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原中央特科战士姚子健逝世，由潘汉年介绍前往延安

澎湃新闻记者从姚子健先生亲友处获悉，原中央特科战士、原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姚子健于2018年1月12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此前报道，2017年5月23日，姚子健还曾参加了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英雄儿女品牌联盟主办的中央特科90周年纪念会。

2017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栏目曾多次前往姚子健位于北京地铁1号线八宝山站附近一座老式居民楼的家中进行采访。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根据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栏目报道，当时姚子健的父母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开了一家茶馆。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学校不要学费、不要饭钱，还给每位学生发一套衣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他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吗？不是。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他心里燃起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怎么加入？他不知道，只好先工作着，但随时为入党做准备。

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当时，学校分了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我就选印刷专业吧！”

当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乡好友舒曰信入了党，并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诚，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为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当时，国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从成摞地图中抽出一两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姚一群说。

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苏区。“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姚一群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

地图有多重要？姚子健先生的儿子姚一群讲了个例子：“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一次，姚子健在单位突然碰到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吴锡峻。而吴锡峻的身份，是时任汤恩伯部队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二人从未在国民党机关内部见过面。为防止见面后引人怀疑，情急之下，姚子健扭身就走。

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绍：“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七七事变”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姚一群说到这里，一旁的姚子健打趣道：“‘熊’不‘熊’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

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生涯，怀揣这两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它们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鲁自诚说：“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姚子健。

“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只有鲁自诚留下了这段评价。那个年代，选择干这个，就得随时准备牺牲，牺牲了也没人知道。”姚一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