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瑞和谈《唐代高层文官》与唐代官制研究

郑诗亮

2018-01-28 11:5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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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瑞和(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唐代高层文官》出版之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休教授赖瑞和先生的“唐代文官三书”(基层、中层、高层文官)画上了一个句点。赖先生说,他之所以动念撰写三部曲,其实想法非常简单:“我常常读那些唐代墓志考释的文章,发现论者说了老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这官员到底是什么层级的,很不痛快。”因此,他才细读两《唐书》的列传、墓志和唐代的诗文,梳理唐代的官制和官衔,写成专著,初衷正是为了告诉读者,唐代某某官员“到底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官员”,“这比告诉我们他是几品官,绝对更为立体”。在他看来,这可以显著提高我们的“历史解码能力”,让我们看到唐代政府的真正架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目前,他的兴趣集中在人类进化史上,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人类进化史的书——早在2007年底他写完《唐代中层文官》,就开始有系统地阅读人类进化的著作了,“几乎全是英文本的,因为中文的好像一本也没有”,“所以我现在想写一本”。
“使职化”是《唐代高层文官》一书的核心概念。您在书中提到,最早是陈仲安在其专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使用了这个词,但是您又强调说,此书并非受到陈先生启发。这让我对这一概念的由来感到很好奇,您是怎么想到使用这一概念的?
您在书中引用了廖伯源《使者与官职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作为专研唐史的学者,您用“使职化”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受到这位秦汉史学者的影响呢?
赖瑞和:说来有趣,我的使职概念是来自现实生活!最初是在我任教的大学,有某学系的系主任,和系办秘书处得不好,认为这秘书做事没有效率,但又拿她毫无办法,因为她属于公务员(好比正规的职事官),不能随意撤换。这系主任也不想和她闹得太僵,于是索性改派他自己信任的研究助理(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研究生)去处理许多系务,把那位女秘书架空。这不就是很古老的使职办法吗?现代人都晓得使用。
《唐代高层文官》
这让我想到唐朝那些皇帝,不也常常把那些没有效率的职事官架空,改而任命自己的亲信为使职,如盐铁使、监军使等来做事吗?比如宇文融的括户使就是这样诞生的。当时发生了逃户问题,农民逃到他乡,脱离了户籍,朝廷找不到他们,收不到他们的税,国库税收不足,于是玄宗把户部那些原本负责户籍和收税的正规职事官架空,改派宇文融去充当他的特使,专为他设一个新的使职——括户使,授权他去括户收税,结果大有收获:“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玄宗以为能。”(《旧唐书》卷四八)
后来我读到廖伯源的《使者与官职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他说:“使者之官职无限制,然多为亲近臣”,又说:“皇帝派遣何人为使者,无任何限制,合意即可,故使者可以是任何人。”这深得我心,更加深了我的使职概念。我在书中也五次引用了他的书,可惜至今还不认识他。我的研究也发现,任使职者,必须跟皇帝或掌权者有某种“私”关系,或某种信任关系才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系主任,可以派自己的研究助理(研究生)去处理系务,正因为他跟研究生有师生关系,可以更灵活地去叫他们做事一样。这样的研究生,会比正规的系办秘书更听话、更好用,就像非正规的使职,会比正规的职事官更接近掌权者、更好使唤一样。
2010年,在台湾清华历史所那场硕论口试上,发生了那个“奇异的插曲”,我和另一考官激烈相争后,我便去研究了唐史官刘知几的官历,发现他当的史官,原来就是个使职(见《唐代高层文官》第十章),从而解开了许多从前不解之“谜”,进而建立了我的“使职论”。
至于把某某人架空,改派亲信去做事,这种办法,该叫什么?我想到了陈仲安用过的“使职化”一词,太好了,便借用了他这个绝妙好词,另一方面也向他致敬。
我们都知道,《唐代高层文官》与您之前出版的《唐代基层文官》与《唐代中层文官》是“姊妹篇”,合而成为“三部曲”,那么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普通读者应该采用一种怎样的方法来阅读这三部曲呢?
赖瑞和:我是先写基层、再写中层,最后才写高层文官。在唐代,官员只分官品,没有分基层、中层和高层。但我觉得,以基层、中层和高层来区分唐代官员,更为清楚。我常常读那些唐代墓志考释的文章,发现论者说了老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这官员到底是什么层级的,很不痛快。真希望,以后学者提到唐代某某官员,最好能告诉读者他到底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官员。这比告诉我们他是几品官,绝对更为立体。
这三部曲当中,我比较满意《唐代高层文官》,因为它有一个使职论贯穿全书,结构最为紧凑。我想,读者若还没有读过这三书,那不妨从高层读起,有了一个使职的架构,再往下看中层和基层,就更清楚了。
您提到,不少学者深信三省六部制是最完美的制度,认为是使职化造成了这一制度的破坏与崩解,而您又在前言中提到,对唐代高层文官的充分了解,有助于我们对唐代政府的架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产生全新的、动态的理解。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赖瑞和:我说不少学者深信三省六部制是最完美的制度,其实等于说这些学者不了解唐代的官制,没有看出唐朝经常以使职来治国,任由三省六部闲置着。但唐代的职官书如《唐六典》和两《唐书》的职官书部分,却又只描述三省六部制(也就是职事官制),不提使职,让后世学者以为唐朝一直在行用三省六部制。所以,如果你只读这些职官书,根据《唐六典》等书来论述(像目前许多《中国政治制度史》那样的写法),那你就上当了,因为《唐六典》等职官书所载,几乎都是死条文,或过时的条文,没有任何实际案例可佐证,看不到唐代政府的真正架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看不到动态的、活的官制。真正的官制和官衔,要去细读两《唐书》的列传、墓志和唐代的诗文,才能梳理出来。这就是我在文官三书中所做的工作。
您谈到,唐史研究生经常抱怨,好题目都被前辈做光了,而唐代职事官的使职化,却是有待深耕的处女地和尚未开采的金矿,“处处都是题目”,能否请您介绍一二?
赖瑞和:我书中已介绍了几个,如医官、天文官和宦官的使职化(见页420)。我只研究了唐代士人官职的使职化,但还有不少官职还没人去研究。例如,近年有不少突厥和粟特武官将军的墓志出土,就可以拿来研究唐代武官(如十六卫)的使职化。杜牧写过一篇《原十六卫》,就说这十六卫在他那个时代,早就没用了:“然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换句话说,十六卫将军被使职化了,改由那些突厥、粟特番将取代。马驰和台湾学者章群写过唐代番将的书,但他们不是从使职的角度去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补充和改写。
《唐代中层文官》
再如,唐代的地方官,也有相当程度的使职化。如果你单单读《唐六典》等职官书,你会以为唐代的州县官(如录事参军、县令等),是由中央派去的,那你又上当了。因为我常常在墓志和唐代诗文中发现,唐代有不少州县官是由节度使或刺史自行委派的,再请朝廷授给他们一个中央官衔,作为一种荣誉加官,如朱巨川的“试大理评事兼豪州锺离县令”(见《唐代中层文官》封面)。他这个锺离县令,是由豪州刺史独孤及自行委任的,再奏请朝廷认可。于是朝廷就发给朱巨川一个告身,授给他试大理评事的京衔,但这只是个虚衔,不职事,又同时让他带豪州锺离县令(“兼”字作“同时” 解,不是“兼职”去当县令)。锺离县令才是朱巨川的真正工作。这等于地方首长,派“自己人”去管理州县,是一种使职化,或把州县“幕府化”了,把州县官当成幕府的僚佐来雇用管理。我写过一篇论文《论唐代的州县“摄”官》,但只点到为止,没有深论。我想这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或一本书,可以改写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史。严耕望写《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只写到魏晋南北朝,没有写到隋唐代部分就放弃了。
您在三部曲中对杜希德先生再三致意,之前也曾拜读过您追忆杜希德先生的文章。我不禁好奇,有哪些唐史前辈对您的研究产生过影响,能请您谈谈吗?
赖瑞和:当然,我们研究唐史的,总逃不掉陈寅恪、岑仲勉和严耕望三位先生的影响。我的研究范围最接近严先生的,他给我的启示最多。1981年我刚念博时,第一次读到唐长孺的一篇论文《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大为倾倒,觉得有创见的论文就该如此,以小见大,让人读后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唐先生的文笔非常简洁、优雅,是我十分欣赏的。后来读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很有感觉。他善于叙事布局。蔡鸿生的《唐代九姓胡和突厥文化》写得精彩。他的论文句子还常常讲求对仗,很别致。王勋成那本《唐代铨选与文学》,揭开了唐代“守选”之谜,给了我不少启发。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您在《唐代基层文官》中,曾向陈郁夫教授的《全唐诗》及《太平广记》电子资料库致谢,又在《唐代高层文官》中谈到史语所电子资料库对您的帮助之大。那么,您怎么看待数据库与当今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您看来,史学研究者可以怎样利用电子化的数据工具来进行学术研究?
赖瑞和:电子数据库是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工具利器。从前我们读陈寅恪、严耕望等人的论文,觉得他们好有学问,可以引用那么多的材料来讲一件事。现在有了数据库,任何人只要懂得使用,都可以像陈严两位先生那样充分占有史料了,可以随时引用许多相关的材料来佐证他的论点,一点都不难。
比如,我写基层文官的校书郎时,在史语所那个《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检索,以关键词“校书”两字搜寻,一秒钟就找到五百多条材料,分散在三十多本史书当中,好些还是大部头的书,如两《唐书》《通典》和《册府元龟》,没有遗漏。一秒钟就让我占有这么多的材料。我再用这资料库的“检索报表”功能,把这五百多条材料全部打印出来,竟厚达A4纸三百多页,无字数限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细读这些史料,细心比对、分析,必要时和原书对校,结果发掘出好些研究课题,可以深入探讨,把校书郎的各个面貌研究个透彻,最后才写成一个研究报告,也就是我《唐代基层文官》的第一章。
在陈寅恪的时代,他可能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把那三十多本大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读完(不能漏一页),才能找到那五百多条材料。如果还要请助手把史料抄录下来,那就更花时间和金钱了。单单《旧唐书》一书,可能就要花上一年半载,才能读完吧。现在还有学者宁可不用数据库,而去用陈寅恪的老方法吗?我觉得不必。你可以把搜寻材料的时间省下来,用来做其他更有创意的工作。
台湾史语所这个数据库的“检索报表”功能,我一直很欣赏,常常用。可惜大陆最通用的《中国基本古籍库》虽然收书比较多,但竟没有这样的“检索报表”功能,常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一直很好奇,大陆学者在使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时,岂不是处处受限制(如复制打印时,有字数上的严格限制,一次只能复制打印数百字等等)?那不是很不方便吗?可见数据库也有好坏之分,不能一概而论,要找到好的才行。坏的数据库,甚至把古籍原书的页数,统统涂白不让人看到,完全不合学术用途,真是帮倒忙。
您之前曾提到,您想要写《唐朝官制》及《唐人的官历与远行》,不知这两本书是否还在您的写作列表上?另外,您一再提到想要写以唐朝为主题的小说,请问现在进展如何了?
赖瑞和:“唐朝官制”及“唐人的官历与远行”这两个题目,是我在写《唐代基层文官》期间想到的,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后来继续写《唐代中层文官》和《唐代高层文官》,已处理了大部分的官制和唐人的官历。若再去写这两书,许多内容恐怕会跟文官三书重复。我现在退休了,不想一直停在唐代官制,想转换研究范围,写其他新鲜题目。
比如,我最近就发表了两篇唐代财经货币史的论文,一篇还算“通俗”,长达四万字,叫《唐人在多元货币下如何估价和结账》(发在2016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另一篇就很“冷门”,叫《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钱新解》(发在2016年9月《唐史论丛》第二十三辑)。这其实也算是步我老师杜希德的后尘,因为他最初是研究唐代财经史的。此外,我还回到我早年的文学兴趣,写了一篇快两万字的长篇论文,叫《韦应物的诗〈送杨氏女〉——历史和文学的解读》,有一些新发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原来诗中那位杨氏女的真实故事,竟如此动人、曲折、悲伤。此文即将发表在《唐史论丛》第二十六辑,今年2月左右出刊。
至于那本唐代的历史小说,不急,因为我的兴趣很广,还有许多题目想写。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人类进化史的书,属于历史普及类,写给一般的读者和历史迷读的。讲人类怎样在非洲和黑猩猩有过一个共同的祖先,在六百万年前左右分化,然后各自进化。人类那支系谱,最后在大约二三十万年前,演变成我们这种智人(Homo sapiens)。在约七八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扩散到全世界(包括中国),并在中东和欧亚,和更原始的尼安德特人碰面并交配,有基因交流,把尼人的基因约1%到3%,也传给了现代人。在一万多年前,智人又创造了农业、城市和上帝(宗教信仰)等等。以后就进入世界文明史的范围了。
正好您在《唐代高层文官》中也谈到了,您阅读了许多关于人类演化的著作,这给了您一个宏大的、长远的历史观,能否请您详细谈一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赖瑞和:我从小就很好奇:人是怎样来到这个地球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从什么生物(比如常听说的猴子)“变”出来的?中国人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读《世界上古史》或《世界文明史》不能解决之谜。为了解开这些大谜,2007年底我写完《唐代中层文官》后,在书稿审查期间,无所事事,便开始有系统地阅读人类进化的著作(台湾多说“人类演化”),几乎全是英文本的,因为中文的好像一本也没有(所以我现在想写一本),有的话也是过时的。中文翻译本不算。台湾清华有个人类学系,图书馆这方面的英文著作收得还相当齐全,缺的我推荐请馆方购买。清大也订了许多电子期刊,如顶尖的《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和《美国人类基因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等等。最新和最重要的人类进化研究成果,一般都发表在这些期刊。我那几年度过一段很愉快的阅读时光,也解开了我小时候的那个谜(谜底刚刚写进我那本书稿《人类进化史》的第一章)。现在退休了,还可以从我老家马来西亚联线到清大图书馆网站,去免费阅读这些电子期刊(这是清大授给我“荣誉退休教授”附带的好福利),以追踪最新的研究成果。
古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古基因学家,谈到人类进化,往往是以几十万几百万年来计算时间的。比如,直立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二百万年才灭绝。中国历史的五千年,跟直立人的二百万年相比,真是微不足道。若以中国史五千年转一圈计算,这可要转上四百个圈圈才转完。河北张家口那个泥河湾遗址,在大约一百九十万年前,曾经有直立人(比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还古老),在那里用最原始的石器,宰杀了一头大象,举行过一场“大象餐”,因为他们留下了大批象骨和石器,被中国科学院的古生物学家发掘了,并发表了研究报告。
但一般历史学者的时间概念,只停留在最多五千年前。五千年以前的历史,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学者常常“画地自限”,认为那不是历史学的范围,他不管。所谓上古史,最多也不过是三千多年前的夏商周史罢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家津津乐道的所谓“长时段”,其实最多也只是几千年,跟古人类学家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年的时间概念,真是天差地别。我最近读到古气候和古地质专家T. E. Cerling发表在2011年《自然》期刊上的论文。他研究的竟是《过去六百万年非洲的树木覆盖和原始人的生存环境》(Woody cover and hominin environments in the past 6 million years)。他是纯科学的论述,有地质科学数据为证,对我们了解最初的人类进化环境,大有帮助。以此看来,历史学者是很“短视”的一群,只看到几千年,甚至几百年前的事而已。我读了人类进化的著作以后,才发现我们可以探知的人类历史,远不只限于五千年,至少可以追到六百万年前。这给了我一个宏大的、长远的历史观。我也常劝学生去读点人类进化史,可以开拓许多新视野。我们念历史的,如果连人类从何处来,连人类自已的历史都不知道,可乎?
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和人类进化的知识,比如人类大约在十五万年前,开始学会说话,具有语言能力,我就可以比较自信说,使职应当诞生在这个时候,在旧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小规模游群(band)社会,就已经存在。使职才是最原始的官制。职事官制度,应当是农业和城市兴起后(约一万二千年前)的产物(详见《唐代高层文官》第一章)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唐代文官,唐代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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