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中美贸易战风险｜姚洋：以“我”为主处理中美经贸关系

【写在前面】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组织的“二轨中美经济对话”，旨在为官方的经济战略对话以及政府决策提供支持，至今已经进行了八年多。2018年元旦刚过，中方代表团即赴纽约参加第17次对话，并在纽交所参与了一年一度的“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论坛之后，赴华盛顿拜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回国之后，中方代表一方面对中美贸易战风险做了研判，另一方面又邀请国内相关专家举行“中国经济观察”闭门讨论会。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形成了“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的报告。

1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圆桌论坛暨“中美二轨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就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与对策问题进行公开报告与讨论。其中卢锋做了《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考验——特朗普政策调整与贸易战风险》的报告，同时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等人参与了讨论。澎湃新闻整理了此次报告会上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1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圆桌论坛暨“中美二轨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该院教授卢锋题为《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透视——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考验》的报告作出点评。

姚洋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卢锋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补充。他表示，中美经贸战略关系变化的背后是中美关系的变迁。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苏联，曾有过10年的蜜月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尽管关系出现了变化，但美国的精英从上至下仍然保持坚定的信念，对中国以“接触”（engagement）为主，克林顿坚定地相信，这样做能让中国越来越像美国。此后，中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也超出了中国的预料，2001年至2008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翻了五番，危机之后美国发现中国不仅跑得快，信心也增强了，美国还适应不了一个自信的中国。“中国人开始问美国，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做错了？”姚洋说道。

姚洋指出，正因为此，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精英的态度变化是很大的，现在在华盛顿不会人谈“engagement”，而是谈hedging，这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非常关键。最新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里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这一提法首度公开化，甚至还有官员说让中国加入WTO是错误的。

具体在贸易战的问题上，姚洋预测中美打产品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制衡，美国政府除了要考虑生产商、蓝领工人的利益，还要考虑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会得罪美国消费者，从政治层面考虑美国政府是不会冒着失去选票风险。“美国会做一些什么，会示意一下，在小布什时代、奥巴马时代都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想得罪美国消费者，就业是美国政府考虑的一个方面，老百姓的福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所以更多的是示意性的，是国内政治的需要。 ” 美国最担心的实际上是中国在技术层面的赶超，因此现在美国正在收紧的中国的对外并购业务。

姚洋援引保罗•萨缪尔森94岁高龄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该文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在技术上对美国的替代对美国是不利的。姚洋认为，萨缪尔森十多年前的这个观点代表了美国精英的根本忧虑，美国对华的整个战略已经改变，过去作为政客的奥巴马还比较含蓄，特朗普只是直白地挑明中国已经像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了。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应该怎么去应对。姚洋强调说，要以“我”为主，以国内的需求为主。首先，在经贸关系方面要以国内需求为主，中国经济在转型，需要增强国内消费，因此中国需要开放市场、增加进口。第二，要以开放促进改革。负面清单说了不止10年，至今未能出台，现在的管理都是有罪推定，导致行政成本极其高昂。姚洋称，应该及时出台负面清单，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这样我们的民营企业会做得更好。再次，当前中国政府对国企的补贴确实过高。美国对中国抱怨很多的一点就是国企的补贴太高了。“如果现在去清算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恐怕80%危机之后购买的资产都亏了，而且不是亏一点点。这些钱都是拿国家补贴得来的，从我们国内来说，这种海量的补贴也不是应该的。” 我们应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果来推进国内的改革。

最后，姚洋总结称，如果我们能以我为主来考虑中美贸易关系，就可以理顺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