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书法？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什么是书法？抱着实用的目的，可以说这不是个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历史经验看，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妨碍直接的书法实践，从理论价值看，它从未帮助解决过书法方面任何困惑。所以至少对于学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问题。虽然书法历史的主流意识基本没有关注过什么是书法，但历史见证了笔和汉字在书法范围内的永恒，自始用笔写字，迄今用笔写字。所以上节文字我们得出了书法就是笔写汉字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就可以省却一大堆的麻烦。

第一，我们把书法还是叫作书法，而不是“毛笔书法”。在三千年的书法史中，毛笔首先表达了自己，同时吸纳了刀刻等工艺手段的积极效果。甚至可以说简单的一支笔汲取了汉字生产过程和手段几乎所有的优点，以至于任何一种“新”的过程和手段都要以笔的痕迹为目标。当毛笔遇到钢笔的时候，也是钢笔借鉴了毛笔，而毛笔又一次坚持了自己。所以，书法还是书法，不必称其为毛笔书法。这不是不承认钢笔书写的艺术性，而是钢笔书写只是一种方式，它没有动摇原有的格局以建立全新的体系。比如，原有的布局、结构以及笔画审美依旧适用，甚至钢笔以坚硬的金身竟也学会了毛笔的一波三折。所以，可以产生一个新的钢笔书法，但无须将意义明确的书法改称毛笔书法。就好像自从有了机器人，人还叫作人，而不改称“活人”“生命人”等。毛笔的美是所有书写工具共同膜拜的，毋庸强调。

第二，我们把书法还是叫作书法，而不是“汉字书法”。这并不是藐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字书写，而是几千年的习惯，很难改，也没道理改。书法一直在汉字范围内自我发展，不存在对其他文字不敬的问题，不能因为其他文字模仿或借鉴了书法而让书法改名易姓。当然，真正的书法不会介意其他文字的模仿借鉴，这是徒弟的事，不是师父的事。前些年某国家有人说汉字是他们的祖先创造的，不少人义愤填膺。我以为不必理会，文化不畏惧抢夺，甚至，即使野蛮地抢夺也可能出于一种认同，何况，多么荣耀的祖先都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是现在谁做得更好。这些年什么新鲜的说法都可能抛出来，我们更当谨记“处变不惊”的古训，那么，如果有一天有人说筷子是他祖宗发明的，我们照常吃饭。

第三，我们把书法还是叫作书法，而不是“中国书法”。这也不是不尊重国外人书写的艺术性，而是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本国的技艺。至于别国的文字写得好坏，这些字迹的性质还是让外国人说了算。而我们说“中国书法”的时候不免有强调的意思，一旦强调了“中国书法”，等于认可它只是书法的一部分，即使是绝大部分，或者暗示另有某些外国的书法，其结果不是把外文字迹也认作书法，就是否认它，无论如何都是干涉外文的书写，反不如听之任之。我们的书法不说中国也是中国，外国人学了书法，因为他书写着汉字，还是书法，甚至是中国书法。日本人学习了书法取名书道，我们既无比自豪，也由衷地祝贺他们。前些年，我的家人住医院了，我拿着一只里红外黑的漆碗去一家饭馆给家人买饭，店家相当在行地说那是日本碗，夸我时尚。我从未踏出过国门，不太了解这个东方的邻居，但是对于本国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却略知一二。所以，我还是拿着自己的饭碗，既没有与国际接轨后的时髦感，也没有错拿别人东西的忐忑不安。就像我们拿出自己的钱包来，别人说和他的钱包一模一样，我们一点也不必紧张。书法从不拒绝流播海外，但书法就是中国的，这是常识，毋庸强调。美国人把他们的许多机构只称为国家某某，不说美国国家，日本也极少把相扑叫作日本相扑，这不是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反而是一种自信。

书法还敢不敢只是书法？要不要构筑层层的概念堡垒以自卫？我看不需要。书法这个大家庭里的客人太多了，我们分辨不清来者何人，是朝圣者、掘墓人，还是偶尔光临的看客，那么，我们索性不去分辨，而是拿出一点家天下的豪迈，拿出三千年一贯的沉着，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我是我。

这些年来，我们或多或少受到了类似问题的困扰，迄今未见圆满答案。这不是回答者不够智慧，而是提问者智慧过头了。别说这个问题基本，更别说简单。它不影响书法造诣的浅深就谈不上基本与否，而问题如果简单到一定程度，就会比世界难题还难以说清楚。因为它不需要答案，当然也就没有答案。三千年的书法史没有努力地推敲什么是书法就直接辉煌了三千年，正是由于什么是书法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难题级的，只看一眼就明白，但说一个字都多余的问题。学书法者不必知道答案，不学书法者不关心答案。

什么是书法不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此费神。我们有时甚至会面临与此相仿，但更“深刻”的诘问。记得上学的时候，几位同学聆听老师教诲，一人突然忧心忡忡地向老人家发问：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究竟什么是书法的本质？此问一出，我当时即暗暗叫苦，果然老人家大发雷霆：你说什么是书法的本质？是石头还是西瓜？我只了解一点现象，没想过那么高深……也许当时在场的几个人多已经淡忘了此事，想必后来谁也没有继续思考过那天的问题，包括发问者。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今天总还是有了一点儿成绩，也包括当年提出问题的那一位，但是究竟谁弄懂了什么是书法的本质？

看来，老一代人是不会像我等这般庸人自扰，从那天起，我意识到书法史也从未在这个问题上徘徊过一步。 

为什么要学习书法

古代读书人不可能不学习书法，所以，他们只讨论书法是大事还是小事，从而决定要学到什么程度，或者怎样学习的问题，而不谈学不学的问题。

书法是大事还是小事？在书法与写字难以割舍的时代，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书法肯定小不了。人们争议大事小事的前提其实也就是对个人言。

汉代有一位班超，他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班固被召到洛阳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跟着到了洛阳。因为贫穷，靠抄书卖钱过活，这时他感叹说，大丈夫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在边塞立功，争取封侯，岂能长期写字呢？他的这段话在书法史上很有名气，成为不重视写字的人引以自慰的“经典”。

班超崇拜的那两人，张骞的名气很大，自不必细说。那位傅介子的确也是个人物，他本身是一位军官，在西域的楼兰国和两位壮士一起刺杀了楼兰王安归，因此封为义阳侯。班超觉得做人就得是这样子，但他远没有傅介子那般幸运。他在鄯善杀了匈奴出使鄯善的使者，破坏了对方的同盟，又在于阗杀了于阗王的巫师，逼降了于阗。可算是立功了，但他被皇上降旨留在西域继续工作。在西域三十一年，建功无数，最后无论如何要调回来，幸亏他的妹妹班昭上书替他说话，才回到洛阳，封了个射声校尉，只一个月便病死了。班超说大男人不能老写字，我们没法听他的。他和傅介子干的事不是常人能胜任的，我们羡慕他们但学不了。况且写字不见得就妨碍建立功业。西晋草书家索靖、唐代书法家裴行俭就是打仗写字两不误的人。投笔从戎似乎是班超辈的理想，但未必人人适合。

褚遂良就是反其道而行取得功名的。他原来在割据陇右的薛举麾下，做一个通事舍人，没有什么作为，李世民亲率唐军灭了薛举，褚遂良也就降了唐。他的父亲褚亮是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朋友，欧阳询很器重擅长书法的褚遂良。后来褚遂良又得到魏徵的举荐，才一步一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李世民临终，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成为顾命大臣，这是古代作为人臣的最高荣耀。唐玄奘西天取经回来，在长安的慈恩寺译经讲法，李世民亲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治撰《圣教记》，皇上和太子的文章都由褚遂良书丹刊石，这样的事情实在让褚遂良深感体面。所以褚遂良的书法才能为他的政治成就助了一臂之力，如果没有书法的因素，他在政治上可能要平淡得多。扬雄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汉代大书法家蔡邕在他的上封事第五事也说“书画辞赋，才之小者”，而他们恰恰都是因这些小事得名。过河拆桥、口是心非古已有之，岂知小有小用，大有大用，如不龟手药，“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小道如书法，有时候也可以消融政治的森严与压抑，缓和矛盾，平息事端。在严肃的政治场合，由于书法而消罪泯仇、缓和关系的风雅之事很常见。

东汉的灵帝很喜欢书法，当时有一批善隶书的人，其中师宜官写得最好，梁鹄就是学师宜官的。他是曹操最看重的书法家，曹操认为他的字超过了师宜官。梁鹄很有心计，曾经给嗜酒的师宜官买酒，等师宜官酒醉时窃取他的字，后来梁鹄因为字写得好做了吏部尚书。这个时候，曹操想谋个洛阳县令，此事正好在梁鹄职掌范围，但是曹操没能如愿，梁鹄让他做了北部尉。当然，关于这件事的详情，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似乎是因为别人推荐曹操做北部尉，梁鹄批准了。他只是公事公办，并没有故意压制曹操的意思，但也没有格外超擢。所以，汉末梁鹄投奔刘表，而偏偏是曹操攻破了刘表的荆州，到处找梁鹄。梁鹄以为曹操要算旧账，吓得赶紧前去自首，谁知曹操不但不生气，反而封他官，让他到处题字，还把他的字挂在帐中。梁鹄成为曹操最善待的一位书法家。

大约四百年后，刘洎在隋朝末年带着五十座城池的厚礼降了唐。贞观十七年他加封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刘洎为人比较随便，敢说话。一次在玄武门，三品以上官员举行宴会，其间擅长飞白书的李世民作了飞白字赐群臣。大家都从皇上手中争抢，刘洎一着急，忘乎所以，登上御床拉着皇上的手得到了御笔。许多人说刘洎登御床罪当死，要求法办他，李世民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不但没有治罪，后来还加官侍中。撇开皇帝的身份不说，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的楷书没见过，想必差不了，行书则胜过当时以书法闻名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所以前人说，在书法方面这些书法家就得北面称臣。

曹操善草书，李世民行草兼擅，尤其喜欢王羲之，身体力行，心追手摹。帝王将相的书法修养使他们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偶尔也能十分超脱，充满诗意。在这种情况下，书法的感染力超越了森严的皇权和狭隘的恩怨，感人至深。

当然，书法不是政治的专用润滑剂，书法自有其社会功用。《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说文解字叙》等文献继承了这种观念，充分赞扬书契的社会功能。这种观念源远流长，至唐人张瓘说：“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见。可以说，具有社会性的事情就没有小事情，担当着一定社会功能的写字自然也是大事情。所以古代人只要有条件有机会就不可能不学习书法，他们学习书法不考虑理由，不是没理由，而是理由太充足了，没得商量，也就不商量直接学了。

宋元明清以来，科举考试需要写整齐美观的折子，写字在保留原有社会意义的同时开始强调对个人的价值。即使少数不参加科考的文化人，写字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借此寄托情怀，挥洒风流，书法成为文人的雅兴。不过，抱着陶冶情操、寄托情怀的目的而学习书法的人在古代一直不是主流，而且有时候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所以，汉末赵壹的《非草书》就指责当时那些狂热习草书的人，说他们“俯而扪虱，不暇见天”。明朝的万历皇帝少年登基，宰辅张居正一面训导他习字，不久又告诫他当以天下为怀，不能沉迷于此。所以，在古代社会，一方面是国家制定政策激励读书写字，甚至偶尔也以书取士，帝王名臣雅好书法助长习字之风；另一方面又将书法限制在一定范围。彻底地打压或者一味地奖励都可能毁坏了书法，反而是双向作用将书法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双向作用所以产生，它的背后是书法悠久的传统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比如，晋朝禁止立碑，晋武帝颁布过一道诏书说：“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看来，真正禁止的只是虚夸的风气，所以，晋代碑刻虽然较少见，但刊石立碑的事情还是时时见于记载。镇南大将军、太傅羊祜薨后，襄阳百姓在他平生游憩之所的岘山“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羊祜临终举荐杜预，杜预也为西晋立下殊勋，为自己立了两块碑，一在岘山之上，一在万山之下。东晋，长沙公陶侃薨后，他曾经的属下在他常年驻守的武昌城西边立碑画像，以示纪念。所以，碑禁只是禁止碑的泛滥。

今天，书法所承担的政治、社会功用已经基本卸去，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不能离开汉字，但几乎用不着传统的书写。所以，在更早一些，当电子技术迅猛而来的时候，嗅觉敏锐的人们在担忧，为汉字的前途担忧。书法界当然也曾诚惶诚恐，要是有一天真没有了汉字，书法将何去何从？这不是耸人听闻，有一段时间，书法走向何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书法和汉字都没有人们当初想象得那样背运，人们惊魂未定便看到书法热悄然兴起，渐渐至于冠盖相望，最终成为当代显赫的艺术门类。称其显赫，是因为书法在当代牵动了一个涉及众多阶层的人群范围。三教九流无不关涉，官员、富豪、名流、教授、专业人士，甚至诞生了一批职业书法家。

成功人士在功成名就之后迷恋书法，是社会资源对书法的反哺，这使得书法影响社会的广度无所不包，渗透社会的深度不可限量。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哪一个艺术门类能够和书法攀比。仕途显赫的高官和各界名流为何对书法还要恋恋不舍？就是要锦上添花。出现这样的热点，前些年是想象不到的。当书法渐渐远离日常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们先是厌弃，接着是怅然若失，很快便蓦然回首，发现我们与书法早已难舍难分。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不满足已有的现代化成就，需要在酒足饭饱以后更能心旷神怡。中国人喜欢书法不足为奇。所以，也不必把忙碌的官员或社会名流对书法的热衷看作附庸风雅，他们一样需要陶冶情操，这总比吃喝玩乐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