观点。

1905年孙中山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这样说道：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从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

由此可知，孙中山对日本阳明学，主要接受了两个观点。

一是明治维新的豪杰们在阳明学的影响下投身维新运动，建立了“大功”。

二是阳明学的主要学说为“知行合一”说。

根据笔者的研究，“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这一说法其实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只是由下面这样一些论证而得以成立的。

最先提出明治维新成就于阳明学影响的，是1893年三宅雪岭的《王阳明》一书。雪岭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从中江藤树到西乡南洲(隆盛)的日本阳明学的系谱，并将阳明学概括为“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三点。但是雪岭对阳明学和维新的关系并没有直接论证，只是提出西乡学过阳明学。且雪岭对当时高捧吉田松阴的社会风潮颇有微词。

1893年出版的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一书，将明治维新原动力归结于发挥对外的危机的“国民精神”和建立“民族主义”，将吉田松阴描写为一个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式的“革命家”。而他又提出松阴是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于是明治维新初步和阳明学挂上了钩。

再次是高濑的《日本之阳明学》一书，他没有经过论证就直接宣布：

当幕府穷途末路时，英雄豪杰佐久间象山、锅岛闲叟、吉田松阴、高杉东行、云井龙雄、横井小楠等兴起。他们皆以阳明学练习其心胆，高其气格，贯穿道理心肝，填补忠义骨髄，死生谈笑见，能成就撼天动地大事业。

最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一书，从哲学上论证了作为阳明学者的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理论和学术。

可见这样一些论证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可以欺骗世人，但对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先知先觉却只能是暂时的蒙蔽。果不其然，1917年开始发表的《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先生这样写道：

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

对阳明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直接否认。据我们所知，孙中山先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在现代也有重要意义。

1905年孙中山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中，肯定了日本阳明学以及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作用。但在十多年后，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对于这个见解，有的人不以为然。譬如有人说：“他一直不了解王阳明，他对王阳明的批评是不相应的。”但这恰恰是批评者对日本阳明学不了解才造成的荒谬批评。

首先，日本阳明学对“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的论证，其实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笔者经过调查，发现日本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论述，只有前文提到过的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高濑铁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间接性论证而已，再就是1915年桑原天泉的《明治维新と陽明学》和1965年安冈正笃的《明治维新と陽明学》之类的社会启蒙通俗读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学者从正面加以专门论述，属于“皇帝的新衣”似的假命题。孙中山先生一下子戳穿了这个谎言。

孙中山先生还正确论述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他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得于“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的“师夷”之功。拿现在的话说叫作打不赢外国，就虚心去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乃至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历史事实是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全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政府自上而下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废藩置县、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而这些和日本阳明学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中山先生反问，如果明治维新的成功和阳明式的空谈有什么关系的话：“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类似明治维新的成功没有在阳明心学的故乡中国取得效果，其关键在于：

此由于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故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由是观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过不能阻朝气方新之日本耳，未尝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气既深之中国，则适足以害之矣。

讲日本最终还是为了救中国。孙中山认为，救国、改造社会、实践三民主义之类的革命实践，首先得像日本那样“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于是他提出以“知难行易”学说代替传统的“知易行难”理论，以“分知分行”取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

他认为“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因为人类有些问题实行了几千年，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思想根源于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的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强调的是“知”。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的问题和那个“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的古人一样，属于信仰问题。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

从上可见，孙中山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得到了启发，但这种启发绝非日本阳明学只强调过程的“知行合一”，而是“知难行易”说；有“知”的“行”，有目的的“行”，而非日本阳明学强调的无目的性的“事上磨练”。

同时，孙中山先生认为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也有“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之处。因为：

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

时代不一样了，“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王阳明的“知”是指一人之认识，而孙中山先生的“知”包含很广。加拿大学者秦家懿认为，“知”应该包含“哲学之良知”和“科学之真知”（秦家懿：《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中正先生“力行哲学”会通一贯之体认》，载《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台北：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5年，第56页。）蒋介石认为，“知”应分为“科学之知”和“德性之知”，即“修养上良知上的知”。而笔者认为如果就革命而言，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知”，还包括革命理论在内，他说：

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

推翻旧政权和建设新社会都需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这就叫革命的“知”。而革命理论往往是革命家的专利。所以他晚年特别注重于“孙文主义”的建设和宣传，以“主义”作为“行”的理论依据。

结语

本文通过对“阳明学成就了明治维新”以及“知行合一”说，简要地论述了孙中山对日本阳明学的接受、批判和改造。想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孙中山思想中其他一些和阳明学有关的东西，诸如“心为万事之本源”等，也都不是五百年前的那个中国明代的阳明心学，而是受到了“日本阳明学”的影响。同样诸如梁启超、宋教仁、章太炎乃至蒋介石等当时所推崇的阳明学，也不是五百年前的那个中国前近代的阳明心学，而是日本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