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坠物第一案”宣判17年后：猜疑、冤屈与没收到的赔偿

18年前，郝跃在重庆学田湾正街被从天而降的烟灰缸砸了脑袋，抢救了半年才捡回条命来。

扔烟灰缸的人一直没找到，郝跃把事发地楼上的24户人家都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后判决，其中22户每家赔偿郝跃8100多元，总计17万多。这起案子被称为“高空坠物第一案”，也被认为推动了侵权责任法关于高空抛物实行“连坐”的立法。

立法得到了推进，但争议声还在。此后多年，每当有高空坠物的案件出现“连坐”式的判罚，都会在法理和道德上引发激辩。

“第一案”里的人们也一直没能走出来，郝跃被砸后身体大不如前，生意失败了。到如今，法院判决的17万赔偿款只收到了一半。那些成为被告的居民们，则感觉一直被冤屈笼罩，猜疑和谣言始终充斥在那栋可能落下烟灰缸的楼房里。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千万家产啊。”罗朝蓉总忍不住说这句，而说到这句，又忍不住哭了。她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丈夫郝跃被砸前和被砸后。

郝跃被砸时，他们已经有两家公司，一家工程机械租赁，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事发时候，大女儿十几岁了，小女儿还在我肚子里。”罗朝蓉说，当时他们已经不住在田正湾街了，只是郝跃那天跟老相识的朋友在65号、67号楼下摆“龙门阵”。

“谁知道哪里突然来个烟灰缸，重3斤多，玻璃的，直接砸到郝跃的脑袋。”

2000年5月10日，罗朝蓉并不在事发地，她赶到医院看到正在抢救的郝跃。

“半个脑袋砸出这么大一个洞。”罗朝蓉用两手比着一个尺寸，郝跃昏迷了70多天才醒来。

“当时我们有那么多工地要照看，还要照顾郝跃，亲戚都出动了，轮流帮我们。”罗朝蓉说，自己大着肚子，白天跑工地，晚上在医院，每天精神恍惚。“那时候还要保证公司的运转，白手起家，不想就这么倒了。”

90年代，罗朝蓉和郝跃开始了创业，他们经营着六台出租车，每天早出晚归。后来，又开始尝试做工程类的生意。

在罗朝蓉眼里，郝跃原本就是普通工人，自己只是个幼儿园老师，是抓住了时代的机会，积累起了财富。

“烟灰缸事件，真的，把我们很多未来的计划，设想都打断了。”罗朝蓉说，丈夫在捡回一条命后，总是迷迷糊糊，记忆力下降，言语表达有问题。“常常想的和说的完全相反。”

罗朝蓉刚开始觉得郝跃的智力只有两三岁孩子,她不敢再让郝跃参加公司里的事物，然而仍然是总经理的郝跃，却觉得自己正在恢复，问题不大。

郝跃和罗朝蓉的关系变得不太和睦，争吵时常发生，罗朝蓉怕丈夫脑子不清醒，守不住家财，但郝跃就像为了证明自己，开始瞒着妻子行事。他们的生意亏损了两千万，窟窿越来越大，在罗朝蓉眼里，已经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

夫妻关系越来越差。与之相伴的，则是成年之后的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家里没有了往日的富庶，“结婚的嫁妆”都拿不出来。

最近几年，罗朝蓉觉得郝跃迷上了疑似传销的课程，“经常一天都没有人影，家里的钱也让他拿去投资那些东西了。”但是郝跃对此却否认，觉得自己在学习，是罗朝蓉不理解他。郝跃拿出手机想证明，里面都是网络游戏的链接，他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消消乐”。

郝跃被砸后，生活在不断下沉，越来越糟。罗朝蓉问：“我能怪谁呢，怪那个烟灰缸吗？”

清白与法理

2001年，郝跃把事发地的住户们告上了法庭，包括了学田湾正街65号6号房到67号3号房之间共计24户人家。

罗朝蓉作为代理人，面对邻居们的质问，她说她不是为了钱，他们并不缺钱，只是为了让大家引以为戒，让以后的人有所警醒。

重庆渝中区法院最终判决，除了搬离的两名住户外，其余22户均不能排除有扔烟灰缸的可能性，22家住户各赔偿郝跃8100余元，共17万多。

“当年，我们在法庭上都走偏了，那时候《责任侵权法》都没出来，用啥子判嘛。”夏泽园是住在学田湾67号楼三楼的户主，也是当年的22户被告之一，即便是十几年后，他都能把那些已经发黄的案卷材料立刻拿出来。

事发后，夏泽园做过实验，临街窗户有1.5米的挡雨板，又有1.5米的遮阳棚，他抛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掉到郝跃站的位置。“如果有人要害他，使更大劲儿扔出去，那就是刑事犯罪。”

夏泽园拿出判决书，上面显示判决依据的是当时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涉及的侵害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以及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法院判决同时依据了过错推定原则。

“这些法律依据能有说服力吗，当时我们的法庭，街坊邻居们关注点都在说有没有烟灰缸，烟灰缸是啥样上面，而不是适用法律上。”

夏泽园参与了完整的两次庭审，一审那场持续了近4个小时。为了避免冲突，现场来了很多法警，也有记者，“罗朝蓉在另一个屋子里”。

法庭上，二楼的邻居说，窗户有防盗网，家里也没人吸烟，住地二楼投掷不到那么远，而且也都租给了别人。4楼的住户则提出自己当时并不在家，7楼的住户说丈夫不抽烟，家里只有一个小塑料桶烟灰缸。在农贸市场卖猪肉的住户则说，当天睡得早，家里也没有烟灰缸。

在夏泽园眼里，那是一场无力的辩驳现场。“都在围绕烟灰缸，都是在说家里烟灰缸长什么样子，有没有烟灰缸。”一审败诉后，老夏还和街坊们去法院门口拉过横幅，找多方反应。但是在当时，更多的解读是从道德上来去提醒公众不要高空抛物。“清白最终还是没有证明，人心不齐，方向也不对，都是先撇清自己，最终谁都没撇清。”

夏泽园还记得2002年二审时候，每个人走出脸上都挂着郁闷与憋屈。他曾在笔记本上工整的抄写了民法通则，“如果是当时有后来的责任侵权法，那我服气。”

2010年7月《侵权责任法》施行，其中有明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夏泽园也承认作为全国第一起高空抛物案，烟灰缸案确实触动了从基层管理到立法层面的改变。“现在重庆很多楼梯的入口都有禁止高空抛物的提醒栏。”老夏说，他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案子有关，但当时确实闹得挺大，但他又强调，“进步要看得到，个体的委屈也要看得到”。

三个人的赔偿

“雷声大，雨点小。”罗朝蓉形容此后的执行情况。

按照2002年的终审判决，当时22户邻居每个人负担8000多元赔偿，共计17.8万余元。此后的执行比她想的要难很多。

2002年，最先给钱的住户是魏茂和，他当时是区人大代表，又得过重庆市一些道德模范的称号。

“我被谈话要带头履行法院的判决。”魏茂和至今自己觉得法院把自己“网”进去的，就是想让自己带头。

“因为我魏茂和是道德模范，是人大代表，是先进典型，是大家眼里的好人。”魏茂和说这些的时候，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抽出多份自己端着证书，奖章加身的图片资料。

“我不仅帮助法官去敲门让街坊配合调查，我还说了我早就不在那里住了。”在魏茂和看来，自己的名誉比什么都重要，而被告的身份是他不能忍受的。

“我拾金不昧，对峙歹徒，帮扶贫困，助人为乐，别人都是占一样，我都全了啊，我这么优秀的人，竟然也是被告，这是我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冤屈的。”

魏茂和至今坚持着一个说法，那八千多元是“资助”郝跃的，而不是“赔偿”。

另外首批赔偿的，是两个有单位的住户。“他们分别被从工资里划拨款项。”一个是电车公司的退休职工，每个月只有400多元收入，强制扣除150元每月划到郝跃的账户。另一个是警察，每个月被扣了500元，直到8000多元的赔偿还清。

罗朝蓉和法官们一起去找过其他的邻居，她不敢上楼，也惧怕面对面，因为觉得尴尬。她印象最深刻一个做老师的邻居，一直理直气壮地不付。“小罗，你知道你让我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冤枉吗，我是个老师啊，你让我怎么做人。”罗朝蓉说，她跟着法院一起去学校找过她两次都不在，她再也没有勇气去自己找了。

“都是一家老小要养的，每个人都叫苦连天”。夏泽园说，2003年，法院来找他，他就提供了离婚加低收入证明，法院后来也没再找他。

委屈、阴谋和谜底

直到2014年，罗朝蓉走在学田湾附近，楼上扔下一个包着垃圾的塑料袋，正落在她跟前，她又决心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当年未尽的赔偿，她说再次做这些仍然就是觉得希望能够引起大家重视，不为钱。

此时，十几年过去了，网络以及实名制已经关联到每个公民，陆续的之后有五六万元进入郝跃的账号。其中就有夏泽园的8000多元。“我都不知道，就划走了，现在谁银行卡没个几万块钱，联网了，划走了就划走了吧。”老夏说，自己的退休金只有2000多，一下子大半年的退休金就没了。

但是他觉得，这比那些03年就被扣钱的人好。“那时候要一个月扣我几百块钱，我都没办法活。”

罗朝蓉把之前收到的赔偿款算来算去，发现至今只收到了一半，法院用了各种办法，当年的那些被告，有的已经去世，有的杳无音讯，还有的只付了一部分。

罗朝蓉觉得自己的心态变化很大，当年法庭上信誓旦旦说的不缺这点钱，现在却是觉得几万块钱对家里很重要。因为公司欠了几千万，罗朝蓉和郝跃都上了失信人名单，就像一些没有履行赔偿的田湾正街住户一样。

2017年底，又一起高空坠物案进行了“连坐”式的宣判，罗朝蓉想，现在又是联网、又是实名制，钱应该好要些了吧。

她还是会想真凶到底是谁，而郝跃则不想再琢磨这件事，就觉得这是自己倒霉。

而在田湾正街的楼房里，夏泽园一直觉得警察当年应该继续找凶手，因为有人扔纸屑能够理解，但是扔烟灰缸，“他不知道会砸死人吗？”

有各种传言继续被传播着，“郝跃他是得罪人了，有人故意的。”、“那天晚上楼顶有人烧烤，是那群人扔的。”、“夫妻两个吵架，扔出来的。”……

罗朝蓉说，曾经自己还收到过别人的带话，说出四万元就告诉她是谁干的。她犹豫过，但最终没有信。“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他要是知道就应该告诉我线索。”更多的居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还发毒誓说自己要是凶手就如何如何。

2000年5月10日深夜，在田湾正街开麻将的马大姐听到了有人喊叫，立马出去，看到了郝跃倒地，血流不止，还有地上的完好的玻璃烟灰缸。随后，她叫丈夫出来，守住烟灰缸说不让人碰。后来就来了更多的街坊，混乱中他们将郝跃送到了医院。

再后来，马大姐听说烟灰缸还是因为指纹被破坏了，查不出嫌疑人，又排除了人为故意伤害的可能。

“如果当时能找出来那个烟灰缸是谁扔的，后来也就没这么多是非了吧。”她说。 

（原题为《“高空坠物第一案”宣判17年后：猜疑、冤屈与没收到的赔偿|深度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