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与世界发展：一次国际科学论坛引发的思考

1月20至21日，一个名为“能源选择对环境、公共健康和农业发展的影响”的高端论坛在台北召开。论坛主办者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此次活动是该大学年度大中华区论坛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与会科学家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科学顾问、美国科学院院士，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多科学家和教育管理者，以及工商业和实业界的代表。

论坛的主办者表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是当今世界能源消耗的大户，也是能源发展创新和能源政策改革的重要地区。它们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也制定了足以改变世界的能源产业发展目标。例如，中国大陆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使本国能源消费的五分之一来自非矿物燃料；台湾地区计划在2025年实现能源供应无核化，可再生能源将提供岛内五分之一的能源消费；香港则计划2030年之前将碳排放量降低65%至70%。为实现如此远大的目标，此次论坛的组织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表示，以学校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应该主动联合工商业和实业界，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最大挑战，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非常巧合的是，论坛召开之际，正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一周年。回顾这一年，实在不寻常。特朗普推文治国，挑战美国主流媒体，与盟国领袖和政治对手之间不断爆发“口水战”。他还屡次触动美国政治的红线与底线，打造了极不寻常的执政风格，也无时不刻吸引着媒体的目光。媒体都聚焦于特朗普的“白宫政治秀”，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了特朗普政府在内政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以能源新政策为例，在过去的一年中，特朗普连续推翻了前任奥巴马政府的诸多能源策略，比如号召重新振兴美国的煤炭业，设置贸易壁垒保护美国太阳能企业，重新审查汽车油耗指标，开放联邦土地开采石油。

当然，特朗普改变美国能源政策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令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签署该项协定的国家。要知道，美国年消耗煤炭6.77亿吨，日消耗石油1900多万桶，也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论坛的组织者，以及参与论坛的众多科学家们，都来自美国，他们不仅是各自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为企业制定产业发展计划。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评论特朗普的新能源政策，但是论坛上发布的各项最新研究数据与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影响和世界能源与环境合作面临的挑战。

能源选择的环境影响与生态效应

能源政策之所以成为一项另全世界所关注的议题，是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能源来源结构极不均衡，对传统矿物燃料的依赖程度居高不下，新能源开发面临政府政策、市场配置和研发的多重挑战。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能源、环境与化工系教授普拉蒂姆•比斯瓦斯（Pratim Biswas）是本次论坛主题发言人之一。他引用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指出，截至2015年，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的矿物燃料占世界能源消费的82.9%，占美国能源消费的82%，在印度和中国该项比例则分别高达92%和93%。过度依赖矿物燃料，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危害。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调查，当今世界20大污染严重的城市中，印度有9个城市上榜，还有4个来自中国。许多国家都开始认识到传统矿物燃料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不断尝试各种新能源，但是至少在未来的25年内，传统矿物燃料依然是能源的主要来源。

面对这样的现实，比斯瓦斯教授呼吁，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需要在二氧化碳的收取和封存等领域、煤的提质与分级利用、煤气化技术等领域提供更多的新技术，实现高效利用矿物燃料，也进一步控制环境污染。

能源选择不仅对地区的空气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还导致全球气候变化，传统矿物能源的过度使用导致气候变暖。参与论坛的芭芭拉•邵尔（Barbara A. Schaal）教授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植物学会会长、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她在发言中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多项数据和各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2017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年左右的前工业化时代上升了1.1摄氏度，是全球有天气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

中国气象局的数据也表明，2017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84摄氏度，是1951年以来的第三高值。气候变暖对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粮食供应、和公共健康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超强降雨、洪水、海平面上升、热浪、干旱和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已经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要面对的问题。2017年，中国北方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就遭受了一次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作物减产、人与牲畜饮水困难、草原沙化等。此次旱灾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甚至引发的《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的关注。

邵尔教授特别引用联合国下属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的材料，该组织预测，在未来的20至80年间，气温升高与降水减少将导致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减产20％到36%。由此引发的食品供应短缺，将对人口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妥善解，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论坛的第三个主题是能源选择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发言人之一是曾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医学院院长、现任美国传染病学会主席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威廉•鲍德里（William G. Powderly），他列举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数字，比如气候变暖使得人类更易暴露于酷热和极端天气，不利的气候条件会直接影响空气流动，加剧空气污染。从传染病防治角度考虑，气温上升会催生蚊子，缩短蚊子的成熟期，蚊子体内的寄生虫也会大量繁殖。这一切又将导致蚊子携带更多病菌，传播各种传染病，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上述问题是环境对健康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也不可忽略，比如恶劣天气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导致抑郁症等心里和精神疾病的发生。

“开倒车”的特朗普能源政策

邵尔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气候变暖”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人类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而人类自身活动就是造成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如何选择能源的来源，选择和使用能源的结果直接影响了农作物生产、公共健康等诸多领域。在研究基础之上，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提高能效、创新科技、控制污染、替代升级”的传统能换使用战略，那么特朗普政府则有些“开倒车”的感觉。

在论坛间隙，邵尔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现在已经不需要争论气候变暖是真是假，这已经是得到了全世界95%的科学家认可的事实。”她与参加论坛的其他科学家倡议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应该着手应对这一挑战，制定科学的能源政策，提高传统能源使用效能，开发新能源，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但就在学者们呼吁各国正视气候变化的深远影响之时，特朗普政府内部却不断放出不同的声音。

首先是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特（Scott Pruitt）。上任之前他曾经著书，声称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论“尚无定论”。这一“尚无定论”说，实际上是公开质疑“气候变暖”的世界共识。作为美国联邦环保部门的掌门人，普鲁特并非特朗普内阁中唯一一位质疑气候变化的阁员。

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也不止一次地质疑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佩里入阁之前曾任得克萨斯州州长，得益于近年来德州的经济发展强劲，民望颇高。他曾经两次参选总统，在2011年的共和党党内竞选初期，曾经一时风头无两，只是在后半程被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反超，痛失党内总统提名。就在佩里获得特朗普提名出任新内阁能源部长之时，《华盛顿邮报》爆料称，佩里曾经把美国国内极少数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比作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里略，声称伽里略提出“日心说”，开罪当时的整个科学界和欧洲的权力中心罗马教廷，因此倍受迫害，但是他所反对的“地心说”最终被证明是科学真理。佩里这一比喻，也是在否定气候变化的论断。

2010年佩里在自传中宣称，历史早晚将证明“气候变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科学”。2011年总统竞选党内初选阶段辩论时，他公开表示：“对‘气候变暖’这个问题，科学界尚存争议，我们如果因为这样一个尚存争议的说法，就调整产业发展政策，从而威胁美国经济发展，我认为是胡闹。”不仅如此，佩里还誓言，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解散三个联邦政府机构——商务部、教育部和能源部。如今，这样一位主张解散能源部、质疑“气候变暖”的人士出掌能源部，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自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已陆续出台一系列新的能源政策，大刀阔斧废止了奥巴马时代制定的环保、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等举措。这些新的能源政策中比较突出的是，改变了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逐渐替代煤炭的电力发展政策。美国环保署曾经估计，原定的煤炭替改政策可以使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5年内减少32%，一旦终止替改，这个目标也就难以实现了。

其次，特朗普内阁提出，要保护煤炭企业在目前美国电力市场的份额。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从2007年到2017年，仅仅10年间，煤炭在美国电力市场的占有额就从50%下降到不足三成。新政策要防止煤炭的市场份额被天然气、风能等新能源抢占。石油企业也将得益于新能源政策，美国内政部宣布将重新审查前总统奥巴马关于禁止开放联邦土地开发石油的政策，考虑放松对油气开采过程中甲烷气体排放量的限制。一旦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可以开放更多油气资源，降低开采成本，维持传统矿物燃料在美国能源市场的占有率，但也会使开发和利用新能源面临更多困难。

特朗普政府的新能源政策还包括提高进口太阳能产品的关税，保护本土的太阳能企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表示，提高关税固然能够保护本土太阳能制造商，但是将提高太阳能安装和使用成本，更加无法和传统能源竞争，从长远看，这样的措施并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美国新能源政策背后的政治博弈

一系列原因推动特朗普政府出台上述新能源政策。

首先，共和党借基层选民对官僚体制的不满，大规模删削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放松行政监控。共和党历来以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自居，强调简化行政程序，缩减政府规模，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特朗普竞选之时，屡次将传统能源企业的不景气，归因于政府管控。

以煤炭企业为代表的美国传统能源企业，近年来日子的确不好过。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煤炭企业正在遭遇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从业人员减少12%（6.6万余人），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企业破产不断。

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也指出，并不是政府监管措施束缚了美国煤炭业的发展，这个产业的“寒冬”是诸多市场原因造成的。比如新开采技术的应用大幅降低了天然气开采成本，令煤炭在能源市场上失去了往日的竞争力。2000年，煤炭占据美国能源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而天然气只占15.8％；但十五年后，二者几乎在能源市场上平起平坐。不仅如此，从2009年至今，太阳能发电站建造成本下跌80%，风能电站建造成本下跌60%，以此二者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也正在迅速抢占煤炭的市场份额。如果再考虑到其他因素，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疲软，对能源需求降低，煤炭业运营成本增加，国际能源市场对煤炭的需求不断下降等，煤炭企业的“寒冬”，恰恰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政府监管。

新能源政策背后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以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为例，他进入特朗普内阁之前，是俄克拉荷马州司法总长，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该州的经济支柱。根据2014年的统计，俄克拉荷马州陆上石油开采量位居美国第5位，有5家大型炼油厂，天然气开采量居全国第10位。得益于新开采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油气行业保持稳固的经济地位。由于油气和煤炭行业对地方经济贡献有加，又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地方政治人物不得不考虑这些行业从业人员手中的选票。制定有利于这些产业发展的政策，就在情理之中了。

要考虑的不仅是选民的选票，还有政治献金。能源部长佩里在2011年竞选总统时，以能源公司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大户”向他捐献了25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2012年获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大选的罗姆尼，从能源企业手中募集了1300万美元。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过程中没有获得太多能源公司的支持，只募集了区区200万美元，但是这些大公司豪掷1亿多美元，为特朗普的就职典礼送上超大礼包。

由此可见，特朗普新能源政策出台的背后，是美国政治体制运作的结果：公众的一些错误科学观念、地方政治生态、金钱对选举政治的干预等因素共同作用，推动新政府大刀阔斧、大张旗鼓地删改奥巴马任内的能源政策，与世界发展趋势相背而行。

各国科学家应携手应对挑战

很显然，科学家不会因为特朗普的新能源政策“开倒车”，而放弃自己的研究课题，或改变自己的社会责任。本次论坛恰恰表明，科学家不仅是研究者，不仅是新科技的发明创造者，也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要提高大众对上述问题的认知，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科学参考。以学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此类学术论坛，或许不容易直接改变政府政策，但可以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领导者提供交流的场所，也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管理部门提供互相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此类论坛组织者的背景和论坛参与者的多元化，也证明学校与企业联合、跨国合作研究等，将成为人类应对国际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次论坛的组织者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下属麦道国际学者学会（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该学会由美国航空业巨头麦道公司（现与波音公司合并）的创办者麦克唐纳家族，联合二十余家国际大公司联合出资建立。该学会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并推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发展校级合作伙伴，在全球公共卫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理解与沟通等重大全球性领域展开跨校、跨国合作。从创办至今，麦道国际学者学会已经发展了34所合作院校，遍布世界6大洲25个城市，在大中华区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等10所著名学府。这种建立在校级合作基础上的国际科研网络，为科学家在国际范围内搜集数据，进行量化研究和比较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关注能源选择对环境的影响的工程学院比斯瓦斯教授向参加论坛的学者展示了合作学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能源构成统计，勾勒了能源使用的现状，从而可以更好预测各国和各地区能源政策的变化趋势，评估能源政策所产生的实质效果。

比如在分析台湾提出的“无核化”能源政策时，比斯瓦斯教授指出，这个政策的确雄心勃勃，但是也面临严峻挑战。因为目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三种矿物燃料提供了台湾近90％的能源。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实施“无核化”，那么核电留下的近9%的能源缺口需要填补，假如填补不足，台湾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要么通过限电人为控制电力供应缺口，要么增加煤炭的使用量，但这样会增加环境污染。换句话说，美好的愿景不能超越科学的评估，核电作为一种低排放能源，不应该被简单排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对比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不同的环境治理措施，前者是政府引领，后者则依靠社会力量。听众可以从这个对比介绍中看出，政府主导的治理措施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较快地整合和调动资源，从上倒下，层级推进。但是这个过程要注意科学决策，考虑到地方差异，循序渐进。相对而言，依靠社会力量的治理措施，有助于普及环保意识，调动大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可兼顾社会各方的需求。当然，这也要求克服局部利益，努力推进大众福祉。

本次论坛实现了不同制度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共识，来应对环境领域的国际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