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之后,现代政治的未来有哪些不确定性

澎湃新闻记者 沈河西

2018-01-16 11: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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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欧洲和美国这两个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板块发生了政治进程的激进逆转,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让许多分析家大跌眼镜,某种原本确定的世界历史进程预期受挫,未来呈现出了强烈的不确定性。政治哲学如何介入这一历史进程,做出诠释、反思和回应?这是1月13日至14日在三亚学院举办的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的背景和题旨,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不确定性世界的现代政治”。刘擎、刘瑜、周濂、夏莹、吴冠军、崇明、包刚升、徐英瑾等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澎湃新闻记者受邀报道这次论坛,以下是对部分现场论述的整理。
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现场。
特朗普的“白种民族主义”是一种逆向身份政治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政治极化,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为表征,欧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移民、难民等问题上,出现严重的意见纷争和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学者刘擎的报告就专门论述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现象。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以其“白人优越论”的姿态在竞选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很多评论家指出,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口号的实际潜台词是“让美国再白起来”,也就是“白种民族主义”。而刘擎的问题是:特朗普为什么能诉诸“白种民族主义”情绪,突破左翼和自由主义长期掌控的文化领导权?
刘擎指出,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定义“何为美国人”最重要的标准在于你是否信奉美国的价值理想,凡是忠诚于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等普遍主义理念的人,不论来历如何,都可以是美国人。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认同是政治理念塑造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基于原生性民族身份所形成的“文化政治”,这构成了美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因而,在刘擎看来,特朗普诉诸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对于“何为美国人”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
而刘擎提出的问题是,诉诸普遍人权和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长期占据美国的文化领导权,却为何没能抵御白种民族主义?刘擎认为,左派和自由派放弃建设共享的政治文化,沉湎于“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的倾向尤其值得反省。他援引美国政治学者马克·里拉对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论述指出,以特殊注意的身份论述来塑造政治,无论在道德上多么有价值,在现实政治中,尤其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因为民主党只有赢得选举,才能推动和落实那些基于阶层、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的目标,此时需要政治话语和策略对最广泛的选民具有吸引力、感召力。也就是说,“诉诸公民的共同性和团结,而不是强调各个特殊群体的独特差异,变得至关重要,而身份政治的自由派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歧途。”
刘擎特别提到马克·里拉在《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在身份政治之后》(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ism:After Identity Politics)一书中被里拉严厉质疑的“黑人生命珍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这项运动兴起于 2013 年,因射杀黑人青年的警察乔治·齐默尔曼被宣判无罪,引发了黑人与白左大量的抗议与骚乱,他们提出了“黑人生命珍贵”这一口号。
“一旦你单单依据身份来表达一个问题,那你就是在邀请你的对手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打出种族牌的人应该准备好被对手的另一张种族牌所压倒。”因此,去年的总统大选最值得反思的教训是,自由派的身份政治激发和助长了右翼对手玩弄另一种身份政治,即白人优越论或白种民族主义。
特朗普当选。视觉中国 资料
对于身份政治的双刃性,学者周濂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希拉里玩弄身份政治还没玩过特朗普。在今天美国的语境中,“All Lives Matter”(众生平等)要比“Black Lives Matter”这句口号更加正确。特朗普的逆向身份政治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意识到被民主党人所忽视的另一群弱势群体,即那些历史上长期属于多数、强势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厌女症患者等等,这些人身上同样有身份政治的面向,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这股被压抑已久的“逆向身份政治”话语终于爆发出来。
然而,如果说身份政治陷入歧途,那公民政治是否就能一劳永逸?与强调差异的身份政治不同,公民政治强调作为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的公民身份,以及致力于团结和积极政治的公民责任。更简单地说,公民政治是求同,而身份政治则是存异。更具体来说,在政治斗争中,各种身份政治(黑人、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女权等等)的斗争是互不相关的,但公民政治需要通过对公共关怀的认同行为而不是某个单独的身份来获得政治身份。
然而,问题在于,在政治理论界,公民政治也一直有争议。譬如,刘擎援引政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理论指出,那种普世的超越群体差异的公民观是不正义的,因为在现实社会里,某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其他群体受到压制。“如果坚持主张作为公民的人们应当抛开他们独特的归属关系和经验而采纳一种普遍的观念,那就只会加强特权。因为特权者的观点和利益会在统一的公众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他群体的观点和利益却会被边缘化而没有发言权。”对于那种忽视群体差异的做法,刘擎心存警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如果标识只有英文,表面上看是一视同仁,很普世,但在现实中却给那些少数族裔者带来了实际的困难。因此,他主张,追求真正的平等政治,需要我们承认群体差异,认真对待他们的不利处境和特殊需求。
然而,尽管如此,在现实操作中,力图求同的公民政治似乎和存异的身份政治间会形成巨大的张力,前者往往会压制后者,而后者则往往会威胁公民政治的公共秩序。对此,周濂也指出,尽管身份政治目前面临很多的质疑,但公民政治要取代身份政治也是非常困难的。周濂解释道,公民政治强调对国家的认同,而身份政治追求的是更具黏着力的团结性,所以从动力资源来说,后者要强于前者。
“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但相比于我们的种族、性别、民族等身份,公民身份的动力资源要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相对于身份政治,公民政治天然地居于一种弱势地位。“因为身份政治是基于本能、情感的,而公民身份强调理性、反思。柏拉图那时候就说理性要控制激情和欲望,但是我们从近代以来就可以看到,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控制是失败的。如果简单地让理性去主宰,让激情欲望对它俯首帖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从情感介入整个的公民教育,而不只是主张公共理性、公民教育。”
而对于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之间的冲突,刘擎尝试提出自己的调和论。其中他特别强调了“差异化地对待差异”的原则,这一原则反对以相对主义的平等立场接纳和容忍所有身份差异的政治要求,拒绝将所有身份、差异、利益视为具有同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刘擎举了一个例子,在某种文化习俗中保留的女性割礼,这种作为特殊群体的身份诉求,违背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要求,不能以多元文化的理由被正当化,应当视为不合法的差异要求。
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现场。
为什么代议制民主最近几年如此热衷公投?
在此次论坛上,学者吴冠军围绕“代表”这一代议制核心元素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而刺激他对此展开分析的主要是2016年的三大政治事件:英国脱欧公投、土耳其政变和美国总统大选。从这三大事件出发,吴冠军对“代表”的核心判断是三重“靠不住”。
众所周知,区别于雅典的直接民主,在代议制民主中,民众不能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只能在一组候选人里选代理人或代表来参与决策。然而问题在于,代理人手中掌握的权力并非作为最高权力的主权,他本身不是主权者,因为主权只能属于人民。而另一方面,民众又需要代理人为各项政治决策作出决断。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2日,英国伦敦,示威者在英国议会大厦前抗议脱欧。视觉中国 资料
就英国脱欧这一议题而言,一般英国民众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投出真正负责人的一票,他们得查阅各种资料,了解利弊,因此普通英国民众就需要作为代理人的卡梅伦和他的团队来帮助自己做出更专业的、深思熟虑的决断。而这也是代议民主的一大优点,就是可以防止随随便便乃至不负责任直接投票的乌合之众成为最终的政治决断者。
但是,从英国脱欧的公投来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本应该作出决断,并为这一决断的后果担负责任。然而,在这个需要确认权力和责任的时刻,卡梅伦选择了全民公投,也就是让代议制民主退回到直接民主。换句话说,他把代理人要做出的政治决定转化成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决断。
在吴冠军看来,这是卡梅伦作为代表的靠不住,他是在规避自己的责任,因为一旦公投,票是所有人投的,也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此决定的后果负责。吴冠军发现,这种动辄诉诸公投的做法在最近这些年变成一种非常频繁的操作。然而,动辄公投的风险在于:一旦绕过代议,直接诉诸公投的话,就再无转圜之地。因此就出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当特蕾莎·梅接替卡梅伦之后,公投前主张留欧的她却不得不采取一切措施来坚决贯彻这一由人民作出的至高决断。
这就是吴冠军所论述的代表的第一重靠不住,即代理人通过诉诸全民公投,有效规避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吴冠军指出,诉诸公投并不是代理人将政治决断转化为主权者决断的唯一方式。他通过韦伯、施米特的论述指出,代理人会通过创造“例外状态”使自己直接上升为主权者。所谓的“例外状态”也可以称为“紧急状态”,指的是代理人在这个时候采取的各种措施,即便不合实际法律,但在保护民众的名义下成为正当的。
吴冠军举了一个例子,二战中罗斯福总统的权力就极大地溢出了代理人的权力,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接近主权者。而眼下的特朗普难保不会通过采取设立“紧急状态”的做法让自己变身为主权者。吴冠军发现,代理人通过宣布例外状态直接将自身上升为主权者,除了二战、经济大萧条等非常时刻,在21世纪的十多年里,这种做法正日益被频繁使用。他以2016年土耳其政变指出,当政变失败后,议会体制下本不具实权的总统埃尔多立即宣布“紧急状态”,随后越过法律之外大肆清洗,这就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
代理人通过设置“例外状态”,上升成为主权者,这会给代议民主造成什么后果?在吴冠军看来,这很有可能让代议民主转换成独裁统治,而且这种可能性本身内嵌于代议之中,因为没有结构性的措施来防止代理人在例外状态溢出成为主权者。固然,在很多例子里,代理人没有溢出成为主权者,但这主要取决于运气和偶然。吴冠军提出质疑:如果罗斯福没有死在第四届总统任期上,如果华盛顿不是一个那么高风亮节的人,那被视作自由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会变成什么样的面貌?而且另一个问题是,一旦代理人在例外状态溢出成为主权者,民众是否能对之形成抵抗?将之更换?对此,吴冠军持悲观的态度:在一个后冷兵器时代里,民众靠运用其抵抗的权利,站出来改换政府并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后,吴冠军分析了今天代议民主的第三重靠不住,也是为更多人所熟知的问题即金钱对于民主制度的深度殖民。他援引政治理论家理查德·沃林的说法,指出今天美国的民主实质上是“被企业化了的民主”,这个判断不仅道出了企业与国家权力的融合,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国家治理本身越来越像企业管理。吴冠军举了一个例子,《纽约时报》追问特朗普“您会建立什么样的结构,以保持总统和公司分离”,对此他的回答是:“根据法律,我可以是美国总统,同时全权经营我的公司,签署商业文件。”在吴冠军看来,由此可见,代议民主在美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大金主们认识到收买政客实现钱权交还,还不如成为政客来实现钱权共融。这就是代表的第三重靠不住:他们已经从为金主服务,进阶到直接为“我的公司”服务。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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