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谁为儿童安全买单；网络抢票时代的窗口排队者

“毒动画”防不胜防，谁来为儿童安全买单？

随着微博上一篇名为《一群变态锁定观看YouTube的孩童，我以前为他们工作》翻译文章的广泛转载，“儿童邪典片”终于也在中国引发巨大冲击。文章所对应的正是去年引发全美关注的“艾莎门”事件：它意指在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上出现的大量以儿童喜爱的动漫人物为主角，却呈现暴力、色情、低俗内容的儿童视频；这些视频及其容易被儿童搜索并观看，甚至有相当部分流入了专门面向儿童的YouTube Kids。而在这篇转载的警醒下，国内网友震惊地发现同样的“毒视频”已经悄悄流入中国：腾讯、爱奇艺、优酷的多家主流视频平台同样出现相似内容的“儿童动画”，甚至不少由本土孩童出镜并拍摄，而播放量往往高达数十万；不仅是视频，如4399，7k7k等多个游戏网站也出现类似的Flash小游戏，它们以“剖腹产”、“打针”为主题，内容让不少成年人也感到不适。

可幸的是，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各视频网站被要求下线一切含有这类低俗内容的动画片、儿童剧、亲子节目，并屏蔽如“艾莎公主怀孕”“艾莎公主打针”等关键词，一些涉嫌传播、制作该类视频的账号和机构也遭到严厉查封。但它所带来的恐慌并未平息：这些视频会对孩子造成多大影响？谁能保证自己孩子不会偶然接触这些信息？我们看到，“艾莎门”所引起的广泛议论已不仅局限在这些危险视频本身，而是扩展到了对家长职责、互联网算法和法规制度的多种反思中。

“儿童邪典”毒在哪儿？

该如何辨别“儿童邪典视频”？综合网友的观察和反馈可知：首先，这些视频制作通常十分粗糙，其往往以艾莎公主、蜘蛛侠、米奇老鼠、小猪佩奇等动漫人物为主角，内容包括打针、手术、绑架、偷窥等血腥和低俗题材； 除“山寨”感浓郁的动画外，也出现相似内容的黏土制作、玩具演示乃至真人扮演视频。其次，这些怪诞视频往往着重使用饱和度的极高的红、蓝、绿、黄和粉色；一位家长（公众号“奶爸de自我修养”）同时注意到，一些视频会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看似意义不大却不断重复的镜头上，如一个声称让孩童认识颜色的视频，却用了大量时间摆弄针管，并将塞入鲜色彩泥的针管插在一个小孩旁边——针管、蛋、时不时出现的婴儿哭声和女性尖叫声，这些主题反复出现在具有“艾莎门”性质或嫌疑的儿童视频内。

新华网的社评指出，熟悉的动画形象吸引孩童注意，鲜艳的颜色和明快的配乐则更容易刺激儿童感官并引发上瘾倾向，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视频往往将血腥暴力、恐怖残酷和荒诞离奇乃至色情的成分融入吃饭、睡觉、游戏等日常生活场景中，这既潜移默化地合理化了受虐和受侵害的状况，也变相地鼓励儿童做出暴力和伤害他人的行为。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便指出，孩童若长期受此类视频影像，很容易歪曲认知，将暴力和流血正常化，甚至在生活学习中加以模仿。

精准投放的危害：“算法”让弱势群体更弱势？

“艾莎门”的冲击下，最先受到批评的显然是各网站的视频审核和过滤机制：网友注意到，这类“邪典视频”最早在2016年初已流入中国，为何它们在各平台上存活了如此之久？为何在大规模的舆论风暴之后才开始自净？事实上，不仅是国内视频网站如此，“艾莎门”视频同样在声称经过了严格的算法过滤、专门面向儿童的YouTube Kids上同样涌现。“儿童邪典影片”的泛滥暴露了当下过滤算法的缺陷：正如知乎用户“陈远帆”所提及，通过黏土、玩具、皮影、身着头套或卡通服装等看似无害的表现方式，以及“怀孕”“生病”“治疗”等隐蔽标题和各类隐喻性情节，这些视频巧妙地绕过了系统的过滤机制，且变得极易被儿童搜索到。

更令人担忧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广告投放和内容生产方式反而为这些难以被自动查禁的“毒视频”提供了迅速散播的有效路径：在推荐算法下，观看到一部“毒动画”往往意味着接触到一系列“毒动画”的危险可能。熊节在“土逗公社”刊载的《儿童邪典视频如何送到孩子眼前？》中便指出，在如今，内容定制已经成为数字化营销的主流工具：各类数据管理平台从不同来源收集与用户相关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汇集为涵盖各种标签的统一客户视图；在此基础上，媒体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达成更灵活和个性化的传播形态，诸如“今日头条”这样的平台，它所呈现的便不是“外面在发生什么”，而是“读者喜欢看什么”。然而，看似高效的精准投放却可能带来的极大危害：熊节引用了数据科学家Cathy O’Neil的研究指出，这类信息投放和内容生产若被用于教育、医疗、保险等领域，就可能对特定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造成歧视和伤害。此前的“魏则西”事件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些质量低劣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广告定向投放来吸引那些信息了解有限、经济状况较差或已饱受疾病损害的弱势家庭，其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损害。而所谓“儿童邪典视频”同样瞄准了儿童这一心智发育尚不完善的群体：一旦儿童不小心打开一个“艾莎门”式的动画，视频平台便有很大概率推送同类型动画，让儿童进一步暴露在这些充斥暴力、低俗等不良诱导的环境中。

举报浪潮之下：制度化的呼唤

令人感慨的是，在这次“毒动画”冲击之中，国内网友表现出了叫人振奋的正义感和行动力。各类自媒体纷纷发声呼吁家长警惕“儿童邪典视频”的危害，并从家庭角度出发为如何预防提出建议；一些网友则积极搜索各大视频和游戏平台上“漏网”的不良内容进行举报，同时督促相关平台加强监管和删除力度。但在公民自发的监督和反抗下，对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如公众号“侠客岛”推送的《一则值得解读与警惕的新闻》便指出，在国内，若网民对交流和传播儿童色情图片、视频的网络社群与贴吧进行“举报”，结果往往仅得到封群、封贴的处理；这些传播者往往有极大可能再次组织起来——以前段时间传播和销售猥亵未成年人不雅视频的网站“西边的风”为例，在这次轩然大波之前，该网站也曾多次被举报，结果又多次“复活”，以至于长期存在并进行不法牟利。文章建议，应建立有关儿童情色和侵害信息举报的专门通道，以提高执法效率和力度——面对“儿童邪典片”这类毒瘤绝“不能止步于举报删帖”。

对分级制度的呼吁同样不绝于耳：澎湃社论便指出，我国关于儿童动画片的标准，还停留在抽象性和宣示性规范上，即“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并没有有关儿童节目的专门性法规，呼吁已久的儿童电视分级制度也尚未出台。当今互联网中的暴力、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例屡见不鲜，内容分级已是当务之急。

22日，国内涉嫌大量传播“儿童邪典”视频的“欢乐迪士尼”发表道歉，称“公司为了冲视频流量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原谅”；一位在此次整顿被封号的自媒体频道博主（他以亲女儿为对象拍摄了大量有关“打屁股”“打针”的短片）在接受采访时同样称，“后悔死了，不该拍那些视频”。但大多数网友拒绝原谅：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在一片愤怒的声讨中，人们期待着名为“法律”的正义回声。

互联网抢票的时代下，那些还在窗口排队的人呢？

“在抢火车票中，帮好友抢票加速！” “我和火车票的距离，只差你的助攻。”从年初开始，这类推送便不时出现在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里。 “抢票软件”本身并不新鲜：这类软件核心在于以软件代替手工输入，由于程序刷新频率高，验证码的识别速度和表单填写速度也远快于人工，往往能第一时间发现余票并实施抢票程序。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京东”、“携程”、“去哪儿”等大平台也高调加入，并通过“好友加速”等手段在社交平台迅速散播。

新京报发表了《大家都在用的抢票软件，其实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坑》来提醒这些“抢票软件”的风险，文章指出，铁路部门从未对其他平台进行过授权进行所谓“抢票”服务，在第三方注册平台进行抢票时会输入大量个人信息，而目前这些平台往往难以保证信息安全，一些免费抢票软件使用不当还可能导致IP被封。且无论收费还是免费，平台上抢票服务的成功率都难以保障。事实上，抢票软件占用的是有限的购票渠道，这对12306网站本身造成了巨大压力，并进一步加重了人工抢票的困难。但在这篇文章评论区，大多数网友表达了一种无奈：“官网根本买不到票”“宁可冒点风险”，还有人抱怨“用遍各种抢票软件，还是抢不到票”。

网上抢票如此惊心动魄，那么那些不会使用各类手机app，甚至上不了网的人该怎么办呢？解放日报记者为此探访了上海火车站以了解传统线下购票的状况，在这篇名为《互联网购票时代，他们为什么还守着窗口排队？》的报道中，记者指出，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而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28天，因此线下窗口的发票时间与网络售票总是存在2天的时间差。而由于大部分春运票在网络售票当天就已经卖光了，等到在窗口出售时，除了一些临时退票以外，基本上不可能买到票。即使如此，售票窗口仍然人口攒动，不少在网上抢不到票的人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线下，而大多数人只能在一次次排队后无功而返。

“土逗公社”在《春运！春运！为何我们永远抢不过黄牛？》中同样关注了这批不熟悉网络购票的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的境况。作者指出，与掌握“技术优势”的黄牛截然不同，网络购票对农民工而言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在互联网的时代，农民工根本无法通过彻夜排队与黄牛竞争，技术成了横在二者之间难以撬动的杠杆——即使在实名制购票的时代，黄牛依然可以通过用多人身份信息抢票并在付款时间内出售的方式活动。据统计，每年因黄牛党无法返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总数接近千万人，而这些农民工往往不得不用手中的血汗钱再向黄牛购买高价票。作者认为，黄牛利用技术优势，一面制造和加剧了资源短缺和供应不足，另一面又通过高价出售操控了车票市场物价。

相比起作者在文中提及的那些通过“囤票-退票-买票”来赚取利润的黄牛党，携程、百度、360等推出的“抢票服务”似乎更温和些——它不通过第三者转手，而是直接利用客户信息进行买票。但事实上，互联网购票平台的行为和传统意义上的“黄牛党”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区别。而当大平台的介入和大力推广让“抢票”现象几近普遍化，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使用抢票平台，甚至不得不为了抢到票而选择为“加速/加价”付费时，这是否在更广范围内造成了车价的变相上涨，并进一步拉大了技术资源差异而带来的不公？

但无论如何，正如作者所说，黄牛只是结构性问题的表象——春运火车票的匮乏，供需不平等是黄牛与各类变相黄牛形式兴起的条件。而那些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难以回家的人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市场调配资源的基本分配机制下，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往往是公平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