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新疆地区医疗图像中的国族构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过程，其中，西北边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层面。因为边疆地区的特殊形式，现代化的困境在这一地区被极端化，各种关系和力量的张力被清晰地凸显出来。新疆地区作为中亚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是各种境内、境外势力争锋相对的节点，是一块理解现代中国形成的棱镜。

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在建国初期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边疆“国族缔造”的一个重要层面——通过医疗来构建自身的合法性，但更重要的是包含了颇具人情味的认同、感觉和价值维度。医疗作为一种技术的物质实体，承担了连接个人与国家的“中介”角色，同时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下渗的有形管道，在民众中产生直接的情感和观念影响。尤其在民族地区，现代医疗最早是由军队建立推广，后来医院主要由政府建立和管理，与国家意志密切关联。因此，国家通过医疗图片传递这样的强势信息：边疆的进步、对科学（西医）的接受、对国家认同等等。现代医院的组织形式与现代国家是同构的，内核是标准化、均质化。

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在新疆面临的是两种文化的直接碰撞。建国初期，汉字还没有推广，而视觉图像是这种跨文化对话的直接产物，有更强的表达传播效力，形成一种沟通上级政府和下级民众的交流方式。此外，这些存在于媒体传播中的图片，是由精英在各种社会事件中经过选取、保存以及想要强化的集体记忆，以加强人群间的基本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本文并不探究过去的社会事实，而是要探索为什么某种特定的记忆被组织、保存了下来，其后有何“意图”。

这些图像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体的一些基本心理倾向，对其分析可以构建出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所以，本文从1950、60、70年代新疆地区的医疗图像入手，分析新闻照片、画报、宣传画里的视觉叙事与国家构建的关系。通过解读医疗图像元素的隐喻，来展示医疗技术超越“物”本身的国家、社会意义，同时对理解现代中国国家的民族认同有一定启发。

1844年，梁启超在眼科医院讲道时如此评价医学绘画：他们的灵魂也有病，除了耶稣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治愈。这一时期，西方的“医疗传教”成就了林华的医疗绘画。20世纪前后，林华的医学绘画作品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绘画以直接的视觉形象传达了相当有价值的信息：一方面，他向好奇的西方人描述了中国的“病态”及其性格、风俗、思想、习惯等；另一方面，他还向大多数贫困且目不识丁的底层患者传达了健康的身体和灵魂的观念，让他们产生一种印象——来自西方的治疗方法有着巨大的效力。

除去其本身的宗教目的，视觉文化在传达病态的观念和确定中国人的身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建国初期的新疆地区，共产党也使用类似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形象，并把一系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医疗的方式传播出去。

1959年的《新疆画报》刊登了为一名患背瘤的妇女诊疗的照片。这位患者妇女侧坐在正中，侧首让整张脸都出现在画面中。这个角度背瘤只是隐约可见，而患者的面部却能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她闭着眼，神情温和平静，嘴角微微上扬，整张面孔非常放松。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被疾病折磨的肉体痛苦，而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治愈；它不是一种现在时，而是将来时态。与此相对，三位医生的表情就更加认真凝重，而且视线都锁定在瘤子上。最左边的医生手拿托盘，托盘的位置刚好挡住了我们窥探瘤子的视线。这里似乎向人们传达出一个信息：我们不用去直面自己所背负的疾病，不用去探求它的来龙去脉，只需全权托付于医生，他们能用专业知识将人治愈，而患者要做的就是静待自己残缺的病躯中诞生出全新的生命。照片中医生从三面把患者围绕在中间，如庇护人的堡垒，将死亡的阴影隔绝在外。这里似乎向新疆人民传达一个情感倾向：你们无需在矛盾和痛苦中探究自身的处境，只需全心全意依靠党，现在它将肩负你们过去所有的磨难和贫穷，而期许给你们一个幸福的未来。

医生正在为患背瘤的妇女诊断

背景里旗帜上的维文写的是“预防传染病，治疗”。这在很大程度上暗示着当地人逐渐从“丑陋”的状态走向“健康”的新形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瘤子隐喻的是旧社会，属于新社会国家在医院对其进行治疗，这与政府消除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在语义上是同构的。

身体的患病有时还暗示习俗影响的生命状态。在下面这张“治疗性病”的照片中，我们可以把“性病”的分类看成某种“脱离病人意识而存在的某种社会制度”，疾病所暗含的道德隐喻不言而喻，即种反常、不洁、腐坏的习惯影响了人正常的身体状态。在这点上，性病比瘤子拥有更强烈的隐喻，借疾病的名字，一些社会和道德的含义加诸其上。而从图片表现的环境来看，这个治疗过程并不是发生在医院的公共领域中，而是患者的家里这种私人空间。这些都暗示着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寓意，并且国家将以某种“秩序”进入私人空间，去规范当地人的“陈规陋习”。这张照片配图文字的重点是“在不久的将来，性病将在巴音郭勒绝迹”，这向我们传达了强烈的信息：表面是身体的治愈，其深层的含义是为了革除反常的习俗在人身体上留下的印记，政府还要对民众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改造和规范。

卫生所医生给牧民治疗性病

疾病和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精英话语中由隐喻到实践行为的转化，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一种象征性想象的转移：他看到了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于是立志以笔为刀，他像手术刀一样切开表面把国家腐坏的内部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疾病就好像是自己民族沉浮中悲惨的命运，受人凌辱践踏，而病体的复原就是“民族再生”的象征。

“赵祥娃”的漫画复调性地展现了疾病、精神和民族命运的三个主题，其中包含了国家所推崇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战士”这一新兴的英雄主义形象。这部漫画虽然描写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如何和自身疾病斗争的过程，但很多画面都是红色元素：旗帜、毛泽东头像、小小的画格中标语上的字迹“像雷锋同志学习”和“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字迹清晰可见。漫画中没有描绘他接受医疗器械或药物的帮助，他与疾病抗争的方法是精神上的——“对呀！愚公能搬掉两座大山，中国人民能推翻三座大山，我也一定能搬掉压在身上的疾病这座‘大山’。”此处疾病的民族隐喻相当明显。

漫画“赵祥娃”

赵祥娃的奉献牺牲给身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使病情反复，“傍晚，一个同志帮他把一车上千斤的草拉回家，还没放下车子，他就昏倒在地上。卫生员抢救了近半个小时，他才苏醒过来。连长关切地说：“祥娃，以后再不要蛮干了。”他说：“怕啥，昏了还会醒的。”这一年，他打了十七万斤猪草。

如果以现代医疗标准来看，这绝不是应该提倡的行为。这个故事传达的不是西方医疗那种通过身体和精神的和解来净化灵魂的传教模式，这位红色战士对待疾病的态度是身体和精神的彻底决裂，通过牺牲身体为代价把高尚的社会主义精神奉上神坛，这是中国革命式英雄独具的浪漫情怀。

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赵祥娃始终面带微笑，体格强壮，不见一点儿“病态”，漫画表现的并不是与疾病斗争的人（这可以靠医疗技术得到治疗），而是与思想疾病斗争的精神状态。这部漫画是中华民族再造的缩影，其中疾病会反复，腐朽思想可能复辟，但我们要坚定“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使我饱受欺凌的民族得到“新生”。

在建国初期新疆地区和医疗有关的视觉传播中，还有一个相当突出的主题——输血。它们又一个共同点：献血的人和接受血的人来自两个不同民族，而且都是汉族人年轻的血液流入当地民族的人，而让他们重获新生。

血液其实暗指不同的血统。输血这个行为是血液交流与融合，具有超越血统的意义。在这里，医学意义上的输血背后隐含了一个命题：阶级情感是血统论的解毒剂。所以血液的融合背后其实暗示的是两个民族的融合，他们成为了中华民族血溶于水的同胞。

血统在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族群认同中有特殊意义，在新疆地区更是如此。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民国时期(1912-49)开始慢慢孕育成型，当时的“国父”孙中山（1866-1925）运用lineage的相关表述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按其字面意思来说，lineage就是“关于人民血统的主义”。

在此背景下，反观这些反复出现的以“输血”为主题的故事和图画，我们就能看出其超越事件本身的政治隐喻。族群理论在初期有工具论和根基论两种分野，而后的是学者们力图调和两种观点，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凡登柏。他承认群体认同有因利益和情境而改变的因素，但族群（ethnicity）的本质仍是根基性。他把人类聚集在一起的原动力成为“亲亲性”（nepotism），即个体合作是为了使基因能更好地延续。由此他认为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根植于我们的生物性，不会因现代化或社会主义化而消失。

但在建国初期的新疆经验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这种观点中需要调试的地方。从逻辑上来说，即使在一个亲属团体内部，人们也会靠不断回溯过去来凝聚人群，如定期的家庭聚会和一起翻阅家族照片。所以亲亲性有耐于集体记忆这样的社会文化要素。而在中国的情景中，结群扩大时，会以模拟手足同胞之情的方式来生产民族感情和凝聚力。宣传材料中频频出现的“输血”主题即人为制造出的血缘融合的事件，强调一种想象的共同血缘，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而不是“事实是什么”，这便是族群认同中“根基性”的在实际操作中的变形。族群在发展和重组的时候，是可以强化新的集体记忆的，新疆医疗中“输血”的事件告诉我们，凝聚一个族群的亲亲性，在生物现象的基础上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建国初期为了在新疆地区达成认同，国家将血统差异化为结构性失忆，而用“文化亲亲性”——强调阶级情感的方式——来构筑新的国家认同。

献血的漫画

宣布一个国家成立，并不意味着领土内部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作为一个国家”而运作，现代国家需要在不同维度和层次上组织整合社会，促使公民参与到国家运行的过程中，塑造国民身份，建构起对国家的认同。我们在看到显性的政治手段背后还有很多隐性手段在起作用。医疗图像就是其中一种，它的核心也是进行国族构建，让民众对国家产生认同，从而产生依附感和归属感。

（本文原题为《作为具象化的身体：疾病的隐喻——从新疆地区医疗图像(1950-1977)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边疆经验》，首发于“OCAT上海馆”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