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云谈在西域寻找玄奘

郑诗亮

2018-01-21 11: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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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云(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上世纪八十年代,书云女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及牛津大学。此后,她成为作家、纪录片导演与制片人。2004年,她拍摄的纪录片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出;2008年,她拍摄的记录片《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首播,此后,又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购买与播放。她曾在2000年左右选择重走玄奘路,并出版了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一书。此书2004年出版了中译本《万里无云》,十四年后,此书将要推出修订版。我们采访了她,请她谈谈寻找玄奘之旅上的收获与感触。
想从最初的“起点”谈起。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对玄奘这个历史人物产生兴趣的?
书云: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198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当时正值闭关锁国三十年后,国门又一次打开,北大站在了改革的前列。在课堂,在宿舍,在校园,每天都有学生展开激烈的辩论。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北大打开了我的眼界,把我带入一个崭新的自由王国。
但是后来真正开始认识玄奘,要等到我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那是1988年秋天,我和一个印度同学一见如故。记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猜我最崇拜的中国人是谁?”我先猜周恩来,不是,再猜邓小平,也不是。最后,他有点失望,说:“是玄奘啊!你一定知道的。”我很不好意思,只能回复他:“哦,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啊,《西游记》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小说。”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惊讶,也很惭愧:“他是印度人民最伟大的朋友。没有他,我们的历史到现在仍会漆黑一片,我们不会知道佛陀是印度人。就连你们中国人对我们国家的称谓‘印度’都来自玄奘大师,是梵文中的‘月光’之意,即我们古之圣贤给黑暗中摸索的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见完面之后,我直奔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汉佛莱公爵阅览室。这个阅览室建于1487年,是最古老的阅览室,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找到图书馆目录索引上所有关于玄奘的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大唐西域记》和一个英国汉学家写的《玄奘法师》,一一下了索读单。接下来一连三天,我第一次认真地把玄奘其人其事通读了一遍,除了睡觉以外的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在阅览室里度过的。
看来印度同学的反应深深地刺激到了您。那么,时隔多年以后,您又是怎么想到去重走玄奘之路的呢?
书云:从那位印度同学的发问,到我重新认识玄奘,再到我在牛津求学期间以及毕业后开始做传媒,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我对玄奘这位“千古一人”(梁启超语)这么不了解?是什么使他离我如此遥远,对我来说这般陌生?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所成长的时代与环境。在我出生长大的年代,全国有二十五万座寺庙被摧毁或作为他用,仅有不到一百座寺庙留存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出家人都被迫还俗,结婚生子。我从小接受的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我家里却有一个人却笃信佛菩萨的存在——那就是我的姥姥。
我姥姥年轻时先后有七个孩子夭折,好不容易活下来两个,又遭遇了丧夫之痛。她把自己的苦难当作“前世的罪过”,主动背负起来。我根本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何况在我看来,这“前世”根本就不存在。我曾亲眼目睹城里的寺庙和佛像在“文革”中被摧毁殆尽,僧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当众游街被批斗。我对姥姥说,这些佛菩萨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拯救她和众生呢?但是姥姥却温和而又固执地坚持自己那一套。有时候我气极了,见姥姥对着小铜佛作揖,便跑去向父亲告状。
我的父亲是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十六岁那年因不满包办婚姻,毅然离家参加革命,成了一名军官。革命胜利后,他解除包办婚姻,娶了比他小十二岁的我母亲。父亲参军后为了和自己的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几乎没回过家,在我的奶奶去世后,他把对母亲的孝心全部倾注到了姥姥身上。
在单位里,父亲自然是反对封建迷信的,但回到家之后,他对姥姥烧香拜佛,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深知姥姥所受的苦难。但是,伴随政治运动的深入,他就不再允许姥姥去寺庙,也不准她在家里烧香供佛了——本来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他就已经不被组织信任,如果姥姥的行为被人告发,不要说他个人的仕途,我们全家甚至都会受到牵连。后来,在红卫兵抄家的浪潮中,父亲把姥姥珍爱的小铜佛卖给收废品的人,以免被查出窝藏“封资修”的罪证。
姥姥的小铜佛是一位出家人在听到她的遭遇后送给她的,是她和我们全家的护身符。姥姥每日必拜小铜佛,还说这是她准备带进棺材里的唯一一件东西。自从没了小铜佛后,姥姥好像变了一个人,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唠唠叨叨,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还因此绝食了好几天。不过,除了姥姥以外,全家人都很骄傲我们家最后的封建迷信堡垒被清除了。
1992年的时候,九十四岁的姥姥终于从人生的苦海里解脱了。那正好是我重新开始认识玄奘后不久。从此,在学习、考试、求职和谋生之余,我利用零碎时间通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玄奘的资料,重新开始了解他生活的唐代,从头学习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并且开始阅读佛教经典,偶尔也坐禅或听佛学讲座。我反复思考,也常常责问自己,我竟从没想过这么简单的道理:两千多年来,那个曾被我们批判得一无是处的佛教,为什么历经劫难却生生不息,上自玄奘这样的大德高僧,下至姥姥这样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愿意追随其后? 而且,从汉语里的很多常用词,例如命运、信仰、原则、真理、现实、平等、绝对、相对等,到充满禅意的诗歌和绘画,从中国人的生与死到民间传说,从家喻户晓的小说到无所不在的佛塔,来自域外的佛教成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而自从我重新认识和了解玄奘后,我终于理解了姥姥。她一辈子受的苦,足以把任何人摧垮,何况她这样一个弱小的女人,但她始终平和地面对一切,是信仰支撑着她度过了苦难的一生。
现在,我决定给自己这个机会——我要沿着玄奘的足迹重走玄奘之路。
原来您之所以决定踏上玄奘之路,家庭起到了这么重要的作用。感觉虽然一开始您不能理解您姥姥,但是等到您长大之后,她作为虔诚佛教徒的一面就深深地打动了您。那么,您后来的寻找玄奘之旅是何时开始的,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书云:我的旅行,开始于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只身一人,从西安出发,沿着玄奘西行求法的足迹,走过新疆,穿越中亚,走遍整个印度,历时一年四个月。我坐上开往西安的火车之时,心里就隐约觉得,这将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当时的背包里,除了护照、现金、记事本、相机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之外,我还带了《大唐西域记》《西游记》和《玄奘法师传》这几本书——都和玄奘有关。我先到西安,去了大慈恩寺和大雁塔,再从西安坐火车一路向西。先到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再到瓜州,也就是今天的安西。之后,我请导游开着一辆破吉普,带我去了吐鲁番,也就是唐代的高昌国。从吐鲁番出发,我去了库车,也就是玄奘笔下的龟兹。之后,去了中亚,再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返回国内,先到和田,也就是古代的于阗,再到敦煌,最后返回西安。
的确是很不容易。西安、新疆都在国内,还要好办一些,您穿越中亚、游遍印度的时候,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书云:玄奘一路是在寺院里挂单,我呢,是靠朋友和熟人相助。一路上的确是非常辛苦。以今天的交通条件,尚且如此不容易,想到当年的玄奘,更加令我钦佩。
其实,从库车开始,我就遇到了问题。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修有一条边界公路,中国境内从阿克苏开始,据说乘车仅需两小时就可到达山顶。我连夜从库车赶到阿克苏,然后坐出租车到天山脚下。中国境内的路是修好了,只是天山北麓吉尔吉斯斯坦的路还没有开工。边境哨卡士兵目光冷峻,似乎在嘲笑我连这样的基本信息都弄错了还想一路走到印度,简直痴人说梦。我赶紧掉头回乌鲁木齐,买了一张飞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机票。这样一来,至少我可以翻过天山重走玄奘路。
当时的中亚,应该还是比较危险的吧?
书云:那个时候的中亚,是世界上最紧张和不安的区域。阿富汗还在塔利班控制之下。塔吉克斯坦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府与伊斯兰复兴党的内战,数以万计的塔吉克人丧生或逃往阿富汗和伊朗避难。乌兹别克斯坦推行高压政治。只有吉尔吉斯斯坦比较开放,致力于经济改革和自由选举,加之需要游客带来的外汇,所以我毫不费力就拿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签证。
但是,我去了之后,才听导游说起,一个叫做IMU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武装劫持了十四名人质,还占领了两个村庄。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在乌鲁木齐买机票时没看到有别人,为什么飞机上乘客少得出奇,为什么比什凯克如此寂静。这起人质事件持续了近两个月,但在国内没有报道,而独身一人闯入漩涡的我却一无所知。
我在酒店整整一夜没有入眠,反复问自己,如果是玄奘,他会如何面对?天光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最终想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阿富汗是禁区,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至今还没拿到,当年玄奘走过的中亚的国家里,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是我惟一能够追寻玄奘足迹的国家,无论如何我要坚持下去。
吉尔吉斯斯坦都这么危险了,您后来的行程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书云:吉尔吉斯斯坦之后,我抵达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是丝绸之路南段的重镇,犍陀罗王国的都城,佛教的第二圣地,也是第一尊佛像诞生之地。在那里,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身材高大、蓄着长须的普什图男子,他们有些人肩上还斜挎着机关枪。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和当年从长安出发,走了整整一年才到达白沙瓦的玄奘是一样的。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对白沙瓦的记载,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悲伤:“犍陀罗一片荒芜,少有人居,宫城一角有千余户,但是人性恇怯,多信异道,千余所寺庙破落至极,僧无居所,不得不与外道杂处。”公元五世纪北战南征的匈奴人,给白沙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如今塔利班也是猖獗一时,但是在充满暴力、贫困、毒品和恐怖的白沙瓦,那些玄奘亲眼目睹的慈悲、安详、优美的佛菩萨像,让焦虑不安的我一下子平静下来。
白沙瓦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但是因为塔利班占领的缘故,最终我还是没能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站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关口,我雇用的保镖一边指着已经成为难民城的阿富汗的哈达,一边对我说:“塔利班占领巴米扬之后,把巴米扬大佛身后的石窟当成兵营和存放军火的仓库,听说他们要毁掉巴米扬大佛,可能是真的。”2002年2月26日,在我离开白沙瓦一年后,塔利班真的将两尊佛像的头颅、胸部、大腿一块块地炸成了碎片。那段时间我常常想到玄奘,他是在巴米扬大佛落成不久后经过的,受到国王隆重欢迎,并有僧人陪他前往境内所有圣地朝拜,包括巴米扬大佛。玄奘记载说:“王城东北山坳,立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灿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巴米扬大佛的记载。现在它们消失了,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甚至更加壮丽庄严。
后来您在印度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令您难忘的事情吗?
书云:就在我到达印度之前数周,凤凰卫视播放的大型行走系列片《千禧之旅》刚刚走过印度,这个片子的结论是:印度充满极端的贫困、极端的混乱、极端的肮脏,令人无法忍受,堪称人类的悲哀。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多亲友都劝我放弃这段旅程,但我还是决定自己去看一看。
千禧之年伊始,我从巴基斯坦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后第一站就去了比哈尔邦,这也是我印度之行中最重要的一站——佛陀在这里悟道,在这里讲经布道四十九年,最后又在这里涅槃。玄奘在印度十三年,其中有九年是在比哈尔邦度过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恰恰遇上选举,应该说不是选举,而且拼命,暴力、冲突、枪杀,各种手段应有尽有。不过,在佛陀证道的菩提迦耶,朝圣者络绎不绝,我坐在那棵菩提树下,静静地看着这些虔诚的信徒,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多亏了玄奘的记载,才让这一佛教圣地,在一百多年前,被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英国人康宁汉姆从丛林和废墟当中发掘出来,再次成为朝圣之地。
自从我踏上印度国土以来,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我提到玄奘的名字,上至部长下至小学生,人们都会笑脸相迎。我特地请求印度国家考古局局长开的介绍信甚至都没有拿出来过。印度人谈起玄奘就像谈起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千四百年后,印度人依然在缅怀玄奘,是因为他帮助印度找回了佛陀、佛教圣地、印度自己的历史,以及它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佛教。
这样一路下来,您有哪些收获,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尤其是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
书云:当年结束了这段旅程之后,我站在玄奘舍利塔前,回想自己追寻玄奘一年有余,行程万里,感慨万千。这一路下来,我对玄奘的了解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历史到现实,深深地感到,“千古一人”不再是一个纸面上的概念,而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苦难一生的姥姥烧香拜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但这并非佛教的全部。用平常心面对生活的苦难烦恼,对自我的完善,才是终身的修行。一路上遇到的善人、善举、善意、善知识,无不让我牢记于心。所以,我最后我起身双掌合十,向奘公默默致谢。
追寻玄奘西行近二十年后,我依然在路上——修行的路上。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玄奘,西域,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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