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把各种金融风险揽在身上，可能导致更大风险

【编者按】

1月13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阐述了对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看法。

刘尚希表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首先要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间引发新的风险，甚至引发风险的叠加，而形成更大的风险，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操作性风险。对这样一种政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间的操作性风险应该摆在首位。怎么样去避免因为防范风险而引发风险？这就要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政府、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之间面对这个共同的任务，怎么样去分层分类，共同努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想首先至少在理论上要说清楚。

“首先要搞清楚政府任务的边界，哪些是政府该干的，哪些是金融机构该干的，哪些是市场参与者该干的。如果边界不清，政府冲在前面，恨不得把各种金融风险都揽到政府身上，都由政府来防范化解，可能就导致更大的风险。”刘尚希指出，怎么去分清楚这种层次，这是一个难题，如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上，微观的个体风险和宏观的公共风险不分清楚，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他认为，只有公共风险才是政府的责任，市场风险交给市场，那是金融机构的责任。对政府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去防范微观领域的风险，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而是要观察监测微观领域的风险、个体的风险，各个机构的风险，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它们是怎么关联的，它们会不会形成一种多元的股票效应引发出宏观风险、系统性风险或者说叫公共风险，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对政府来讲，重要的是观察而不是出手，对既有的规则进行完善，观察这些风险会不会引发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有当它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政府出手，因为不能让这种效应传递下去。”

以下是对刘尚希演讲内容的摘录：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对防范金融风险的一点思考。当前防范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任务里面摆在首位的任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要是指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金融机构的任务，也是市场参与者的任务，也是政府的任务。怎么样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首先我们要知道金融风险在哪儿。

我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首先要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间引发新的风险，甚至引发风险的叠加，而形成更大的风险，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操作性风险。我想对这样一种政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间的操作性风险应该摆在首位。怎么样去避免因为防范风险而引发风险？这就要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政府、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之间面对这个共同的任务，怎么样去分层分类，共同努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想首先至少在理论上要说清楚。要搞清楚政府任务的边界，哪些是政府该干的，哪些是金融机构该干的，哪些是市场参与者该干的。如果边界不清，政府冲在前面，恨不得把各种金融风险都揽到政府身上，都由政府来防范化解，可能就导致更大的风险。

这些年我研究公共风险，这当中包括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等各个方面的风险，也包括了金融风险。10年前我专门研究过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的问题。今天看起来，过去的研究对今天依然有用。在怎么样防范风险的问题上，现在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尤其是操作性的方法。当然这些操作性的方法是不是足以防范因防范而引发的风险，这个说不清楚。比如说一些国际上的规范，巴塞尔三，宏观审慎，监管等等这样一些操作性的方法，包括一些监测指标是不是能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还需要拭目以待。

从理论上来讲，哪些该是政府的责任，我想四个字就能说清楚，公共风险。只有公共风险才是政府的责任，市场风险交给市场，那是金融机构的责任，那是市场参与者的责任，是他们的事，政府该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防范金融公共风险，金融公共风险从何而来，其实它也是由金融领域的个体风险引发而来。对政府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去防范微观领域的风险，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而是要观察监测微观领域的风险、个体的风险，各个机构的风险，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它们是怎么关联的，它们会不会形成一种多元的股票效应引发出宏观风险、系统性风险或者说叫公共风险，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对政府来讲，重要的是观察而不是出手，对既有的规则进行完善，观察这些风险它会不会引发这种效应，也就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有当它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政府出手，因为不能让这种效应传递下去。

至于微观领域的风险，也就是金融机构的这种风险，它是可以传递的，但未必是100%，传递的链条有长也有短，这要看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的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和实体之间、跟房地产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如果清楚了，就能知道一旦某个地方起火，这个火会传递到哪个地方会不会火上加火，引发大火，产生公共风险、公共危机。

怎么去定义个体风险和公共风险？防范化解金融公共风险可能存在的一些路径，无非是这么几方面：

一是货币风险。货币风险指的是货币迅速贬值的风险，一是恶性通货膨胀，一个是汇率，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出现物价的快速上涨导致货币的快速贬值呢？现在看起来尽管宏观杠杆率很高，但是CPI出现迅速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的货币流通与CPI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还要注意的是汇率，汇率的变化会不会导致本币的迅速贬值，这是值得关注的。这种准量上要关注货币的风险，宏观杠杆率高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但是这个潜在的问题只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在货币的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或者叫显现的风险。这是第一点，要看货币，也就是货币风险。

二是资产负债表。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会连带着引发其它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这称之为资产负债表风险，美国的金融危机企事业就是资产负债表风险，而这种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它不仅仅限于金融机构，所有的企业，甚至包括家庭部门都在这其中，政府也不例外，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整体上还可以，但政府面临的更多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是你到偿债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偿债，所以对政府来讲资产负债表风险比较小，而流动性的风险比较大。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从全社会，企业、政府、居民，包括金融部门，这种资产负债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关系，我觉得这是防范化解金融公共风险的最重要的观测角度。对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很多精细化的研究，就要去摸清楚部门之间，比如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之间、与居民之间，与金融机构、金融部门之间是什么样的资产负债表的关联。除了这种关联要搞清楚以外，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对资产负债表的计量，对资产负债表的计量、资产的计量、债务的计量，它的方法对资产负债表非常重要。在会计准则里面，我们国家也是与国际接轨，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有顺周期的特点，当经济往上的时候，这些资产会迅速地上涨，它的估值又上去了，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明显改善，而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因公允价值这种计量属性所带来的就是你资产迅速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负债表就迅速地恶化。也许这个企业其它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仅仅是因为市场的物价发生了变化，导致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产生传染性，这时候就引发这种金融危机。这一种传递的过程就是公共风险的积聚和形成的过程，所以对资产负债表所运用的这种计量属性，这也是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间需要关注的问题。美国在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曾经一度争议是不是要暂停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因为按照那种计量方法是螺旋式的下行，我们现在已经是国际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是否是一个会计领域的问题，但是与防范金融风险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的经济是风险经济，也是一个风险社会，风吹草动可能导致每一个金融机构资产对估值迅速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这种连锁反应会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连锁反应，其实政府你看看就是了，那些风险就交给金融机构，交给市场机制自身去化解，政府就不需要出手。所以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上，政府更多的是需要观测的手段、监测的指标、预备的措施，其它的应当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应当去做的。

怎么去分清楚这种层次，这是一个难题，如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上，微观个体的风险和宏观的公共风险不分清楚，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本文由澎湃新闻根据现场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