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李文硕：小城故事多

城市也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对自身基本需求所作出的集体性的回应。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城市都被视作生产中心、创新中心、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它们创造财富、提供机遇，它们充满魔力、令人惊奇，它们为千百万人准备了容身之所，也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社会学家形成了多种不同方法，以描述城市并将其概念化；历史学家从城市的过去中展望其未来；人文地理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们也在各说各话。

当代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正在使城市研究（Urban Study）变为显学。现行的全球化机制在冲击发达国家的同时却带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机遇，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以金砖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这里的大都市正在日益主动并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同时，全球化也深刻改变了新兴国家的大都市，将其拉入一个有传统大都会组成的全球城市网络。上海、孟买、墨西哥城以及雅加达、圣地亚哥和开普敦，正在奋力追赶纽约、伦敦和东京，力求比后者更加符合“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标准。然而，全球化在将世界拉平的同时本身却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国家之间，也不仅仅是社会阶层之间，同时也是城市之间：一种新的集中趋势似乎正在出现。知识密集型企业利用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向全球提供服务，将总部设在大都市以便降低成本，更好地指挥人、财、物和信息的流转；而小城市则成为全球化忽视的隐蔽角落，在城市体系中被挤入金字塔的底端。对于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曾经的制造业城市人口流失、企业外迁或停产，或在谋求转型，或在忍受阵痛。而它们的遭遇却常常被学界忽视，更被大众遗忘。

美国小镇简斯维尔（Janesville）就是其中之一。这座威斯康星州的工业城镇虽算不上家喻户晓，尤其在美国之外几乎无人可知，却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简斯维尔的开发得益于西北领地（Northwest Territory）即今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的完善，尤其是伊利运河的开通。内战前，小镇在定居于此的废奴主义者威廉·托尔曼（William Tallman）影响下成为共和党票仓，1859年竞选中的亚伯拉罕·林肯也曾驻足于此。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是简斯维尔崛起的关键，如果说派克钢笔（Parker Pen）让小镇被标示在美国地图上，那么更重要的则是这里拥有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历史最为悠久的工厂；在这家工厂的基础上，简斯维尔打造了以汽车业为主的经济，形成了以蓝领为主的人口。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美，三大汽车巨头中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倒闭关张，福特也遭受重大损失；汽车之都底特律市的破产备受关注，埃米·戈尔茨坦（Amy Goldstein）于2017年出版的新作《简斯维尔今古事》（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则将目光投向这个同样以汽车业为主导却乏人问津的工业小镇。戈尔茨坦供职于《华盛顿邮报》，作品曾入围普利策新闻奖，本书使她成为首位独立斩获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的女性。

《简斯维尔今古事》可谓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探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如何在新一轮去工业化浪潮中实现经济转型及其艰难之路。戈尔茨坦用数年时间在简斯维尔调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通用工厂关闭对当地居民的冲击，他们在得知工厂的命运后各自寻找出路，其中有年过不惑、没有高中文凭而只能依靠就业再培训的一线女工，有三代投身工会、如今却要在企业人力部门谋职的劳工领袖，也有来自这座小镇、身居要职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保罗·瑞恩（Paul Ryan）。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通用汽车在这里新建小型车工厂不可谓不慷慨，威斯康星州拿出了该州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大礼包，包括1.15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能源补贴，小镇所在的洛克县（Rock County）同意出资2000万美元；简斯维尔市愿意提供1500万美元补贴，当地私人企业也募集了200万美元用以补助通用——但通用还是拒绝了。2008年12月23日深夜，当最后一辆雪佛兰下线时，工厂里灯火阑珊，那些失业的人与前来送别的退休人员一起拥抱哭泣，这座挺过了大萧条的工厂最终在圣诞前夕走到了尽头。

值得一提的是，与类似主题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并没有从空中看大地，也没有冷冷地讨论经济变迁，而是在对简斯维尔进行人性化刻画的同时分析了补贴和就业再培训等公共政策。对于后来者，历史只是一个一个的故事；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历史却可能是爱国者的鲜血，可能是流亡者的热泪。

简斯维尔是美国的缩影，既不是第一个遭遇去工业化重创的工业小镇，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与之命运类似的还有新泽西州的卡姆登（Camden）。如果说戈尔茨坦写出了一个正在经历阵痛的小镇，霍华德·吉勒特（Howard Gillette, Jr.）的《衰退后的卡姆登：一座后工业城市的萧条与复兴》（Camden after the Fall: Decline and Renewal in a Post-Industrial City）则描绘了一个阵痛后、转型中的工业城市。与简斯维尔不同，卡姆登历史更久、地理位置优越，临近费城和纽约，在1967年前一直是纽约船舶公司（New York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所在地，第一艘商用核动力轮船萨凡纳号就产自这里。卡姆登的去工业化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开始，这也是本书时间上的起点。与大多数美国工业城市类似，卡姆登在二战后面临企业搬迁、人口流失、基础设施破败、种族矛盾尖锐等危机；与大多数美国工业城市类似，卡姆登采取了清理市中心贫民窟、新建商业区、改善交通设施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共住房等措施，试图留住人口和就业。但在吉勒特看来，这些措施非但没有缓解危机，甚至本身就是危机加剧的动因，为此，他呼吁通过整合卡姆登及其郊区、进行区域范围内的整体规划来促进复兴。依靠大量报刊文献和访谈，本书重新讲述了卡姆登的去工业化及其复兴努力，刻画了当地政商精英将工业码头改造为旅游港口的尝试，介绍了社区居民自发而起的再开发举措，在对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诉求和实践的探讨中，作者以对新泽西州政府给予的1.75亿美元复兴经费的分析结束了卡姆登的故事。尤为重要的是，吉勒特特别注意到离开城市迁往郊区的中上层白人在卡姆登衰退中的作用，揭示了郊区与城市、白人与少数族裔在战后美国城市的衰落与复兴中的复杂互动。可以说，《衰退后的卡姆登》以地区政治为切口打开了一座美国工业小城的艰难时世，虽然有时过度纠缠于历史的细节，但依然无损其理解战后城市更新政治学的范式意义。

相对而言，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要幸运得多，并未遭遇此番阵痛。与国人印象不同的是，美国各州首府大多是人口较少、经济表现平平的小城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等耳熟能详的大城市无一是州首府。康州工业历史悠久，被称作“美国的军工厂”，普惠公司、西科斯基飞行器公司以及施乐、通用电气等大企业总部都坐落在此。与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和该州最大城市布里奇波特相比，哈特福德虽被称作“世界保险业之都”却更显默默无闻。与简斯维尔和卡姆登相比，始于17世纪的哈特福德堪称“古老”：它是新英格兰内陆地区的第一个殖民定居点，前身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建立的贸易战和要塞。因此，历史成为哈特福德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独特资源。

陈向明（Xiangming Chen）和尼克·培根（Nick Bacon）编著的论文集《重见城市遗产：哈特福德和新英格兰被遗忘城市的再发现》（Confronting Urban Legacy: Rediscovering Hartford and New England’s Forgotten Cities）透过跨学科的视角，以哈特福德为焦点探讨了新英格兰一系列小城市的转型之路，如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和斯普林菲尔德，以及缅因州的波特兰。这些小城市都面临着城市与郊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分裂，也面临着全球化冲击下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本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哈特福德及附近小城市的城市发展史，第二部分重点关注了新移民与老居民、城市与郊区、白人与少数族裔间的区隔，第三部分则分析哈特福德及附近小城市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与前两部著作不同，《重见城市遗产》并非从城市的角度探讨全球化的冲击，而是尝试建立全球化与卷入其中的城市之间的联结，关注的是在这个等级化的全球城市网络中，次级城市如何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善加运用。半个世纪前简·雅各布斯的名言“城市的基础是贸易”（Foundation of cities is trade）言犹在耳，全球化却已提出新的挑战，每个城市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定位，对于哈特福德来说，历史就是其优势所在。

全球化深刻改变了城市，也改变了关于城市的学术景观；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只有大城市才值得关注，普通读者亦然。次级城市、小城镇不仅在全球化中面临着边缘化的压力，在学术研究中也同样被忽视。这一有意无意的忽略不免导致研究者对全球化和全球城市体系的理解有所偏差，也或多或少地遮蔽了我们对异域他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