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诸众”，一个在世界徘徊的……幽灵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颇有意义的“艺术家在田野：珠三角工厂大考察”活动，跟随一群年轻的当代艺术家走进不同类型的工厂，了解和感受“工厂”与“工人”在今天的真实含义。行前策划者安排我给艺术家作一次讲座，我拟的题目是“在读书中与工人相遇”，介绍的书有约翰·法比安·维特的《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袁进、丁云亮、王有富的《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鲁尔·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的《企业、政府与社会》，约翰·伦尼·肖特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罗伯特·达恩顿的《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彼得·盖伊《感官的教育》，周杰荣、毕克伟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霍布斯鲍姆自传: 趣味横生的20世纪》，还有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诗歌《工人邱惠珍》。

这些书有些从书名上看似乎与工厂和工人生活无关，实际上却是大有关系。比如《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中谈到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作为主办方的法国人在自己的社会经济馆中竟然展示了这些社会问题：学徒和童工保护、工资和利润分享、工人和雇主协会、农场信贷、工作条件管理、工人住房、合作商店、工人思想和道德发展机构、储蓄和保险机构、卫生设施（不仅指公共卫生，而且指反对酗酒、贫民窟、贫困的道德危害的公共战斗）、贫穷救助等等。又比如达恩顿在写于1981年的《波兰要自由》一文中谈到，给罢工工人出谋划策的哲密克和默里季斯基都是中世纪史专家，官方史观与民间史观的巨大冲突是罢工工人热切讨论的话题：只要政府一天不直面过去，被压制的历史就一天不会成为过去时，因而哪里有历史的创伤，哪里就有鲜花。至于陈映真的诗，写的是一个台湾女工于2002年被资本家拖欠工资、抗争无果而自杀的真实悲剧，作者的自我道德拷问对我们也有着强烈的震撼：“我们写的小说和诗歌是多么苍白软弱，/我们的议论和运动是多么空虚伪善。”他以待罪的心情祈求邱惠珍的死亡能够唤醒和教育我们。

说到诗歌与工人，本来我还应该谈谈“打工诗人”许立志，应该谈谈在他一跃而去的身影后留下的诗歌，以及在他的诗歌中被诅咒的生产流水线，谈谈那些在诗歌中无法承载的打卡机、流水线、加班、欠薪、跳……“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失眠》）诗歌不会被忘记，这两天我又重温了这些诗句：在咽下了工业废水、失业、流离失所、人行天桥、长满水锈的生活之后，“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我知道那位诗人“纵然声音喑哑，舌头断裂 / 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我谈到血》）我也深深地知道，只是“走进工厂”不会遇见这样的诗人，必须像西蒙娜?薇依那样在生产装配线上当一名工人，她在可怕的卑屈体验中想知道列宁和斯大林是否真的会踏进车间庆贺工人的劳动。（见西尔维尔·罗廷格，下文）

还有两本我原来准备要介绍的书最终还是没有谈到，一本是多年来不时翻出来读的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内部发行”），另一本是手头上正在读的意大利哲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的《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罗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是书大部分篇章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争取工人的言论、结社、罢工自由，如何反抗军阀政府与资本勾结剥削与镇压工人，只是昔日的激荡风云在今天真不知从何讲起。似乎只是巧合，保罗·维尔诺不仅是哲学家，也曾是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与者，他作为工人主义团体“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的一员，在“1977年运动”中被指控是“无产阶级武装派”的幕后指使者而被逮捕并监禁了两年；关于这段牢狱生涯，他说“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好的哲学研讨会便是在监狱里”。这本薄薄的小书蕴藏着很大的思想能量，有点像城市游击队员手持的颇有杀伤力的轻武器——在1977年运动中的“工人自治”力量的确在游行示威中动用了武器。但是，不仅以“诸众”代替“人民”，还要有“语法”，似乎容易犯晕，于是放下没讲。后来我才知道，维尔诺这些概念与艺术家显得颇有亲和力。在西方有不少艺术家对他的思想很感兴趣，他也被邀请到艺术学院交流，在中国西安前两年也有一个当代艺术展题为《“诸众”作为方法》，虽然他们的“诸众”可能是来自安东尼奥·内格里。从罗章龙到维尔诺，无论是时光倒流中的历史经验还是空间错位之间的思想张力，都值得我们拥有和思考。

西尔维尔·罗廷格为《诸众的语法》写的序言以“我们，诸众”为题，从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脉络切入，一下子就让我们明白何谓工人主义（workerism）：“反对工作，反对惯常高举劳动尊严的伦理，他们不想去重新适应工作（‘接受新的生产方式’），而是想减少工作。工会和党派关心工资和劳动条件，却不为改变工人的命运而斗争，他们充其量也只是使情况变得更令人可容忍一些罢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人主义是由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促成的，这次入侵显露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本性”。使得意大利左派青年知识分子“看清楚了苏联不是工人的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极权形式”。（2页）大众工人不再愿把自己交给新型的规模化生产系统，反对把知识转化成机器从而使生活沦为“死劳动”。看起来，

压迫工人的不仅仅是生产关系，而是一切关系；工人也无需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阶级，它就是所有阶级；新的罢工不在仅仅是冲着老板而来，而是冲着人类自身而来。西尔维尔·罗廷格追溯到尼采在《朝霞》（Daybreak） 中论述的思想：欧洲工人作为一种“不可能的阶级”应该从欧洲的蜂巢中蜂拥而去，“用声势浩大的自由迁徙这种行动去反对机器、反对资本、反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得不在成为欧洲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党的奴隶之间做出选择的威胁……”可以说，马克尔·哈特、托尼·内格里和维尔诺以各自的方式阐释和延伸了尼采的思想，而罗廷格关于“诸众”的述评也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全球诸众具有混合性、流动性、突变性和去疆域性，宛如后现代世界的非物质工人。”（13页）这样的“诸众”是全球化的，去政治性的，他们首先要关心和应对的是当代生活方式及其性质的变化，而不再是“攻打冬宫”或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或许可以再次套用那句名言：一个幽灵，诸众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维尔诺说，“相对于大家更加熟悉的‘人民’（people）的概念，‘诸众’（multitude）的概念是对当代公共领域做细致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曾经是17世纪思想的争论核心，后来“人民”胜出而被沿用，“诸众”被失落遗忘。（24页）那么，究竟什么是“诸众”呢？他认为可以从当年极力反对这个概念的霍布斯那里得到认识：“诸众”是个体的、复数的、反抗权威的和否定国家的，因为“诸众”从未把自己的自然权转让给国家，是随时会阻塞国家机器的是碎片。（26页）如果说“人民”强调的是“公”、是单一的意志，“诸众”强调的就是“私”、是“许多”的个体意志。“诸众”作为一个私人维度，它居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中间区域，但是它并非要简单地反对集体或统一。“实际上这个‘许多’需要一个统一的形式，需要作为‘一’存在。但这里的关键是：这种统一不再是国家；而是语言、智力、人类共有的才能。这个‘一’不再是承诺（promise），它是前提（premise）。统一不再是万物向其汇聚的什么（国家、领袖），像人民的那种情况；而是理所当然地作为背景或必要前提。必须把这个‘多数’看成是共享经验的、泛型的、普遍的个性化。因此，与之相应，我们必须设想‘一’远非结论性的东西，也许可以看作一个基础，允许存在差异的基础，或者允许这个许多，被视为存在着的许多的政治—社会存在的基础。”（29页）

应该说，这已经相当清楚了：“诸众”既不是离散在公共事务之外的失语的原子个体，也不是可以被代表、被强制聚拢在某人某物周围的无差异个体。当然，维尔诺认为“诸众”不仅仅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它本身含有失落和拯救、顺从和抗争、奴性与自主。”而且这些可能性均具有奇特的、不同于出现在人民/ 共同意志/ 国家集体里的那种神态。（30页）作者试图在“诸众” 这个曾经被击败、被遗忘的概念中重新挖掘其非凡潜力，在全球化的浪潮正逐步消解纯粹的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我们所拥有的是恐惧和苦恼的不断叠加的时候，看看能否通过回归“诸众”而夺回被“人民”这一概念扼杀的自由。美国当代宪法学家与政治理论家布鲁斯·阿克曼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我们人民》的宪政三部曲，“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概念突出的是人民的意志和权利，这是实现宪政、法治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他认为“出场”和“现身说法”的“人民”不应该是抽象概念，而是人民主权的真实体现，如果转换为“我们，诸众”是否更能把主权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说到工人的“自由”，维尔纳认为在后福特制的当代生产中，这些自由包括减少工作时间所获得的闲暇，包括退出或参与政治的自由，以及仅仅因为希望满足好奇心而迁徙的自由。那么，当我走进今天的珠三角工厂、走到生产流水线前面、面对着工人们近似麻木的神情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不知如何向他们讲述“我们，诸众”与“自由”的故事。

从维尔纳的“诸众”这个概念，突然想到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小说中的人物，比如《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李小均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中的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拉祖莫夫。一个读书认真、性情温和、一心希望毕业后成为政府公务员的大学生，仿佛是命运的随意播弄，使他在1917年革命的前夜因害怕受牵连而告发了思想激进并刺杀了沙皇政府的P部长的同学维克多﹒哈丁。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告密而过上他追求的理想生活，反而在情报机构的胁迫下成为政府派往瑞士日内瓦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情报的间谍，后来因良心谴责而说出真相，结果遭到革命者的殴打，最终在俄国南方某地与女仆度过余生。他执意不让自己成为“攻打冬宫”中的“人民”，但还是没有办法逃脱被卷入到“人民”的洪流中去；他在内心强烈地拥有自己的“奇特神态”：自我拷问、患得患失、自怨自怜，具备维尔纳“诸众”中的某些因素，但是他又无法摆脱教育强加给他的“政治正确”，这种教育使他可以用“爱国”等话语为自己的怯懦与不义辩解。康拉德并不认为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拉祖莫夫的普遍性就在于他是被那种环境所定义、所利用的，没有不被选择的自由。

读塞德瑞克·沃茨的《康拉德文学传记》（安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最大的亮点是过去易被忽略的康拉德的文学创作环境（包括生活经历、时代与文化市场氛围、出版商及代理人等）与其作品的关系，这种环境既使他获得成功，同时也使他付出痛苦的、有时甚至是不道德的代价。在一个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代，市场需要他向大众发言，需要他放下有时像傲慢贵族的语气，与“所有那些在黑暗中跳动的心脏”联合起来。（3页）因此，值得关注的是，“康拉德是同时代的政治小说家中最为敏锐的……他懂得帝国主义的魅力与虚伪、经济扩张的泰坦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实在性。他的波兰岁月还教会他：艺术创作可以同时是政治行动”。（42页）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总是充满了令人晕眩的“问”与内心辩难，翻卷着思辨性的漩涡，作者常以观察者的身份实质性地出现在小说中，向笔下的人物投以自己的、聚焦于时代与人物内心冲突的“目光”。小说中的人物无奈地从一个漩涡转到另一个漩涡，从一种命运走向另一种命运，康拉德注视着他们，目光中渗透着充满恐惧与苦恼的悲观主义。他的悲观来自对事物之不可改变的本性的深刻认识，他说“世界再一次直面这句谚语所包含的真理：老虎改变不了条纹，豹子也改变不了斑点”。（《在西方的目光下》“自序”，3页）

最后，随着岁月流逝，“最有危害的压力，可能是内化了的压力，他早期的主要作品，力图质疑传统的陈词滥调和道德对比，试图用一种复杂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是，当他老了、累了，与传统趋同的趋势就逐渐占了上风”。（198页）无论如何，在康拉德的生活中被反复锻造、在他的文学中被反复表达的对生活的悲观感和崇高感，已经被铭刻在许多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