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统计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使用要有限度

【编者按】

《王水照访谈录》一书是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侯体健斟酌多年推出的访谈录，全书由12篇深度访谈组成，王先生从亲身见闻出发，追忆社科院前辈钱锺书、何其芳的学术人生与治学门径，畅谈宋代文学研究前沿论题、文章学的理论开拓与文献集成、词学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等等。本文即节选自该书《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一章，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侯体健：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比如关于“文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的著作也不少，许多学者命之为“文学某某学”多数时候只是代表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视野与角度，并不是要成立一个新学科。“文学地理学”这个词用得也比较广泛了，许多时候我们都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方法与角度，没有人会怀疑文学与地理的密切关系，但若要将它提高到一个“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新学科的高度，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成熟。这次赣州年会上，除了文学与地域，您对数据统计在文学中的运用，特别是在文学与传播课题中的应用也表示了不同看法。

王水照：我在赣州年会上对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地域研究中存在的现象，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年会上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最开始我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因为批评的对象都是很好的朋友，也都是晚辈了，一个是王兆鹏，一个是曾大兴，他们的学问都很好，在这两个领域都非常有建树，但是我考虑到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是针对个人的，更不带有任何私心，所以到了临开会的最后几天才决定把这篇文章提交讨论。会议期间，王兆鹏送给我他写的《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一书，这本书的前言是他和肖鹏的对话，内容很不错，谈到了文学传播这个课题的许多重要问题，可见王兆鹏对于文学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我的论文主要是对《宋词排行榜》一书在统计学方法的使用上提出问题。会议期间我和兆鹏也交流了意见，我们基本看法一致，就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统计学是可以引入文学研究的，但这种方法的缺陷也很明显，需要不断完善。我曾经和日本学者保苅佳昭编译过《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该书前言我总结日本词学界研究方法，第一条就是统计法，从定量分析入手进而定性分析，我认为“这种方法有时不免发生肢解统一形象、破坏艺术感受的偏颇，但应承认，在文学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是相当有效的”。比如题材研究，根据《全宋词》去统计某种题材是词人热衷的，某个时段有某些题材涌现的现象等等，统计出来的数据当然是有说服力的。

侯体健：“排行榜” 三个字本身就带有娱乐性质，这和王兆鹏先生所强调的学术性恰好形成冲突。其实王老师是在认真做这件事的， 不过因为“排行榜”三个字而引起了许多争议。网上曾经出现过所谓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红楼梦》竟然位居榜首，真实反映出传统文化精神在商业大潮中的失落，同时也说明“排行榜”确实是能迎合市场的一块招牌，出版社名之《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有抓眼球的目的。我也拜读了王兆鹏先生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文章《谈文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与权重设置》，提到了典范性、美誉度、传阅度、名篇贡献率等指标，特别是要新增“名篇贡献率”，以让数据统计变得更为科学。但这个概念我感觉有点绕，怎么确定是名篇？这个标准很难说。比如吴文英的词，在词坛影响那么大，他究竟有没有名篇呢？如果名篇需要接受度来确定，恐怕吴文英就没有多少名篇，大众之中知道吴文英的人恐怕还没有知道朱淑真的多吧。

王水照：我个人还有一个看法，就是统计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使用要有限度。文学是人文学科，而统计的基础在于数据，这种方法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的作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相对客观，统计的数据能说明问题，比如流行病学，你统计出来某个时间段什么病最流行，致死人数最多，这些需要大量统计，而且统计结果对研究非常重要；社会科学中，统计学的方法已经有局限了，比如颇为大家诟病的“大学排行榜”，排名在前的是不是就一定比后面的好？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而在人文学科里，统计学方法就更需要斟酌考虑了。比如讲文学家的影响，苏轼受陶渊明影响，我们能统计的常常是显性的，“和陶诗”多少首这很明显，诗句化用、意境化用多少次也是能琢磨到的；但陶渊明的创作精神、思想态度、哲学观点怎么影响苏轼，这就只能是排比文献，逻辑推断，而无法统计，只能定性研究，不能定量研究，所以统计学的研究是有限度的。有学者认为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指标的设置越多，越趋向科学合理”，这个观点当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指标设置还要看指标本身的科学度，如果指标设置不科学，那么越多其实是越不合理。比如同样是宋词选本，专家选本和普及选本性质完全不同，代表的影响力也不同，但从数据统计来说都是同样一票；再如因为时代背景关系，宋词作品的影响也不同，抗日战争时期，恐怕没有哪一首词的影响力比得上题名岳飞的《满江红》。

而且我非常担心的是，花了大量的力气去统计数据，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有限的学术资源是否会因大量的数据统计工作造成浪费？这个资源既包括一般的学术资料，更包括人工、智力资源。文学地理研究里面也有类似问题，比如籍贯研究，一个作家的籍贯当然很重要，唐圭璋先生的《宋代词人占籍考》就是很好的文章，我们从中能看出词人大致分布在南方，词是“南方文学”，对我们认识词的传播甚至词的美学特质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籍贯的统计也就止步于此了，如果再要花大力气去研究籍贯与文学的关系，就没有太多学术价值了。比如我常说欧阳修的例子，他籍贯是江西庐陵，生在四川绵阳，他有一定的庐陵情结，但是一定说庐陵带给他文学很大影响，身上有江西文学的特点，那就没法说了，因为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又比如我是浙江馀姚人，在馀姚念书成长，馀姚属于浙东，有很强的学术传统，但是我的学术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这三个单位的学脉，谁如果说我的学术受浙东学术的影响，那肯定是胡说的。所以，我十分希望学界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不要做一些价值不大（当然不是完全没价值）的工作。

侯体健：先生谈的这些问题，我也深有同感。比如一篇谈家族文学的文章，列出了非常详尽的家族、姻族网络，七大姑八大姨都列上去了，我和朋友开玩笑说，被研究者本人生前可能都不清楚这么些复杂的亲戚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说明文学问题毫无价值。当然，或许有史料价值。就是感觉好像大家在使用某种方法，或利用某些资料时，迷失在方法和资料本身之中，甚至可以说是沉醉其中，而忘记了初心。您曾经总结说这是“理论的晕眩，数据的狂欢”， 精准而到位。

王水照：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如果这样的数据统计一直在做，形成一定的数据库，可供我们使用，谁的眼光独到，或许也能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现象。比如我们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哈佛东亚系联合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以及包弼德他们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在研究宋代士人的交游网络上就很有用，从中可以发现许多课题。另外我也看到一本《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因为我们已经有《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的电子资料检索库了，这本书相当于把宋代江西籍作家小传汇编在一起而略作增补，价值有限，但如果有人做宋代江西地域文学研究能从中获得一些新数据，倒也不失其资料意义了。

《王水照访谈录》，王水照口述，侯体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