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17岁的我写自己如何在餐桌上寻找乡土 | 三明治

原创 西西 三明治

2000年，建筑设计师爸爸乘着经济浪潮，从台湾来到上海。妈妈跟着来，在菜市场里慢慢跟阿姨在一把小葱、一个牢骚中建立点头之交；找到超市里没有腥味的猪肉；用台湾食品店买来的食材慰藉乡愁。作为第二代移民(The Second Generation)，妈妈的料理就是我的温柔乡，是我接触那个血缘上的“故乡” 的一手资料。

然而那个故乡的界限，在似海的光阴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17岁的我不断地往前追溯，追溯回妈妈的祖先——从广州梅县移民到苗栗的客家人，追溯回爸爸长大的眷村，爷爷17岁离开的湖南家乡，我出生的休士顿凯蒂(Katy)小城。

我究竟还是没有寻到根。我在美国出生，在上海长大，会常常回到台湾。或许所有的移民后代，都是浮萍。我们的故土，是涌动的深蓝色，有随风而起的海拔。但人类无法摆脱对土的依赖，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土地的馈赠——植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是陆地的继女。

也许是出生后就常常飘在大陆板块间，根系并没有扎根于任何一个地方，对“土”这个元素尤其陌生。这个月的任务是重新认识世界，写写大自然，食物，和我的关系。从味觉感受大地的馈赠和生命的起源，可能是最原始、最触手可及的方式。

原来家里有一块田是很奢侈的。

妈妈从小在苗栗客家村长大。她的故乡，大部分人没有听说过，甚至很多台湾人都没去过。从广州逃难来的客家人在这块贫瘠的红土地上耕作，世代为农，自给自足。这里一直保留着土的清新和空旷的视野。

现在，我晚上走在上海陕西南路的街上，心里仍然会毛毛的。但是10岁的时候，从来不害怕夜灯稀疏的苗栗经国路，不害怕哭泣的风，不害怕绿眼睛的猫。

这块土地，非常不一样。也许是和这里所孕育出的绿色生命有关。

每年暑假回台湾，印象中是绿竹笋和地瓜叶疯长的季节。阿嬷用小镰刀割下地瓜叶，一捆捆整齐排在菜地里。阿姨们收了，带到家门口前的石桌处择菜，有一搭没一搭聊着：谁的朋友癌症末期了，隔壁姨婆又为了什么追着他们家小男孩跑。不过我从来没认真的学过择菜，视线总是被飞来飞去的蝴蝶，蜻蜓吸引着。

这时候舅舅应该在后院挖竹笋，“没挖出来就长成竹子了，怎么吃？”我的家人喜欢反问句。绿竹笋埋在土壤里的部分很甜很脆，露出来的会有点苦，但会回甘，不涩，仍然是好吃的。

一星期有三天会在餐桌上看到炒竹笋、竹笋汤、炒地瓜叶。这个时候九层塔就是秘密配方了——给所有食物施法，让他们不这么无聊。一点点香气，一点点辛辣，味蕾就很满足了。苗栗的土地很贫瘠，缺水，九层塔居然也自己长了一大丛。妈妈炒菜的时候会派我和姐姐提个篮子去摘九层塔，要奢侈地摘最顶层的嫩叶，她会特别嘱咐，还加上反问句：“老的叶子怎么吃？”

我们心安理得的接受大地与气候的精心安排，吃季节自助餐——夏天是绿竹笋和地瓜叶，冬天是丢进火里烤的地瓜（台湾春秋季不分明）。

我只吃过一次用炉火烤的地瓜。从焦黑的外皮中露出金黄的馅，木头的香气，刻在了记忆里。每年冬天，在上海的街头闭上眼睛闻，总觉得那个齁甜的气味少了一点什么，可能是家的味道。

小时候我不爱吃地瓜，姐姐喜欢。阿嬷种的土地瓜干干的，甚至咬一口后，手上那半截会裂开来，像她田里的泥土一样。同时满嘴是地瓜纤，又不太甜。

６年级的时候，我回台湾过年。阿嬷老了，种不动地瓜了，大姨丈接班了。被诊断出癌症后，医生说要多晒太阳，所以家里的农活他接管了一半。大姨丈是博士，做事情仔细讲究，把品种换了，细心照料，成熟后的地瓜圆鼓鼓的。

舅舅说等阿公洗好澡后，炉火熄掉，把地瓜埋在木炭里，烤出来的地瓜才香。

乡下空旷，后面又是一片竹林，风吹进房子，冷飕飕的。我跟姐姐蹲在炉火前，看一片火海一寸寸吞噬着木头的节疤，火星上蹿下跳。舅舅抱怨道，每次烤地瓜阿嬷都要念他，因为烟囱坏掉了，厨房会乌烟瘴气，但是他明明已经用竹子补起来了。我抬头看，一根微微发黄的竹子连接着灶台和屋顶，颤颤巍巍。

烤好的地瓜沾满木炭，舅舅很细心，慢慢把皮都剥掉了，金黄的地瓜肉冒着热气，明明晚餐吃得很撑，大家的手还是不停地伸向装地瓜的小盒子。

为什么再也没吃过，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阿公走了，大家不愿意回来听阿嬷念念叨叨；可能是大姨丈癌症五年未曾复发，没有再种地瓜了；也可能两者都有。

我慢慢爱上吃地瓜。曾经试过用烤箱，用空气炸锅，不是没熟，就是过火。上海买到的地瓜多半是橘黄色的，很甜，口感不如苗栗的扎实。

有一次爸爸去莫干山出差，带回来农民在路边卖的地瓜，瘦瘦小小，很不起眼，但似乎有大姨丈种出来的那种香气和扎实的口感——一点点的甜味，没有喧宾夺主。只是我始终没有找到那年冬天的味道。

后来阿公走了，阿姨们不再回家看了。阿嬷年纪也大了，她每年春天不再插这么多苗，有些菜坐免费公车从菜市场买回来，也便宜。

不过我想，九层塔可以自己生长，应该常出现在阿嬷的餐桌上吧？

阿嬷喜欢吃怪怪的食物，例如水煮秋葵。煮出来的秋葵自带粘液，吃完后要配好几口干爽的白饭，才能把粘液吞下去。“健康啊。” 她总是这样说。

我对秋葵的初印象并不太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冒险精神才吃的，没想到慢慢也就习惯了。

后来发现，新鲜辣椒加酱油调一调，淋上去，瞬间变身。这样说来，我喜欢的可能是辣椒酱油的味道。

后来，姐姐也慢慢喜欢上秋葵，是经常被我们两个翻牌的暑假菜单。秋葵是超级方便的蔬菜，盐和胡椒调味，放进空气炸锅里10分钟，超有嚼劲，比水煮的好吃。

今年暑假，每天都像在厨房做实验，劈里啪啦的生煎，微波炉西兰花，要用蒸笼布过滤的蔬果汁，不过也偶有佳作。原来，空气炸锅秋葵不放油会烧焦是个伪命题！

“上面白白的是盐吗？”

“对啊，我撒太多了吗？”

“不知道耶。以前怎么不会？”

“可能是以前和冷冻虾仁一起放进空气炸锅，虾仁上的冰融化了……”

“你是不是没放油？”

“啊……忘记了。”

不过姐姐的配方，好像比加了油好吃。油不会被秋葵吸收，会融化表面的盐颗粒，炸出来的秋葵会趴下去，像泄了气的气球。不放油，多了一分脆，而且鼓鼓的。可以手拿着蒂，好像在吃百奇饼干。似乎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骗小朋友吃蔬菜的方法！

有一段时间，妈妈很喜欢包饺子。吃饺子一定会配上西兰花，用橄榄油和海盐拌，淡淡的清香。或许是因为西兰花不像其他蔬菜，水煮后口感涩涩的；或许是每次冰箱只剩下西兰花。

14岁开始，我不再吃饺子了。家人吃饺子的时候，我用西兰花配饭。“你吃一个嘛，吃了又不会死。” 妈妈总是用很愤怒的口气说，好像我不吃是对她厨艺的挑衅。

“今天的皮擀得很成功，馅也和的很好，吃一个吧。” 爸爸是鼓励的语气。

姐姐则是退而求其次型，“你可以吃一半，另外一半我帮你吃。”

“不要劝她了啦。每天做菜真的很烦，又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妈妈用一句话结束所有的对话，餐桌上只剩下碗筷的碰撞声。

可能是自我意识在体内疯长，伸出了家庭食物和长幼规则为我框起来的边缘。我的执念，我的身材，我的喜好，我的骄傲，比一切都重要。14岁的我不知道的是，那个疯长的自我意识，不是“我”，七嘴八舌的社会与见缝就钻的营销孕育了她。这从野草，在妈妈对我、甚至对她自己的怒火中越来越茂盛。

但每次争吵后，心里会出现个无底洞。我填进好多好多西兰花，它仍是空的，甚至胃抗议道它不想再吃，通过神经传送呕吐的感觉时，我还是机械性的塞。最后一朵，沾满了没化开的盐颗粒，是眼泪的味道。

于是好几次吃西兰花，都是眼泪的味道。

渐渐地，我累了。妈妈可能也察觉到她的“对手” 的疲惫，有些同情，慢慢也和我站在同一战线。她的怒火灭了，我心里的野草好像也凋零了。

去年夏天，和几个小学同学的家庭一起去千岛湖。因为千岛湖的饭菜油腻，我吃不下去，干脆没有去餐厅。妈妈回程买了菜，在民宿布满灰尘的厨房里帮我煮了一碗西兰花番茄汤。汤很清淡，没有什么咸味。

“大家都会觉得我不负责任，把你养得病恹恹的。” 妈妈仰面躺在我身边，靠着床头，拇指一圈圈地揉太阳穴。我看不见她的眼睛，但是一边吃一边哭，西兰花尝起来，还是眼泪的味道。

此后西兰花也常出现在我的“私房菜”中。家里吃饺子，小龙虾，泡面的时候，或者是我暑假出去上课的时候，妈妈都会特别准备我的一份。

西兰花有烫太久吗？虾这次是用烤的，跟煎的比哪种好吃？盐够不够？她每次都会问好几句，好像我是帮大厨试菜一样的人。

昨天去参加净摊活动，集合时间是13：30。妈妈已经对我的习性了如指掌，准备了便当，让我在巴士上吃。我一边吃一边想，这四年来，是她在成长，一步步摸清我、食物和她之间的微妙界限，避开不必要的眼泪和伤人的话语。

西兰花也许是她的秘密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我烫的西兰花永远不够脆，不够清甜吗？

“今天的礼物。” 每次雁子送来东西，我们家就会有一个人负责拍照，传送到家庭的微信群里，告知不在家的那一位。

雁子是我对门的邻居，去年才搬进来。她搬进来第二天起，就经常敲响我家的门，提着袋子，匆匆塞给我她朋友做的馄饨，Costco的柚子，佳思多(一家台湾商店)的绿竹笋.......又匆匆的为腾不出手的我把门关上，似乎担心我们还给她。

一开始，她常送些馄饨面包这一类半成品，还有乌梅条蝴蝶酥等小零食。妈妈一向不喜欢家里东西太多，跟她说别再送我们，我们很挑食。雁子只是笑笑，渐渐摸清楚我们的口味，改送水果和蔬菜。虽然雁子不太会做菜，她挑水果蔬菜的手法却是一绝。常常勾起我家对在台湾餐食的回忆。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了，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好心。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她的爱心，只好每天打了豆浆放在她门口，做饭做多了就给他们家一份。两家人似乎在过家家，每天期待着来自对门的惊喜。

昨天晚上雁子送来一颗台湾高丽菜，台湾的品种，叶子绿中带淡黄，圆圆的一颗，很可爱。叶片比较薄，口感脆，淡淡的清甜。“刚好家里没菜了。” 妈妈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隔壁栋的翁小姐六十多岁的样子，常穿一身浅色的衣服，骑脚踏车出门。样子上完全看不出，我住的小区，是她家族的企业盖的。

一向和她没什么交集。不像隔壁邻居雁子，见到人笑笑的。也不像一楼王小姐，会聊几句天气和疫情。翁小姐总是板着一张脸，除非有事找你，不会说“你好”。

我和姐姐暗暗地讨论过几句：“那个翁阿姨从来不跟我们打招呼欸。”“她有时候浇花喷到人也不说对不起之类的。”

不过爸爸说她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在我们家接管公共花台之前，是她放长了接在楼下的水管，早晚给花草浇水。又骑脚踏车去买来了漂亮的荷花和月季装点整片的绿色。这里大多花草其实是一楼邻居种的，他们搬走后，就无人看管。

我家在花台种了些香料之后，我会在每天早上八点之前去浇水。那天我照例浇花，看到翁小姐从公寓楼里走过来，对我指导了几句：“现在天气很热，早晚各浇一次水。像这个绣球，还有迷迭香，水要多。” 其实这些话她对爸爸说过，那时我也在旁边。

“谢谢你啦，你很用心。” 翁小姐拍拍我的肩膀，还难得地露出笑容，脸上的皱纹让她看上去比平时柔和。她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在原地。这是她唯一一次看着我说话。

还没从惊讶中缓过来，翁小姐又过来，手上拿了一把香椿。

“这个香椿，很健康。一定用水焯45秒，因为它里面有亚硝酸盐。只是好少，不知道够不够你们吃。”

“咦，夏天也有香椿吗？！”

“是啊，偶尔就会冒一些出来。" 这些植物好像她的孩子一样，她很开心地介绍着， “一定要焯水哦，时间不要多。” 她不放心地重复 。

我浇完花上楼，跟妈妈展示我的战利品。“姐姐还没吃过香椿呢。”我说。

“下次浇花要避开翁小姐，不然她每次都拿奇奇怪怪的菜来，又是一小撮一小撮，很难煮。” 妈妈好像没听见。

其实我原先也不太能接受香椿的味道。不过这一次却慢慢品尝到松子的清香，木耳般的脆，奇怪的味道好像消失了。可能是焯过水的缘故。

有点期待明年春天，谷雨过后，香椿冒芽的时节了。

*以上内容节选自每日书“摄影主题班”写作

原标题：《这个月，17岁的我写自己如何在餐桌上寻找乡土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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