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翔谈《吴昌硕全集》：从艺术史层面重估吴昌硕

吴昌硕是中国近代书画、篆刻的一代宗师，对中国近现代艺术史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吴昌硕逝世90周年之际，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朝仓雕塑馆元旦后联合举办“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大展， 这也是日本全面呈现海派书画泰斗吴昌硕先生的巨大成就，而在2017年11月，历时五年编撰的《吴昌硕全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包括篆刻、书法、绘画、文献四个分卷，共十二卷，也是迄今规模最大、收录作品最多、面貌最为完整的吴昌硕作品出版物，被业内喻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立翔近日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对话时表示，回顾五年的出版，确实并不容易，这超越了功利，《吴昌硕全集》的编辑出版也是在艺术史层面对吴昌硕先生的一次重估。

王立翔认为，这一全集既是对吴昌硕在艺术史定位的一次重估，也是对海派书画旗手影响力的重估，“吴昌硕晚年的艺术活动主要在上海，他的直接影响也主要辐射着上海地区，在他的周围围绕着一个艺术群体甚至建立了重要社团，吴昌硕的艺术观念、创作方式对他们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五年做完《吴昌硕全集》，对所有参与者来讲都太不容易，这是在一种文化情怀和理想下的坚持，它超越了功利。”

澎湃新闻：最近有几桩与吴昌硕相关的事件成为文化热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朝仓雕塑馆元旦后联合举办“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大展， 在日本全面呈现海派书画泰斗吴昌硕先生的巨大成就，此前，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在北京拍卖了两个多亿，而之前则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吴昌硕全集》，甚至有观点认为二者或许也有关系。吴昌硕在海派书画上，包括整个书画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其实这几年一直在重估，而随着《吴昌硕全集》的出版，可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先问一下，你们五年前当时怎么想到立项出版《吴昌硕全集》的？

王立翔：就拍卖而言，我觉得是当下是对吴昌硕热衷程度的集中反映，拍卖收藏界用拍卖上的数值表达了这个热衷程度。如果之前有铺垫的话，这个铺垫与上海书画出版社《吴昌硕全集》的编撰过程是基本吻合。这五年当中，《吴昌硕全集》从正式启动到成为国家项目，中间即2013年，我们还先期出版了篆刻卷，我们层层地推进对吴昌硕的整个梳理工作，引起学界、收藏界，乃至社会上的关注，而且关注度确实是在不断地加强。今年《吴昌硕全集》出版，应该讲是达到了关注度的高峰。我们对此也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在项目启动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与大家参与的力量。《吴昌硕全集》的出版，是对吴昌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毫无疑问会对学界和收藏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全集》的出版，让我们对吴昌硕的认识，应该比以前更客观、完备了。《全集》以“全、新、真、精”四大特点，对吴昌硕现存的作品、文稿等进行了一个严谨而全面的梳理，因此这种认识的高度或合理性，与《全集》的编撰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五年前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想得很单纯，因为这与我们出版社的定位方向是相符的——我们是一家以中国传统艺术为主要方向的专业出版社，近现代艺术，是我们的重要内容板块，而且我们在长期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了多部不同形态和研究方式的大型海派艺术出版物，已经积聚了雄厚的内容资源和编辑力量，是海派艺术出版方面的重镇，因此有能力和号召力再次为完成海派艺术的大型出版项目提供良好的条件。吴昌硕是近现代的一个大家，海派书画的领军者，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澎湃新闻：有的艺术家全集，像《齐白石全集》是北京画院组织牵头的，但是《吴昌硕全集》自始自终都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组织牵头的，你觉得能够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王立翔：上海书画出版社是一家已具有近60年历史的专业艺术出版社，我们当然面对的是全国、面对是世界，但是我们首先立足在上海。而中国近现代美术主要源起、壮大在上海，上海及周边构成了近现代美术史的主体内容，书画社一直将海派艺术作为研究和出版的重要资源。十多年来，《吴湖帆书画精品集》、《海派绘画大系》（五卷）、《唐云全集》、《赵之谦书画全集》、《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十卷）、《海派代表画家系列作品集》（十八卷）、《海派绘画大系》（二十四卷），以及即将出版的《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等等，都是围绕海派艺术展开的。我们从单品种到组合式，由小系列形成大系列，从到个人小专辑发展到个人大全集，到十二卷体量的《吴昌硕全集》，应该讲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它可以说是圆了我们上海书画出版人的一个梦，即以海派旗手全集方式，实现对海派艺术有个案有整体的全面研究和回顾。因此，出版《吴昌硕全集》我们内心是早有所系的，也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澎湃新闻：我知道编辑出版《吴昌硕全集》的一个难点，可能在于吴昌硕的很多作品在日本，而主持编撰的是旅日学者邹涛，此外，还包括中青年专家沈乐平、尚佐文、解小青、陈大中等为主力的编撰，这是怎么选择的？

王立翔：我们分析过《吴昌硕全集》出版的可能性，作品分散是最突出的问题。我们比较早地关注到了旅日书画家邹涛先生，因为他曾与西冷印社有一些合作，了解日本收藏吴昌硕的作品情况，在这方面也展现了他的优势和能力，所以我们后来与邹涛先生见了面，谈得很深入、很愉快，在出版《全集》这个事情上我们达成了共识。事后有专家说我们给予邹涛先生巨大信任，其实这种信任主要源自于当初的共识。既然有共识，而且双方都真诚体谅互信，那其他都不是问题。在《全集》的编撰出版过程中，邹涛先生及其分卷主编尽心尽职的，尤其在海外作品征集方面，发挥了独特的资源优势，许多日本新材料，都是邹涛先生挖掘获得，同时，他身在日本，组织协调，往往需要跨海往返，但即使如此，他更多是亲自操刀，为《全集》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的编辑团队与主编团队保持了密切的合作，走遍全国重要馆藏，铺垫大量基础工作，在保证品质的要求下，严格建立和把控体例规范，不放弃任何一点疑惑，不断解决问题，为不断推动《全集》出版的各项工作，也付出了艰辛劳动。《吴昌硕全集》的编撰出版，是在吸收、总结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当下最大可能，大体量地汇集了吴昌硕不同时期、题材、内容、风格等类型的典型作品，并对收入的作品作了严谨的甄别、科学的梳理和全面的释读。我们有信心地表示，《吴昌硕全集》不仅体量史无前例，而且内容品质是严谨高超的。

《吴昌硕全集》的顺利出版，也是一个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的结果。《吴昌硕全集》的完成出版，最大的条件，毫无疑问要归功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为如此大型出版物的出版提供最大的支持，我们所有参与者都是生逢其时。其中吴昌硕家乡浙江省安吉县委县政府，在《全集》启动阶段即给予了我们巨大的信任和支持，这对我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的项目进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因此，《吴昌硕全集》的出版，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澎湃新闻：当时启动时，可能你们真没想到后来有那么多的力量来支持？

王立翔：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困难想得比较多，下决心自己来解决所有的压力，初心就是以学术方式展现、整理吴昌硕这样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海派领袖的整体风貌；同时，要尽最大可能地呈现一定数量的新材料，在各方面都能领先当下的水平，而不是一部谁都可以编得出来的作品集。

现在回过头来看，初衷我们是达到了。而做到这些，是源于我们对吴昌硕在艺术史上的价值认识的提高。《全集》不仅仅是收入吴昌硕作品最多最全最精的，同时也以此观照了吴昌硕完整的艺术人生。

《全集》的编辑过程经过了多个阶段，有普查馆藏、征集作品阶段，有整理入录阶段，有梳理鉴别阶段，有排比著录释文阶段，当然为抓紧时间，各项工作是交叉进行的，而非按部就班、排队等候，这就需要我们的编辑团队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统筹能力。我们对繁多的作品、材料进行大量的梳理、分析和研判，诸如真伪鉴别、编制年表等等，都跟我们的编辑工作紧密结合。

通过这些细致有加的工作，我们对吴昌硕艺术人生的认识，也比以前更完整，也更客观。《全集》分篆刻卷、书法卷、绘画卷、文献卷，文献卷是《全集》出版后最受专家关注的内容，收入信札650通，诗稿129件，题跋24件，杂件40件，这个部分新材料是最多的，最受好评。其中信札部分，我们把它们按收信人进行了归类并按时间先后编排，如此对了解吴昌硕在不同时间段的生活、交友、游历、读书、创作等等状况，都有了重要依据。《全集》的编撰规范而系统，显现出巨大的内容价值，例如通过《全集》将作品图像信息，以及大量的落款、题跋和信札诗文文稿信息贯穿起来，对探究吴昌硕的创作历程和心路轨迹，就尤为有益。

澎湃新闻：通过编辑出版《吴昌硕全集》作为你个人有什么体会？

王立翔：历经《全集》的整个编撰出版过程，我有这样几点认识。一是吴昌硕应在艺术史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我们以前认为吴昌硕对海派或者近现代书画意义重大，《全集》首次将吴昌硕的全方位信息整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基础条件，是以前所不具备的。现在我们可以用更加贯通的方法来看待吴昌硕的各方面作为，而事实上，吴昌硕就是诗文、篆刻、书法、绘画融为一体的一代大家。我们以前比较单一或者分割，比如谈吴氏书法就是石鼓文、金石气，绘画就是海派大写意，其实吴昌硕是融汇而出之，他的艺术面貌是整个学识和艺术素养的自然流出。这样气息丰满、作品产量高、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在以前的艺术家当中，或者说是以画家为主体的中国绘画史上是很少有的。单一的篆刻史、绘画史、书法史，都无法体现吴昌硕的卓越艺术成就，所以应该将他纳入到艺术史层面上来考量，这就是重估。艺术史已是现代史学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视域更加宏阔，研究方法更多样。《吴昌硕全集》的出版，为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关照吴昌硕，进而通过他来观照他的周边群体和时代，都将显示出巨大的价值。

就出版方式而言，单一的、专题式的、体量有限的出版物是无法达到这个层次上的关照的。因此，“全集”已不是一个出版概念，它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整体性关照，或者说是具有研究含量的编辑工作。这就是我们专业出版特性表现。正因为我们对吴昌硕有这个层次的认识，因而对编撰好《全集》也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我所说的重估，这可以说是第一个层面的。

第二层面，是对海派书画旗手影响力的重估。吴昌硕晚年的艺术活动主要在上海，他的直接影响也主要辐射着上海地区，在他的周围围绕着一个艺术群体甚至建立了重要社团，吴昌硕的艺术观念、创作方式对他们产生了诸多的影响。此现象虽然以前都有认识，但大家还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论的多，因此有吴昌硕开启后海派之说。不过，我以为吴昌硕之所以能成为海派旗手，除了艺术上融古烁今、别开新境、高人一筹外，其精神品德更是令人敬服，晚年俨然已为艺术界的精神领袖，其影响力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艺术的形式技法层面，超越了海派。

澎湃新闻：阅读他的一些文献包括手札、诗，我觉得对吴昌硕对当时凋敝的社会进行反思，进而具有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或者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吴昌硕身上有着一种“强其骨力”的精神特别明显，他是希望为我们民族注入一种强悍的力量。

王立翔：是的，从《全集》出发，我们将文献卷与作品卷相印证，就可以发现极为丰富的材料和信息。吴昌硕的思想，多渊源于科举“旧学”，侵染着浓厚的儒家思想，拥有着大多数同时代文人一样的怀抱。这显然与吴昌硕的家庭和社会经历有关，他一直在追求着贡献社会的抱负，他在精神层面张力很大。作为艺术家，大多数人可能醉心于技法层面的更多作为，但如何成为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吴昌硕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他的艺术形态和趣味不能否认与他的社会生存需要有紧密关系，但他在历代文人画精神标榜的影响下，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则在境界层次上与其他画家显现出高下之分。吴昌硕经历大起大落，他早期有兼济天下的雄心，在中年左右又是那么颠沛流离，一直不得志，这对他的精神塑造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看重诗的表达，在艺术性上注重金石气息，我觉得这都跟他内心的精神追求有关系。吴昌硕后期，随着他艺术表现语言的成熟，这种精神的作用力也通过其艺术语言及行为得到了扩展，因此他的作品流向江北、南方乃至东瀛，其旗手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在海派。这是时势造就，历史上罕有其匹。

第三，通过《全集》，我们从传统意义上进一步分析，将吴昌硕的艺术（尤其是绘画）放入文人画系统中考量，可以更深层次地分析其文人画最后高峰的意义。

进入明清，有着强烈人文和玄学色彩的文人画，发展进入一个愈加复杂多元的系统，但是“缘情言志”特征仍然是主体，而“缘情言志”与“笔墨”“意境”高度融合并“境界自出”，则是文人画家立于当世、跻身画史的基石。中国的文人画源自于士大夫阶层对个人思想情感的形象表现，是一种综合素养的转化，它与学识修养、品格行为以及精神追求高度关联，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极为丰富而非单一的精神世界。但是明清以降，文人画渐转走向公众化，及至旧时代行将崩溃的晚清，文人的身份和趣味的追求，更是遭强烈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其审美观和精神价值主体在被不断削减之中，到了海派兴起时期，其生存环境大大改换，海派中的画家，已难以用文人画和非文人画作严格区分。

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人，是在学识修为、精神品格、人生价值追求经严格训练的一个特殊群体。那个群体随着帝制的覆灭也渐次分解。就绘画而言，到了民国时期虽然也有大家的产生，但那已是余波所及，或者说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相比，已难以称典型的文人了。而在吴昌硕身上，传统文人的诸种要素还是比较饱满和纯粹的，这跟他幼少庭训，壮年求学，以及人生阅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吴家是两代举人（祖父和父亲），后拜俞樾、杨岘等为师，研习诗文、小学，并与晚清著名诗人有交集。他有一个非常正的所谓传统修养的根基，并在此中孕育形成了经世处事的价值观。这一点上后人是很难企及的。即便是受他影响的一些人也不再能界定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家，如齐白石。

再者，我认为精神上的追求是文人画最为核心的内容。吴昌硕依靠道嘉以后金石学勃兴，融入同时代一些金石大家的学养沾溉和自己的气质，将金石气先后熔铸于篆刻书法绘画中，形成了古拙雄浑的艺术气息，创造出勃勃生机的精神面貌，堪称独步古人。其题材源自时代，而其气质则源自上古，其情感发自肺腑。他将徐渭的大写意发挥到了极致。

澎湃新闻：这可能与他的定位也有关，他经过甲午战争看到中国晚清的衰落状态，他直接参与甲午战争以及战事的失败对他的刺激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从石鼓文等高古艺术里把中国民族最早期的原始张力找回来，包括对金石气的重视，从这里都可以找到源头。

王立翔：金石气的艺术化，体现了吴昌硕极强的吸纳整合和创造能力，其主因，是吴昌硕精神深处的人生观世界观。

其精神表达的第二种方式，是他的诗文题跋。尤其是绘画，诗成为他灵魂的体现。诗言志在中国文人思想中根深蒂固，也是文人画的重要特征之一。吴昌硕的很多诗非常有时代感，集中体现了其内心的复杂情感和灵魂吟哦。这次《全集》的文献卷有诗、信、杂稿，包括传于日本的资料。这一卷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读者更多地去观照吴昌硕的文字表现，因为文字可能比艺术作品更契合他的精神世界。而吴昌硕之后的画家，能以这种综合能力再现文人画特征的，几乎难觅其迹了。

吴昌硕可以作为最后文人画家的标本去解剖。

澎湃新闻：《吴昌硕全集》的出版必将推动对于吴昌硕的研究，您觉得今后还有什么展望？

王立翔：《全集》共计四个分卷，是尽当下之最大可能，将吴氏所有存世的创作、文献做了梳理，收入各个时期、各种样式、不同面貌、不同风格、各种题材的作品，并以归类和编年的方式呈现，每编一个类别都是一次学术梳理。这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比如篆刻卷，《全集》收入达1500方，这是目前最大的吴氏篆刻作品的集合。它不仅代表作完备，同时又分编年和无纪年作品，其创作演变之面貌得到直观呈现。吴昌硕存世作品我们评估下来大概接近两万件，分藏世界各地公私手中，无法也没必要全部囊括，因为吴氏有大量的重复之作，有草率的应酬之作，还有代笔真伪存疑之作。《全集》煌煌十二册，收入作品5000件，在当下经济、文化、学术诸种准备条件下，我们尽了最大的可能。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能够完成《全集》的编撰，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如果说期望，那最大的期望，除了以这一重大题材项目，对国家的文化积累和传承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外，还希望给创作界、给学界、给收藏界，给所有需要的读者带来了更多当下的意义。《全集》毫无疑问是一道吴昌硕超级“大餐”，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所需和目的，在认识吴昌硕、认识海派、认识近代美术史，乃至关照整个中国艺术史方面，去咀嚼消化，然后形成更符合实际的判断，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全集》的出版不仅提供海量的信息，而且先期做了严谨的整理，对再研究将带来极大的便利，一定意义上讲是前所未有的，期盼大家好好开掘利用。

澎湃新闻：可不可以这样讲，《吴昌硕全集》的编撰出版是一个分水岭，也是吴昌硕研究的一个新起步。《全集》的出版，对出版社来说是否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锻炼机会？

王立翔：是的，对于我们来讲，通过《全集》的出版，我们积累了更多出版大型项目的经验，形成了一支良好的队伍。《全集》编撰极其复杂，是个复合型的工程，尤其是前期要做大量的调研普查工作，琐碎而艰巨。一方面，编辑要懂行，要对吴昌硕有一定认知，另一方面，又要在编辑和学术两方面训练有素，第三，需要坚韧的意志，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具备这三点，才难在一定层面与主编交流，与专家沟通，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把控。因此，主持其事的责任编辑必须具备高人一等的专业能力和素养。我很骄傲，我们的责任编辑展示了高超的素质。

《全集》收入了海内外如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日本福岛书道美术馆等等各大馆藏机构的吴昌硕藏品，也征集了私藏的精品，分布分散，头绪繁多，需要细致缜密、条理清晰、不厌其烦，智慧地解决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堪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次，是制定编例规则，与作者一起对近万件材料条分缕析、对照排比、去伪存真，做出科学的梳理，不断反复，不断修改，直至印制付型之前，如此坚持了五年，投入之巨大，付出之艰辛，普通书稿是难以匹敌的。我们不仅给自己定了高目标，也对作者提出了高要求，在涉及征集、鉴定、论述、著录、编辑等各项工作过程中，提出“全面、品质、专业”三大原则，最终形成了“全、新、真、精”四大特色。

其中，我们在“真”字上化的功夫也许更多。除了上面提及的对作品的“去伪存真”把握外，我们更多要面对的是内容的还原。这是我们专业性、学术性的重大体现。编撰团队整理释读了所有的款跋信函诗文，吴昌硕篆书草书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做到要忠实原貌、又要符合当今整理规范和国家语言文字要求之间，主编和编辑团队付出了艰苦努力。内容还原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有就是图像还原，这一点我们也非常骄傲，《全集》作品基本来自原作，这个在全集出版史上很少有的。在此基础上编辑团队在制版印制过程中做了严谨的色彩管控。

因此，《吴昌硕全集》不仅显示了内容的权威性，也彰显了我们工作的严谨性，以此达到了品质的可靠性。《全集》是上海书画出版社海派艺术出版的最新骨干工程，它与我社其他重大选题一起，打造了上海书画出版社更高的专业出版地位。

五年做完《吴昌硕全集》，对所有参与者来讲都太不容易，这真的是在一种文化情怀和理想下的坚持，它超越了功利。《吴昌硕全集》出版之后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我们倍感欣慰。近期也得到了不少反馈，有的是从拍卖市场来的，有的是从客户那里来的，有的是学界、媒体的反映，更令人感激的是许多爱好者，他们用热情的行动表达了对我们付出的肯定，这让我们有些出乎意料，给予我们巨大鼓舞。从这些层面上说，《全集》的出版已经在生发效应，吴昌硕的认知度正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