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徐寅生：上海何以成为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摇篮”

乒乓球是从哪里传到中国来的？有的说是从欧洲，最初是在上海的教会学校等洋人的圈子里玩起来的；有的说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上海人打乒乓，直握球拍，和日本人相似，很少有像欧洲横握球拍打球的人。从这点分析，从日本传过来的说法比较靠谱。

民国初年上海市民在打乒乓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青年也踊跃参加乒乓球运动

上海获得了先机，乒乓球很自然开展得比其他城市要好。上海人打乒乓球照理说受日本的影响较大，但从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上海人跟日本人走的不是一个路子。同样是直握球拍，日本人使用长方形球拍，握拍方法僵硬，限制了手腕用力，反手击球比较困难，只能依靠正手进攻，所以被称为“独角龙”。日本人打球的动作大，速度较慢，从小孩到世界冠军，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多少年不变。

上海人打乒乓球，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演变成为用圆形球拍，握拍方法顺其自然，手腕灵活，正反手运用自如，打法各种各样，各显神通。中国人聪明、智慧，接受新鲜事物快，引进、学习外来的东西，不单纯模仿照搬，跟在人家后面转，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同样反映在上海人打乒乓球上。解放前，上海已有薛绪初、傅其芳等直拍进攻打法的好手自成一派。他们在全国以及远东、亚洲的比赛中初露锋芒，并影响着后人的技术风格。

我是在小学读书时对小小的乒乓球发生兴趣的。那时学校设在弄堂里，没有体育设施，只能在地上用粉笔画个长方形的框当作乒乓球台，有时蹲着有时站着打。直到上中学时，才见到一张没上油漆的球台，条件算有了改善。随着水平的提高，我就到处去找打球的地方。

少年徐寅生

上海有个精武体育会，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永安百货公司队和邮电局队的乒乓球比赛。上海名将刘国璋的直拍快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上海还有不少私人经营的乒乓球馆，里面放上几张球台，出租给人打球。还有教练和陪打，不过请他们打球需要付费。球馆也会举行一些比赛，延安路上的太湖乒乓球馆曾举办过民间高手乒乓球比赛，在不大的馆内临时搭起看台，观众需买票进场。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上海群众性乒乓球活动广泛地开展了起来。上海工人文化宫那里摆着六张球台，很多职工和球迷到那里活动，打球的人排着队打擂台，三分球决定胜负。我也想方设法拿着“会员证”待发证明函，混进去打擂台，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打法。上海市的乒乓球赛特别多，尤其是体委组织的全市性的赛事，各行各业都组队参加。我曾代表学生队参加过比赛，还获得过上海市第三名。

1953年，中国乒协成为国际乒联的正式会员，中国队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开始做起了“乒乓梦”。1956年，上海市体委决定在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设立乒乓球专业，开始向国外职业化俱乐部的形式靠拢。我与杨瑞华（上海汽轮机厂职工，曾获全国锦标赛第三名，参加过1956年东京世乒赛）成了第一批学员，开始了强化训练。那时我们常用“红队”的名义，与上海高手组成的“蓝队”对抗，水平相当，相互促进，类似男子排球队与复旦大学队的比赛，成了吸人眼球的赛事。

等到我进国家集训队，准备参加1959年德国世乒赛时，中国男女队已经从乙级队上升到甲级队第三名，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第一代国手有来自上海的王传耀、孙梅英，以及后来参加世乒赛的杨瑞华。他们的直拍快攻打法让人耳目一新，为后人攀登世界高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9年4月，来自广东的容国团一举夺得了德国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打开了中国运动员通向世界冠军的大门。

为备战两年后的北京世乒赛，老将傅其芳出马执教，和姜永宁、梁焯辉、王锡添、梁友能、陆汉俊等资深教练，组成了强有力的教练班子，以“快、准、狠、变”作为指导思想，集国内各路好手“108将”的长处，对日本、欧洲强队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又有来自上海的薛伟初、余长春以及来自其他省市的队员，发扬风格，甘当无名英雄，模仿日本选手最新发明的弧圈球，帮助主力队员训练，使得直拍快攻打法有了新的突破。中国男队终于战胜了乒坛霸主日本队，第一次获得团体冠军，参赛的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和我这五名队员全是直板快攻。庄则栋还获得了男子单打冠军，同样直握球拍的邱钟惠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从此，中国的直拍快攻打法引领世界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新潮流。

李富荣的迅速成长，还得益于早期接受了正规的训练。1959年末，在国家体委的倡导下，青少年业余体校在上海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很多中小学生在放学以后，去附近的业余体校打球。有的区县还办起了“三集中”，即读书、训练、住校在一起的学校。体教结合，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不少基层学校被命名为重点乒乓球学校，上海体育宫是市级乒乓球训练基地，硬件设施最好。李宗沛、刘桐芳、徐介德、黄增基、戴龙珠等一批老将，在各所体校担任教练，以后又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教练。上海的世界冠军几乎都是在体校受过正规训练，不但进步快，而且身体素质好。李富荣最早就在市体育宫训练。我与李富荣等年轻人一起集训时，除了有紧迫感外，在踢足球、打篮球和游泳时，老受他们“欺负”。当时，巨鹿路小学尽管设施较差，但柯元忻老师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心扑在训练上，多年来培养出一批批好苗子，被教育部门评为特级教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归国华侨对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海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林慧卿是印尼归国华侨，上个世纪60年代她和张秀英、李光祖等人先后归国，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上海的乒乓球事业。

以后，当传统的直拍快攻受到欧洲选手冲击、急需改革创新的时刻，虹口体校教练及时让曹燕华从正贴改为反贴，学习掌握弧圈球技术。曹燕华很快跳跃式地进入国家队一线阵容，她的成功也为乒乓球界提供了新鲜经验。若干年后，曹燕华退役后，在宝山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与该区杨行镇杨泰实验学校合作，办起了曹燕华乒乓球培训学校，体教结合，培养后备人才。这是一所民办性质的培训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等各种困难。曹燕华四处奔波，到处游说，得到了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当年曹燕华得益于创新，现今曹校长积极支持许昕直拍横打从头学起。要知道直拍横打在世界乒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经过不断摸索与总结，许昕同八一队的王皓，终于为传统的中国直拍快攻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上海鲜有横拍打法的高手。直拍多横拍少，除了传统观念，选材方面重视不够也是原因。欧洲人身高马大，身体素质好，手臂力量强，上海人比较吃亏。中国男队也曾一度在欧洲横拍全攻型的压力下处于下风。静安区（原闸北区）体校教练重视选材。王励勤身材高挑，身体素质好，动作协调，爆发力强，被同伴们称为“大力”。王励勤被发现后，我们予以了重点培养，加上王励勤兢兢业业，训练刻苦，作风顽强，终于“横”空出世。

除此之外，一些高等院校也为上海的乒乓球发展做出了贡献。上海体育学院除了给学生上乒乓球理论、实践课外，还设有乒乓球教研室，进行科学研究，帮助运动队攻克难关，写出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学院的徐增祺老师不求名利，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里辛勤工作。该院也是中国乒协的培训基地，主要为中外教练员、裁判员及后备运动员提供培训服务。经教育部门批准，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将乒乓球作为重点开展项目，并建立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国际大学队的比赛中一直保持优异成绩，并担任相关国际组织的主要领导。在招生和学习方面，这些高校让一些世界冠军和退役运动员就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很多运动员毕业以后走上社会，成为推动乒乓球运动的骨干。

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吸引着很多国外的球队来访。1956年，世界强队罗马尼亚队在东京世乒赛后，在上海体育馆（今改为巴黎春天商场）与上海队进行了友谊赛。当时我还在技校念书，市体委让我参加比赛。第一次与外国人交手，双打时我和薛伟初搭档，连赢了两场。这既让我看到了差距，也感觉到世界高手并非高不可攀，由此增强了自信。以后民主德国、匈牙利队也先后来沪。1961年北京世乒赛后，日本队也以原班人马来到上海，开始执行每年一来一往互访的协议（在日本队处于世界乒坛霸主地位的年代，梅兰芳先生率京剧团访日时，曾代表中方邀请日本乒乓球队访华，日方没回音）。世界强队的不断来访，让上海的球迷大饱眼福，更让上海乒乓球界开阔了眼界，了解世界乒乓球技术的发展趋势。

乒乓球技术的提高，离不开器材的进步。上海有家红双喜企业，1961年北京举办26届世乒赛，红双喜球台和球作为比赛用器材，一举成名。那时国产球拍还不过关，红双喜引进人才和机器，不断提高质量。如今，狂飙系列的球拍成了著名品牌，其厂方还跟踪为国家队员服务。国际乒联有意改革使用40毫米大球，红双喜闻风而动，冒着风险率先试制（改变生产线需要费用，原有的球面临卖不出去等风险），最后被国际乒联批准。

除了最早占有国际国内市场，国际上生产大球都要以红双喜的各种数据作为标准，这在中国轻工业领域内也是很少有的。在球台设计上，红双喜首先推出拱形底座的球台，造型色彩让人耳目一新。国内外厂商受到启发，纷纷做出了各种造型的球台。随着企业的发展，李宁集团入驻，红双喜更有经济实力与国际同行竞争，很多次成为世乒赛、奥运会指定器材。可以设想，中国队员常在自家生产的器材上训练比赛，该是多么的有利！

（本文原发表于《上海滩》杂志2018年第1期，前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口述，由金大陆、吴维整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