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梁存秀②｜听从良知召唤而不苟且的一生

2018年1月13日下午4点多，发现手机上有两个未接电话，分别来自两位与梁老师亲近的人，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梁老师进入危急状态了。回电确认之后，我马上直奔同仁医院。5点多进入1328病房，护士正在给梁老师吸痰，他满脸通红，监测仪不时提示着危急状态。吸毕，他重新戴上氧气罩，呼吸短促，看起来甚是痛苦无助。家属问：“舒服一点没？”梁老师点头，意识清醒。我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握了握他的手，开始缓慢说出来时路上想好的一段话：

“梁老师，我和文堂、大为还有其他学生，会把德国哲学研究一直做下去！我把您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费希特文集》作为德国哲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相信您奠定的学术事业一定后继有人。我们会督促您的自传的尽快出版，出版后我们会举办专门讨论会，讨论您为学为人的精神。我知道您一辈子都在关注这片土地上的共同体的改善，忌恨一切不公与暴虐。我们会对此继续关注，并将努力如您所期待的、写出最好的政治哲学著作，相信您对这片大地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这些，您就放心吧！”

说完之后，我拍了拍他的胳膊。过会儿，他抬起了另一只手，伸出两个指头，我不知其意，但知道他这时仍然意识清醒。半小时后，谢地坤到达，我建议他坐到床边椅子上跟梁老师说几句，他叫了声“梁老师”，梁老师似乎没什么反应，看似睡着了。再过二十分钟，郭大为赶到，梁老师眼睛仍然闭着。据家属说，在这之后他就再没有醒过。

所以文堂说，我上面那段话，是梁老师听到的最后安慰。这是一段明显的临终告慰的话。但我一直不确定，这段话是否让他满意，是否真正告慰了他。我甚至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得体，虽然我是根据这半年多来与他的交流来确定他最关切的事情，才决定说这些的。

这再次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在临终者面前，我们应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

其实我上一次见他时，就面临这个问题。2017年12月初，梁老师再次住院，我于2日下午到同仁医院看他。虽然当时的他说话没有问题，吐字清晰可辩，但只能说很少的话，从病情看已进入了倒计时。该跟他说点什么呢？我心里很忐忑。他看起来精神尚好，但他有一句话让我很震惊。

他说：“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很痛苦，痛苦得想自杀！”

紧接着他又说：“一天比一天坏，没有希望，只有睡觉时才没有痛苦。”

梁老师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从没听他抱怨过生活与处境的艰辛。但是现在，他却很无奈地倾诉痛苦与绝望。我愣了会儿，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如果再说些诸如“没事，会好起来的”，或者“乐观些，想开些”，是很不得体的，至少是太轻飘飘了。所以，我决定依然选择真诚与直白。

我说：“梁老师，我是相信生活有别处的。您也可以这样来看待自己的生命。”

他哦了一声，问：“为什么？”

我答道：“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在理性上是更合理的，在生活上是更有好处的。因为不管现在的生命如何难忍与失望，有这个信念就仍然可以保有希望，一个朝向更好的希望。您一生为善为真，我相信您在别处有更好的生活。”

他陷入沉默。也许他累了，也许他不满意我这一建议带着临终关怀的意味。当然，我更愿相信，他在默默打开着自己的希望。所以，我有点后悔13日下午那次告慰没有重提“别处的生活”，没有再次祝福他新的、更美好的开始。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梁存秀先生这个人，是在1980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哲学系的课除了马哲、外哲、中哲的课以外，其他大量水课我基本不上，逃到图书馆找各种外哲书看。在那些外哲原著里，让我读得激情澎湃的是梁先生与其夫人沈真译的《论学者的使命》与《论人的使命》这两部费希特作品。

而真正见到梁老师本人，是在我1987年秋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读研究生之后。他是山西人，个子高挑，体态健壮。他的身形气质正是我欣赏的那种：到哪里都昂首挺胸，气宇不凡，谈笑自若。在国人身上很少见到这种彻底的自信伸张状态，更多是种种自觉不自觉的低眉察色、卑躬奉迎的卷曲状。在正式场合，梁老师通常会着一身西服，这时他更显出特有的学者风度。

有一学期我选了他为研究生开的德国哲学专业课，他经常发一些德文材料让我们阅读、分析。有一次他布置了一份作业：翻译一份德文材料，然后与另一份中文文本进行对照。下周上课时，他问：“作业做得如何？”，大家都答“做完了”。他又问：“对照了吗？”“对照了”。最后一个问题自然是：“一样吗？”大家一时沉默。他把目光投向我，我只好直说：“很不一样，有的部分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不像是一个对应的文本。”他哈哈大笑：“不一样就可能对了！”原来那份中文材料来自一位研究西马的学者的一本著作（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部分），梁老师让我们翻译的德文材料正是这本书引用的几大段原文，但在被这本书的作者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发生了种种离谱的错误。梁老师一方面让我们练习翻译，另一方面在警示我们：学问不可以那样做！

1990年，是我硕士毕业前一年，梁老师建议我与李文堂都考他博士。后来我确定了毕业后能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就暂时没有考博。而文堂正式成为梁先生的弟子。

1991年底，我按当时政策结束在太行山区涞水县的“锻炼”，回到研究所，梁老师再次建议我考他的博士。我心里很犹豫：虽然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领域，梁老师更是我一直钦佩有加的前辈学者，但从学术风格与学术思想而言，我内心一直更倾向于报考叶秀山先生的博士。因为叶先生的作品更能触动我，更能引导我去思考问题本身。特别是他的《思·史·诗》，直接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既引导了我学习思考第一哲学的问题，也验证了我自己在阅读现象学哲学过程中的一系列思考，这让我对自己的哲学能力大有信心。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对梁老师不够坦诚，一直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一方面导致梁老师一直以为我默认要读他的博士，另一方面导致我自己在“究竟跟谁做博士”这一问题上不断纠结。毕竟，梁老师对我比较了解，也比较肯定，而叶老师虽然是我读硕士时的系主任，但他对我不甚了解。

不过，这个纠结很快就被时间解开了。快到考博报名时，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梁老师那年的招生名额被取消了。他得到这个消息后，很为我着急，赶紧通知我，并建议我考叶老师的博士。同时，他马上去找叶先生，很直白地告诉他：“黄裕生本来要考我的博士生，现在不让我招了，你招他吧。”这是多年后叶先生告诉我的。依叶先生的性格，他当然不会拒绝梁先生的推荐，但仍会按自己的判断与标准来决定取舍。不过，这件事情体现出的正是梁先生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如果那年梁老师的招生名额没被取消，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纠结的结果会是什么。两位先生都是很纯粹的，但我自己在选择导师上的考虑却不够纯粹：究竟是完全出于内心兴趣，还是出于与导师的熟悉度，一直纠缠不清。

实际上，博士是人生最后一个学历教育阶段，也是一个人应当真正走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应当特别慎重而自主地决定。首先要弄清真正的自己——自己的真正兴趣，自己的真正擅长，自己的真正渴望，并完全依此来确定什么样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思想的导师对自己可能最有帮助。我想，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也才是真正尊敬导师的方式。当然，这是我后来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才想明白的，所以，每年都会把这个想法告诉所有来信联系报考的考生。

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梁先生的学生，但我一直听他开的课。他召集学生时，有时也会让李文堂叫上我一起到梁家聚会。每次聚会都能见到梁夫人沈真教授。她话不多，但有她在，梁老师抽烟、喝酒甚至说话都会有所节制。聊天聊到兴头，梁老师有时会自顾侃侃而谈，这时沈老师会提醒他一下，或者插一两句话引出新话头，让大家回到重分“话语权”的起点。这既是沈老师的善意，也是她的教养。自从沈老师去世后，我们就再没在梁家聚过。如今，梁先生一去，就更无机会了。

梁先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践行原则、贯彻原则的一生。他总是处处以原则评判事情，以原则衡量行为，所以，他有时显得很没情面。不管是陌生的人，还是有交情的人，他一旦发现不合原则的事情，会毫不迟疑地指出来，加以评点。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人都可以跟他理论、讲理。

有一次在他家聚会，他重提我老师的一件往事：叶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领导了一个研究宗教与科学（哲学）关系问题的课题组，从国家社科基金申请到了一笔钱，后来由于课题组重要成员一个去世、一个出国，导致没能按原计划进行，自然也没能按时结项。我已经听梁老师多次批评过这事，这次他又重申：这样做不行，花了国家的钱却没做事。我知道他与叶先生一直保持着友谊与相互的敬意，当时他再提此事对叶先生本人也无任何恶意，只是他对这件事情本身一直有看法。

但是，他的重提却突然激起了我为叶先生辩护的冲动。于是我说：“梁老师，这件事情也许不能完全那样看。虽然叶先生那个课题组没有按原计划结项，但并不等于他们没做事。课题组其他成员的工作，我不了解，但是就叶先生的工作而言，如何理解宗教与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一直是他思考、探究的主题，并发表了不少在我看来非常有深度的相关作品。这些作品比各种结项成果要有价值多了！”记得当时我的语调还有点亢奋。梁老师听后，沉吟了一下，然后和颜悦色说：“原来你是这么看的。”虽然没明确表明赞同我的辩护，但他从此以后再未提及此事。

表面上看，像梁老师这样讲原则的人显得冷面寡情，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讲原则的人永远只对事，不对人；这样的人也才是对所有人有情。在哲学研究所，如果有人受到不公对待，不管熟悉不熟悉，梁先生都会站出来为他说话。有一位后来离国而去的年轻学者曾一再遭受不公，梁先生就毫不含糊地多次声援他。

实际上，如若有情而无原则，则必盛情于此人而无义于彼人。苟如此，情便为私情、滥情；循此情而群，则必是结党而营私。人们通常以为，在生活中有理容易有情难，而实际上情况恰恰是有情容易而讲理难。这难，就难在与有情的人也要讲理，也要以理来要求与面对深情厚谊。

梁先生之所以走到哪里都谈笑自若，乃在于他处处唯理是问，事事唯理计较。这是梁先生一生可贵的风格，也是他一生的真情所在。也许他摆出的“理”有时未必是对的，但他在摆出他的理时，也摆出了一个论理的空间，一个澄清是非的平台，一个平等申说的自由地带。什么是有情？给人以一样讲理的空间，给人以一样申说的自由，是一切真情与关切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所谓深情都是虚情假意，一切所谓关怀都是自欺欺人。

当然，梁先生这种“讲理”的风格总会让一些人不自在，其中有三类人会最不自在。一类是只知道“政治正确”而不知有其他更高、更基本道理的人；一类是八面玲珑、趋炎附势的人；一类是做事为学苟且的人。这三种人也是最不入梁老师法眼的。显然，这三类人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不仅常见而且“重要”，这也就决定了梁先生的一生要失去很多福分与机会，甚至不时碰壁。不过，这并不能改变梁先生什么，他永远依然故我。因为他是一个心中明了大理的人，是怀里觉了大道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原则真理永远比功名利禄更重要。也因此，他有胆识，有大勇。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一次学部委员访谈活动，目的是总结这些老学者的治学经验，以助益年轻学者。所以，这次访谈任务由年轻一代学者来承担，不过，是由作为访谈对象的学部委员自己选定访谈的具体策划者。梁老师第一时间找到我。在这之前，他看过我为学术版《西方哲学史》卷六《德国古典哲学》撰写的“康德政治哲学”一章，并特意告诉我，这部分抓住了要点。我对政治哲学的思考与关注，应是他选我做访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拟定访谈提纲，我重新看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与译著，并第一次比较仔细地了解了他的生平。最后，我根据自己对他的了解以及对他所钟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拟出了一个访谈纲要，涉及诸多我自己当时有一些思考或正在思考的有趣问题。比如，学者的使命，爱国主义的界限与国际主义的尺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精神与基本问题，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梁老师看到访谈提要很高兴，说这些都是他很愿意谈的问题。回答完之后，他很放心地交待：如果你觉得我的回答不充分，你可以在上面补充。访谈做完之后，我取了一个标题《一个学者的情怀与他的选择》，后来被收入了他的自选集。

在梁先生同代人中，他可谓又红又专。他小时候就参加红色儿童团，很早就入了共产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是多个系的联合党支部书记。按理他有很多很好的从政机会，他为什么没像很多人那样去从政而选择了学术？我知道他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自然断了从政的可能，但是在这之前呢？这是我当时草拟访谈时很感兴趣的问题。

他把这个问题转化为选择政治还是选择业务的问题。他之所以坚定地选择学术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认定，学术（也就是他所说的“业务”）比政治保险；另一个是他确信，学术有比政治更深远的意义。这两个原因实际上隐含着梁先生的一个观念：真理高于政治，一切政治都要有真理性。这个观念与梁先生怀抱着的一个信念一起，一直引导着梁先生的为学，这个信念就是：探究出来的真理迟早总会被人接受与实践。

还在北大读书时，梁先生着力研究的领域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在唯物辩证法成为老学者都需要学习并接受其改造的那个年代，梁先生竟然有一个先知般的发现：这种哲学的学术标准不清楚。它可以低到没有门槛，也可以高到没有学术。正是这一发现让他毅然转到贺麟门下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从此，研究与翻译德国古典哲学成了梁先生毕生的事业。

德国古典哲学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近代人类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峰的标志，它尝试以哲学的方式汇通“两希文明”的核心精神。我相信，正是德国古典哲学这种特有的广度与深度一再让中国近代以来的重要思想家沉潜其中，并从中开启出新的思想境界，成就新的思想事业。牟宗三先生如此，贺麟先生如此，叶秀山先生也如此。

我相信，万丈雄心总相随的梁先生之所以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也必定是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切召唤。他带着探索真理与传播真理的初心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他翻译的费希特与黑格尔的众多作品传达出来的并非单纯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也融入了梁先生的虔诚与生命，融入了梁先生对自己所承载的历史与处境的经验和思考。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够以天才式的现代汉语得到重新表达。如果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梁先生的德国古典哲学翻译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学汉译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极大地推动了由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王太庆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典翻译事业。梁先生的这一工作不仅影响了汉语学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风格与理解深度，也必定影响现代学术汉语的风格。

对费希特作品的汉译，叶秀山先生曾说：费希特在中国是幸运的，因为有梁存秀替他译书。也许我们也可以说，梁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他一生的研究事业。如果说自然科学据以发现真理的实验活动是在“物理实验室”里进行的，那么，哲学据以发现真理的实验活动则是在“意识实验室”里进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实验室。梁先生选择德国古典哲学使他得以走进这个最系统的实验室去探究真理、验证真理，并力图传达所亲证的真理。

如果做一个概括，那么，他所亲证并努力加以传达的一个真理就是：一切真理都以自由为基础，同时一切真理又都是为了得自由。所以，他把自选集名之为《自由之路》，而不是《真理之路》。这里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深度觉悟，而这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精神。

2017年6月，梁先生来电，告诉我《费希特文集》修订版与《黑格尔全集》部分卷本的出版情况，我建议可以举行一两次研讨会。当时在电话里就基本确定了以“费希特与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为会议主题。没想到会议在11月中旬如期举行时，梁先生已病重，未能参加这次本是因他而起的重要会议。不过，许多他的同行、学生与朋友借参加这次会议的时机得以去看望他，或许多少弥补了一点缺憾。

翻开日记，还有很多与梁先生有关的事。但是现在，我想用“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唁电里的一段话作为这篇悼念文章的结语：

“梁先生的一生是为学的一生，是听从良知召唤而不苟且的一生。他因不屈学阿世而失去了很多平庸的福分，却因担当起了学者的使命而获得了生命的永恒光辉。因这光辉，梁先生的一生是达观的一生，是拒绝犬儒与匍匐的一生，是成就学者标杆的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