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边境上的难民潮：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外，如何呈现难民？

近年来欧洲的难民危机，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刚刚过去的1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英法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关于英法边界安全、移民的新条约。英法边境在一纸条约之外，是怎样的景象？国境线上的难民除了作为官方口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外，又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生死困局？本文作者以在英法边境的难民营做义工的经历，试图把我们带入到欧洲难民潮的具体困境之中。

面对关于难民的文字报道、流离失所者的影像呈现，或是文艺作品的再创作时，即便是大洋彼岸的我们，也心有戚戚。在对难民的呈现上，总难逃脱“妖魔化”和“理想化”的两种范式。第一种倾向于把难民塑造成强奸犯、穿戴黑袍的妇女、欧洲正常秩序的扰乱者，他们作为“社会问题”出现，在全球范围内掀发了伊斯兰恐惧症。而后一种全然相反，以人道主义叙事把难民塑造成“无辜”、“无助”的生命，暗示着难民是均质化的群体，其危险性在于把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置于“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等级制上。在这两种呈现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加莱是法国最北的城市，和英国隔海相望，英法海底隧道和加莱港所在地，是难民从法国进入英国的必经之地。“丛林”是难民聚集形成的营地，已经有20年的历史，但随着难民危机的爆发和加深人数激增，成为全球最著名的难民营之一。2016年被法国政府强力拆除。

本月，加莱的八个难民援助组织以微弱的声音敦促特蕾莎·梅和马克龙坚持对人权法的承诺，因为数千难民的边境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在这两位首脑进行一次举足轻重的碰面之前，NGO们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写信要求，任何有关法英边界的新协议都要考虑到目前居住在加莱的流离失所者的人权。”在曾经的“丛林”难民营和现在的“新丛林”，人权早已变成一个空洞的词。今天当我们谈论难民时，我们又在谈论什么？

我坐在法国的电影院里看了2017年的匈牙利电影《木星之卫》，一个被警察射杀的叙利亚霍姆斯难民变成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灵异存在，可以自由飘荡在城市上空……这样的电影获得赞誉真是令人震惊，可说是集体无意识中恐惧的投射，字面意思上对难民的妖魔化。更可笑的是，难民最后以一种耶稣的方式拯救了发难民财的男主匈牙利医生，导演完全不顾及穆斯林的信仰现实，随心所欲地提供了一个救世主的框架，可以理解为他想以“神圣化”破除刻板印象。问题是，就不能“人化”吗（humanization）？

《木星之卫》剧照，会飞的难民。图片来自网络

如片中描绘的，难民是一种令人恐惧又厌恶的存在，最后却拥有惊人的拯救的力量，但这种拯救并非通过向他者的开放而完成，它不过解决了白人男主一个困扰多年的心结，在拯救的最后，对他者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理解，霍姆斯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存在，这是最荒谬的地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彻底体现。

现实中也存在种种的认识偏差。

巴黎女孩M已经来加莱做了一个月的义工，她来之前周围的人都说，“丛林”不是已经被清除了吗，不是已经没有问题了吗。难民常常不是“人”，而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有时公众和警察共享着“清除”的思路。M说，加莱真实的情形是，NGO不断给难民救济物资、警察不断把物资抢走的过程，令人绝望。拆除“丛林”一年后，法国政府就地安置的计划并未成功，大量离开难民重又回流，加上本来就没有离开的在林地徘徊的难民，和刚刚逃离本国地狱的新到难民，加莱和敦刻尔克现有几千无家可归者。

“法国北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权正在法国领土上受到系统性的侵犯。我们还感叹，在加莱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性暴力、剥削和人口贩运的风险正在增加，而且在边界发生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死亡事件。”那封信沉痛地写道。

特殊的历史和政策凝聚起了加莱的特殊状态。首先，加莱只是一个“临时状态”，是不是生活的生活，是到达英国前的自我放逐。其次，“丛林”难民营有警察暴力和内部失控造成的混乱状态，拆除后再生，愈加隔绝。不止一个义工跟我说过，去年曾是一场噩梦，在那之后NGO让自己的义工和难民的接触愈加谨慎，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隔绝。这个北部一隅的地方就是法国难民危机张力最大的地方，不是驱赶后的“问题已解决”，而是问题在加重。在我到来的第一天，出现了难民情绪失控持刀威胁义工的情况。因而组织者对当天参与派发的志愿者说：如果有人今天不想去，可以不去，能够理解。

而我到来后仅仅一周多，身边就发生了三起伤亡事件，有难民暴死在路上，其中包括一个15岁的阿富汗儿童，不断加强的边境控制使得越境的危险越来越高。2017年12月30日晚上，新年在即，我们在对一个阿富汗青年的悼念中度过。

因为和难民结成了亲人般的友谊，接连的死亡事件让义工难以承受，我连续几天看着她们在晚上收工回家后长时间呆坐在沙发上说不出话，对这些从巴黎来的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精英的律师道路展开在眼前，但如M选择花一年时间呆在加莱。2018年的第一天，她在脸书上发了一张难民物资派发地的照片，写道：new year，some old shits。

NGO运作

我所前往服务的英国NGO叫Help Refugee，每月花在难民身上的钱大约是两万英镑，这些钱来自一些富有的捐助者，他们定期把钱汇给帮助难民的账户。与此同时，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却不做事。目前英国三年内向法国提供8000万英镑用于边境控制，大家都愤慨地说“如果一半拿出来给难民提供住宿该多好！”

更夸张的是，本月英法首脑会议上，英国承诺进一步增加4450万英镑给加莱建更多的围栏、闭路电视和红外探测设备。NGO在一篇网络评论上写道：“这笔额外的钱可能听起来很慷慨，但实际上这再次表明英国方面在处理加莱局势上的推卸责任。”

加莱市长Natacha Bouchart本月有一次出格言论，她尴尬地抹黑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试图为城市问题寻找替罪羊，声称“NGO们正在利用这个地区流离失所者的困境”。Bouchart使用一套过度简化加莱难民危机局势的叙事，表明了地方当局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忽视对难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并对系统性警察暴行视而不见，同时又在指责别人。NGO们在此长期工作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地方当局不作为，迫使非政府机构承担国家保护弱势群体的责任。也许是这位市长在总统亲自到来之前试图推卸责任吧。

接着马克龙到访加莱了，他在访问时也暗示，在加莱工作的义工组织鼓励难民留在加莱外面，而不是要求避难，鼓励人们非法越界。NGO表示，这同样是对义工工作的极大误解。在这次访问中，马克龙只邀请了政府方面的难民帮助组织，而几个NGO抵制了这次会面，同时英国组织没有被邀请。

我所服务的Help Refugee，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已经从一小群朋友发展成为难民帮助方面受国际尊重的非政府组织，2016年被《外交政策》评为百大思想者。他们于2015年8月抵达加莱，开始募捐。当时有几个当地的法国NGO正在努力为居住在非正式营地的三千名难民提供服务，却没人协调英国义工的参与和捐助。Help Refugee与法国当地组织L'Auberge des Migrants合作，租下一个仓库，学习如何分类物资，并在加莱“丛林”难民营建立起分配系统。一夜之间，成为法国北部最大的援助行动。

仓库外一角。 本文照片均为李丹 摄

到这的义工主要有两个大的工种，一个是在厨房做饭，一个是在仓库整理捐助物资。厨房每天做两千多个难民的饭，算得上是生命线，因为政府不管。这里极其有序和正规，并非文蒂米利亚野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每个部分都有人负责，厨房的每一道工序结束后立刻有人指导开始下一道，比如一种蔬菜切完之后，人们娴熟地擦洗台子，换下一种蔬菜，不会出现我经历过的、一项干完不知道下面干吗、玩着一颗洋葱一边唠嗑的欢乐情景。人们也因此少了家人般的关系，在厨房中更像工作伙伴。在场的有很多英国奶奶，笑容甜美，头发全白，还在坚持干活。义工中英法几乎各占一半，英法两国共管边境的局面下，法国边境延伸到多佛，英国边境延伸到加莱。

我在仓库整理衣服时发现，这里有严谨的规则：不接受暴露的女性衣物，男性衣服上不得出现枪、死亡、战争、以色列，因为难民群体大部分是穆斯林，不得出现烟酒和毒品。

与难民的接触也是正规而审慎的，只有接受过一个“培训”的人才能进入“田野”。培训时，负责人告诉新人：不要用手机拍难民，他们看到智能手机就紧张，因为害怕自己的脸被另外的国家认出；不要主动问个人问题，每个人都经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旅程，可能正处在创伤后的心理障碍中；不要区别对待不同种族的难民，有人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等于拥有某种文化资本，不要只跟这样的人聊天；即使有难民扔掉食物，也不要惊慌，有的人一路经受迫害，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觉得被下毒；不要落单，大家一起行动。

我的派发日

与法意边境主要聚集着苏丹难民不同，这里三个国家的难民数量最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当然都是青壮年，也有个别上了年纪的人，英国义工H注意到其中一个总是笑嘻嘻的，“看到他我就很难过，总是不忍心问他是哪个国家的。”至于女性，基本是不可能出现在“丛林”的，志愿者长期观察下来，也只发现四五个有男伴的女性。

H是个细腻谨慎的人，他每次出去派发总尽量避免跟这个难民聊得多跟那个聊得少的情况，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也试图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但长长的名字和陌生的发音对他还是有点困难，“有个难民说自己叫No Chance（“没戏”），因为“no chance to remember my name（记住我的名字没戏）”。

对于新来的义工，NGO保证如果其停留一周以上，就安排一次派发机会，派发机会意味着和难民的直接接触。在此之前是完全隔绝的，不像曾经的“丛林”。由于义工人数众多，去现场派发居然成了“抢手活”，需要等待排班，很久才能轮到一次，不像在文蒂米利亚想去可以天天去。而NGO的规范是，严禁义工在工作安排之外私自去接触难民。

因此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收到负责人发来今天派我去的信息时我乐坏了，却没想到那是最艰难的一天的开始。走前室友专门跟我说Bon courage（祝你好运），我心想至于么，到了地方才知道要经历什么。那天气温极低，狂风暴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么极端恶劣的天气下给难民派发一些御寒的围巾、帽子、手套、塑料雨衣。我负责维持秩序，需要一直站在雨中。我走前在防水羽绒服里套了羽绒背心，还借来难民物资仓库的防水裤穿上，还是觉得一刻都没法站在户外，分分钟被风吹走，防水外套也没那么防水，衣服开始变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第一次见到了“丛林”的难民们。我在雨里站了三个小时，全身冻僵，心脏开始不舒服，发现肩上的肌肉也可以抽筋。其他义工也如此忍耐，她们没说一句怨言。而难民们更惨，塑料雨衣完全没用，被狂风吹得一塌糊涂，他们在等待派发的时候也站在雨中，这一带的工业区没有任何遮蔽物，仓库门关着，没有屋檐，我们只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卡车驾驶室，让他坐了三个小时。

我们刚到时，有警车远远停着。走前被叮嘱，如果警察过来包抄抢东西的话立刻报告负责人，不用立刻用手机拍摄警察，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警察暴力的视频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一，保证和其他义工在彼此的视野中。后来所幸警察离开了。

我冷得心脏疼时觉得眼前的大雨屏障变得有些不真实了，这时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难民给我唱起了一首关于中巴友谊的歌。他在风中大声对我喊着：“你知道世界十大城市吗？纽约上海卡拉奇加尔各答！”他又接着喊：“问你个问题！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近视眼是不是？”我无语地回答：“可能是。”但他让我开心起来。很多阿富汗人和非洲人的英语差到无法讲述身世，只能和他们彼此微笑。一个非洲小哥不停地说中国是big power，也有人吐槽中国的不好，感觉这些难民对中国人的认知都超过了对在场这些欧洲人的认知。时间进行到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快挂了，这时领队从隔壁派发晚饭的车上给每人拿来一杯塑料软杯装的热南瓜汤，喝下去顿时觉得魂回来了。

事后知道这次时间算短的，如果不是天气这么差可能要进行五个小时。今晚有一个住宿点将开门，让难民这晚可以不用睡在风雨里，组织者是一个和政府合作的NGO，但住宿点只能容纳两百人，远远不够。也有难民不信任，觉得是“警察的地方”，不敢去住。更惊人的是，一个难民孩子说，今晚要去越境，可能性更大，因为人们都去住宿点睡觉了，尝试的人少可能性更大。这是怎样的人生。回去的路上，车行驶在夜色中，我觉得一句话都说不出了。

事实上住进这个住宿点并不要求登记指纹。巴黎的住宿点France terre d’asile，住进去的条件是登记指纹，然后可能就被“都柏林”了，“都柏林”是义工们的简称，指的是根据《都柏林规则》遣返回抵法前被录取指纹的首个欧洲入境国，巴黎女孩B对此非常愤怒。加莱这方面情形稍好，只有在当地寻求庇护者会采集指纹。

我们的组织还派发避孕套。后来一个义工告诉我：“难民要来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越境时尿在里面，警察就不会有他们的DNA。”让我无比震惊。

警察暴力

根据一份人权机构去年十月的报告，加莱警方对难民的暴力已经加剧到“过度和威胁生命”的水平，在“丛林”被夷为平地一年后，孤身未成年人的整体情况正显著恶化。在被调查者中，十分之九表示觉得不安全，相同比例的人表示曾经遭遇过警方暴力事件，而去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访者这样表示。

有儿童说警察凌晨4点突袭，使用催泪瓦斯或胡椒喷雾，他们的睡袋被喷洒，导致无法使用。一名来自阿富汗的16岁男孩说：“警察对着我的脸催泪瓦斯。他们收走我的毯子，有时收走我的鞋子，用棍棒打我们，我们逃跑。“许多人说，因为他们的鞋子被没收，不得不赤脚走在潮湿和寒冷的地上。另外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青少年说，警方打断了他的腿。

我来的那天，有几个难民浑身湿透，原来是被警察逼进了河中。B说：“可能就是一次羞辱，不跳河就逮捕你。”

黑人难民夜晚在我们的仓库对面生起火来，一边取暖一边放着音乐。露天而睡的他们不一定都有睡袋和毯子，“我们不断派发这些给他们，警察不断抢走，就是这样一个绝望的过程，斗争从未停止”。12月的加莱总是风雨交加，寒气入骨，我在有暖气的房间睡在睡袋中尚且经常冻醒，不敢想象他们睡在户外的夜晚。

我去的第二天，H下午去“丛林”派发衣服，忽然间警察出现，从“丛林”的后面抄进去开始拿难民们的东西。“这样让难民怎么信任义工呢？他们还以为义工是和警察一起工作的。”有义工上前，用手机拍下警察的作为，想用来起诉，法学专业的B说：“但在法国这是很难的。”

还有一天，大本营仓库来了一队警察，大家非常恐慌，结果警察说看到有些难民赤裸，问能不能给些衣服。义工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警察这样的做法还算ok，一派愤怒地说，难民没有衣服不正是警察追逐抢夺导致的吗。

义工

他们平均年龄24岁，年轻白人居多，从这个群体可以一窥欧洲左翼青年的面貌。

我到的第一个晚上，B和M两个巴黎女孩就跟我一起吐槽巴黎存在的社会不公，她们作为白人必然享有更多的教育机会，“都会上大学，只是哪个大学的问题，也容易找到工作，如果你有一个阿拉伯的名字，可就不那么容易了。”M十五岁时被喜欢去中东旅游的妈妈带着去过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从没想过这些地方会完全被毁了”。她在“丛林”甚至有一个“官方男友”，这是一个集体的玩笑，一个可爱开朗的阿富汗男孩只要见到她就过来做依偎状，大家都喜欢和这个男孩玩闹。

还聊美国在中东的恶行，B说和一个伊拉克难民中的女性知识分子聊过，对方曾是一个老师，怀念萨达姆时代，当时女性有更多权力，M觉得叙利亚也是如此；还聊这里的政治光谱，B认为中国的左右还是冷战话语，而苏联解体“历史终结”之后，这套话语对欧洲已经不再重要，“这里的自由主义不像中国有那么强烈的人权意味，主要指经济自由和剥削，所以现在欧洲人权状况很糟糕”。

B最后感叹说：“很久没聊这些沉重的事情了，不是每个晚上下班回来都聊的。”

B常常在info bus上工作，作为法律顾问向难民提供有用的信息，也会带去wifi和充电设备给难民使用。有天工作结束时，B回来瘫在沙发上，陷在难过的情绪里走不出来。“脑子里都是聊过的难民的脸，今天两个小时的相处几乎忘了彼此的不同和不平等，可关上车门、他们走开的一刻，强烈意识到要彼此回到不同的生活。”她说这些年做难民工作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她一直在自己巴黎的家中host难民，时间长的有三个月之久。“我试图说服自己不感到罪恶，因为这不是我的错，我也做不了更多，也许能做更多？要么我去杀了马克龙？即使这么干了也会有人取代他！”英国小哥H争道：“收起你那些革命的想法吧！”H带着自己的人生困惑、开着房车来到这里，生活了一个月，依然困惑：是该回英国帮助境内的合法移民还是这些难民？B原来加入的是梅郎雄的左翼政党，后因不赞同而退党，逐渐向无政府主义转移。

长期义工们在此也的确形成了某种特别的生活形态。一次工作结束回营地的路上，我们坐在卡车斗里，因这里不允许坐人所以把灯熄灭，大家在疲惫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个女孩说起2016年2月开始和一个男孩谈恋爱，2016年10月“丛林”被清除后的第二周分手了，各自还留在这里当义工。这对女孩并不容易，但他们还是朋友。智利摄影师感叹：“久了的确挺孤单的，但总觉得在这里谈恋爱有点奇怪。”

长期志愿者都住在一处野营地里，这里的生活有些艰苦和单调。

负责人之一Alex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年，来这里前六个月的生活靠的是自己之前的积蓄，后来有了免费的食物和住宿，但也并没有一纸合同和各项保障。问及未来的个人打算，他说可能会回英国找工作，但方向是继续帮助寻求庇护的人。

组织一大，会生发出越来越多的规则制度，更完备的同时无疑也更官僚，这究竟是好是坏？每个义工将更像螺丝钉，缺点是无法对整个图景进行审视，我不禁想问：是不是在场每个做着低技术含量工作的人都对局面有着批判性思考呢？尤其是那些短期义工。无论如何，大家的劳动精神让我佩服，毕竟不是每个有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脚踏实地地劳动。冬天这里的劳动条件绝对算得上艰苦，在厨房和仓库不动立刻就会冻僵，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大家只能靠不停喝热水。

也有很多加莱本地人闲时就来帮工，里面甚至还有在印度餐馆打工的印度人。短期义工里，遇到在伦敦政经学人类学的新加坡女孩。来自香港伦敦长大的男孩。一个苏格兰小妹妹，长得像油画里的小天使，每天只对我腼腆一笑，很少说话，只埋头干活，几乎就没见她休息过，简直老黄牛。她学护理，正在gap year，一年来在各地的NGO做了五次义工，还学过一年的阿拉伯语。她这次和妈妈同来，妈妈在爱丁堡一家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工作，平时每周花一天帮助难民，这次利用圣诞假期在这里帮忙。圣诞那天，有人把一条假的动物皮毛围巾布置在了圣诞树上，颇有雪的效果，这位妈妈难以置信地跟我说：“怎么会有人捐这种愚蠢的东西给难民！”

圣诞树。

平时仓库是不管晚饭的，圣诞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低调的晚宴，没有酒精。有人发表了年度致辞，有人热泪盈眶。那天难民们格外感恩，因为全市歇业回家团聚还有义工留在这里。那天给难民的晚饭额外加了鸡腿，据说非常美味。大家升起一团火，义工和难民一起跳了舞。

圣诞夜仓库里的义工们。

媒体和呈现

另一个负责人Chris告诉我，NGO和主流媒体的关系是复杂的。BBC之前来拍了纪录片，却令人愤怒，他们只表现警察好的方面，把义工表现为无用的理想主义者，几乎没有采访几个难民。我说《卫报》和《独立报》的立场还行，我一直看他们的报道。他说的确《卫报》和《独立报》算是较好地再现了问题，但仍然存在某些局限性，所以他们希望以义工的视角叙述，在网上发表第一人称的文章。如今他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当年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他不知道可以拒绝，结果说的话被断章取义，留下糟糕的回忆。现在难民救助NGO处理媒体关系的困境还在于：既希望被传播、让公众理解义工的工作，又需要低调、来保护自己。

公众的误解无处不在。巴黎女孩M总是想唤起她身边的人对加莱问题的重视，她觉得照片比文字能更直观地达到效果，可是必须极端小心。一天她在“丛林”看到满地的狼藉和烟头，心想拍下来一定是很震撼的照片，但她不想拍，更不想别人觉得她只是来做记录的。M说起最讨厌的影像类型，还包括那种典型的白人女性义工来到非洲搂两个小孩拍照。

比起权力不对等的再现，也许更好的方式是把相机交给难民。

新年之后，仓库里出现了一个小型展览。NGO的媒体工作负责人、来自智利的摄影师Futuro Berg的计划名为《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指的是记者和义工不在的时候，收集、打印、展出了难民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用一次性相机拍的照片，居然大量佳作。在这个摄影计划执行的过程中，有的相机被警察抢走了，有的相机随着难民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不知流落何处。

展览上的照片。

“去妖魔化”和“理想化”经常暗示着难民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但其实每个难民都是一个个体，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和故事。而且去妖魔化不该是人道主义式的把难民塑造成理想化的人，而应该是把他们重新“人化”（humanization），让他们呈现为复杂的主体。怎样在对难民的呈现中既不妖魔化，也不理想化，这非常重要。

Futuro想问，在那些严格的派发制度之外发生了什么？夜里当义工们睡在安全温暖的室内时难民在发生什么？他们究竟睡在哪？是否只吃义工派发的食物？一天怎样度过？这些都是义工们想知道的问题，而这一计划能更接近真相。而且这么做可以保护难民，避免媒体们不经同意就把他们的脸发布出去给他们带来的危险。

这就是Futuro（右）的办公室。

这些作品打破了很多刻板印象，除了冲突、困难、痛苦、忍受，难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陪伴、力量、团结、喜悦、希望和爱。而且没人是完美的，媒体往往把难民呈现为无辜、无助的生命。这种人道主义叙事存在危险，无辜意味着纯洁的、脆弱的、天真的，这样就给被关怀的人和关怀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等级制，而其实所谓的“拯救者”和“被拯救者”应该是对等的。Futuro强调：“寻求庇护应该是一项权利，而不是请求；支持难民应该是一项责任，而不是‘慈善’。”

死亡

我的室友S是专门负责未成年人工作的，我去的第一晚她就没有回来。后来其他室友告诉我，那晚一个十五岁的阿富汗男孩被车撞了，她也许是去处理这件事了，M当时就说，觉得这个孩子来自“丛林”。第二天我看到了新闻，一名十五岁的阿富汗儿童在港口环路上被一辆汽车撞死，很多人认识这个孩子。

那一天，在“丛林”发生了一次非常感人的悼念。不同族群的人可能语言不通，但都会用阿拉伯语念古兰经，他们围着火共同念诵。也许平时不同国家的人很少讲话，但此时有了连结的纽带。

几天后的一天早上，B把手机递给我，那是新的新闻，又一个难民昨晚被撞，他来自伊拉克，肇事司机逃逸。B大声说：“太恶心了，这里的司机有的觉得难民的命就不是命。”

同时听闻的，还有一个阿富汗青年贾巴尔死去的消息，他在A26高速公路上驾驶的一辆卡车中遇难。平时不会有这样的伤亡高发率，这个可怕的年末。

新年前的倒数第二天夜里，我们一百多义工在加莱的黎塞留公园前聚集在一起，向贾巴尔致敬，这个30岁的阿富汗人有两个孩子。B喊我出发时看我在发呆，问我还好吗。她说彼此要多注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上周M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而B的姐姐完全不能来做这个事，“只要在沙发上看到战争的新闻都会流泪”。

悼念现场。

我们故意选择市中心的公共空间，是试图唤起市民的注意，但当时街上冷清寒冷，路过者寥寥，这一时空和阿富汗发生的一切似乎非常遥远。集会很平静，他的遗像摆在地上，周围环绕着蜡烛。他的兄弟也流亡加莱，感谢到场的人。NGO的负责人之一François发言：“这是两周来的第二次死亡，这是难以忍受的，边境控制导致越境的风险越来越大，国家必须作出反应。”

这次悼念让我真正感觉被死亡震慑，这几乎真的是一个献祭。然后他们开始把遗像和电蜡烛装起来拎走了，一个家乐福塑料袋。回来路上B说，太难过了，我想烧了一切。

回住处的路上，车上放起悲伤的歌，然后是鲍勃迪伦，大伙一起坐在货车里驶向郊区。B靠着我让我觉得很温暖，即使窗外有凌冽的风刮进来，我坐在安全的车上，将要回到安全的住处，却忍不住想：参加了这个阿富汗人的一场悼念，其中他扮演了难民的符号，但我和他的生命并未有过真实的遭遇……

次日晚上，马克龙出现在电视上发表新年贺词，说着法兰西复兴的漂亮话，里面不乏狗哨隐语，室友们围坐对其竖着中指，“他那些话好像什么都没说，但偏右的选民却能接收到自己相信的成分”。

之后，他又放话出来：不会允许棚户区重新出现在城市，不会允许“丛林”重新出现在加莱。马克龙的移民政策正在逐渐强硬，抽象的政策加诸这个最北城市中每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之上，绝非无关紧要。再多的死亡事件也不能阻止政治的翻云覆雨。终于，1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英法首脑会议上，特蕾莎梅和马克龙签署了关于边界安全、移民的新条约。虽然英国将支持法国为难民提供住宿，对孤身未成年人作出新的规定，但强硬手段也随之而至：采取更多措施防止人们非法过境，采取更多措施阻止寻求庇护者来加莱。如今我在地理上已经远离了这个风暴的中心，留下义工朋友和难民的肉身承受新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