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一瞥︱大作家和小诗人——新发现沈从文佚信一封

罗逊

2018-01-31 12: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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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春天,国内国外不啻天渊。年初,停摆十二年的冬奥会再度开幕;稍早一点,再也不用担心爱鸽被击落的信鸽爱好者们,还成立了国际联合会,当然,这都发生于承平日久的欧洲。苦难的中国,战事远未结束,3月初,宜川大捷,收复延安指日可待;十天后,洛阳被攻克,中原三军会合,但九州无事乐耕耘的景象,还是幻想。
大都市的气氛却不尽相同,比如天津。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长三个多小时,自去年10月起连映一百多天,天津城的型男素女,“满城争看一江春”;不喜文艺的也有去处,天津证券交易所2月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两家交易所之一,十三种股票,囊括洋灰、水泥、火柴、面粉、造胰、玻璃等华北最重要的实业,弄潮儿大可一展身手。
《一江春水向东流》前集海报
青年毛羽却不怎么开心。他是一名小会计,工作之余,一心爱好文艺,早在1943年春,十八岁的毛羽就和好友组建了“飓风文艺社”,主要成员有宋泛、何之、郭文杰等。那是多么欢乐的时光啊,大家互相鼓励,每有所得,虽然发不了“天津四大报”,但《新天津报》这种小报,还是时有刊登的;以诗会友就更有意思了,唐山、秦皇岛、青岛的同好聚在一起,诵诗饮酒,不亦快哉!
北京的《时言报》也有交情。虽也是份小报,但刚刚创立了副刊《诗刊》,主编海笛(王长清),还专程拜访了飓风社,召开了座谈会。海笛刚念完大二,是北师大的学生,这次利用暑假而来。学生担任主编,如今惹人猜测其身世,当时倒不稀奇,早在1935年,规模大得多的《益世报》,它的副刊《语林》新添刊中刊《益世小品》,主编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徐中玉。海笛年纪稍长,但也大不了几岁,大家谈起来无拘无束,议题有些宽泛,如“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势”“诗与散文之区别”“大众化新诗及如何建设新诗坛”。
《时言报》1930年创刊,社长常振春
也不全是务虚,把酒言欢中达成一致,《诗刊》可以为飓风社开辟专版。年轻人动作快,一周后,也就是1943年7月4日,《诗刊》第十一期面世,共刊载六篇社中同仁的诗作,有闻杰的《夏歌》,金风的《海燕》,久仰的《打鼓贩》,何之的《童年》,欧阳琼的《街头梦》,荷锄的《室息之灯》。宋泛在社中名头最大,编过《沙苑文艺》《白河帆》等几种刊物,第十二期是他的个人专辑。海笛在《编后》中兴奋的宣告:“飓风社之成立,使我们文艺界一大欣喜;这次的特刊,为我们彼此间第一次形式上的联络!”
当时的天津,文学社寥寥无几,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们,言及北方沦陷区的文学社团,除了周作人的“艺文社”这种大社外,还总不忘提及飓风文艺社这个青年学子们的兴起之作。
抗战胜利了,宋泛奔赴革命区,改了个雄赳赳的名字叫宋大雷;郭文杰上了大学,何之就读华北联合大学,还参加了丁玲、陈企霞领导的涿鹿县土改。好友们各奔前程,飓风文艺社名存实亡,毛羽和留津的万格平、高琪、吴伯扬等创办了“笔友联合会”,几年下来,大家有了些阅历,这一次,开辟了《笔联》专刊和《海河》诗刊。
 “笔友联合会”发行的《世纪的高潮》
作者孟肇的自序,写于天津
接着说不怎么开心的毛羽。起因大概是这样:毛羽从事创作已有五年,文学社和刊物一应俱全,至少在天津文坛,也算有了自己的地位。但诗作全发在自己的刊物上,未免为人诟病,《益世报》创刊已有三十余年,本部虽在天津,业已成为全国性报纸,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齐名。它有推崇新人的传统,王芸生、张秀亚的第一篇作品均发表于此,徐中玉、李同愈、杜宇、魏东明也得益于《益世报》的栽培。副刊历来对诗歌青睐有加,早在李长之主持《文学副刊》的时代,三十五期中就有四期是“诗专刊”,作者有卞之琳,林庚,沈有鼎,张露薇等。目前的主编,正是新文学家沈从文。
益世报馆旧址
沈从文于1946年10月接编《文学周刊》。一年后,他在《益世报》发了题为《一种新希望》的时政评论,他把当时投身学生运动的青年人,看作“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想什么,做什么,更非悟空可比”,认为“这种充满青春待并发的活力,原本必须从各方面分散,可变成各种进步的基本热能”,而现在的空气,却会把他们的活力引入歧途。
抱定如此信念,作为副刊主编的沈从文,多刊登青年喜闻乐见的题材,多分散青年的活力,多扶植青年作者,便是本分。谈到自己的作者队伍,沈先生不无得意:“最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
1949年从北大毕业时的李瑛与妻子合影
有了这样的鼓励,毛羽满怀憧憬地寄信过去,内容无外乎问候与仰慕,并附上自己的得意之作,谁知投出后鸦雀无声。毛羽寻思,穆旦虽然年轻,确是前辈;郑敏、袁可嘉,西南联大高材生,不提也罢;但沈从文口中的李瑛,还小自己一岁,当年用笔名“郑棼”写诗时,只是唐山丰滦中学的高中生,他与几个同学创立的“田园文艺社”,比飓风文艺社可差远了。于是按捺不住,又寄出一封,语气不免不如前一封恭敬。
接到这位青年朋友的来信,略一思索,沈从文回信如下:
毛羽先生:
前得尊作,因无从安排,曾转一熟人发稿刊物。照习惯,由他人发稿之刊物,即弟本人文章,亦得听编者自由处分,不便催促。此习惯亦未尝无好处,因从民廿三(年)由弟整理大公报文艺起始(即报社亦从不干预副刊编辑方针,作者则特约稿亦可搁压退还),北方报纸副刊不断有新作者露面。编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实极重要。
近得尊信,始知因一诗搁置,先生竟对同一人忽而尊敬,忽而轻蔑,尊敬轻蔑都太容易,与弟学习用笔三十年经验,似不甚合,先生用这种态度写诗,恐不容易持久到十年二十年以上。以弟经验看来,写作是二三十年事情,作者与编者不宜因一二文章取舍生私人恩怨。
编者并非万能,看文章容或不免有些偏见,但是否尽职,也容易判断,即从他工作全部检讨,从刊物整个检讨。若个人工作极谨严认真,刊物维持到一二年又还看得到,我们值得为他拍手,寄稿也即是表示支持编者好意,投稿用不用是小事。若个人工作毫无足取,所编刊物又毫不精彩,根本就不会投稿了。
记得二十五六年前,孙伏园编北晨副刊,弟作投稿人时,曾投稿至百余次,直至彼离职,始终未用弟文,离职后弟文方由一新编者从废稿堆中取用(小说月报亦有相同情形,直到郑振铎出国,叶绍钧始用弟与丁玲文章)。至弟教现代文学,谈及刊物编辑对文运贡献时,却只觉得孙先生对文运贡献特多。何以投至报稿用否为个人私事,编者有无贡献宜有公论,真从事文学,必不以私害公也。
北方文运传统好处为“素朴”与“诚恳”,因素朴与诚恳方能持久,不以小小成就自骄自满,且能作各种试探学习,克服挫折困难,用一段长时间写一大堆作品见出新纪录。先生把文章寄来,充满对编者信托好意,只因未即发表,即把好意取回,从态度说,似不甚明白北方近三十年文运传统,方有此一着也(您用那么一种态度从事写作,找出路容易,有新纪录不甚容易)。
昔人说“推己及人谓之恕”,既有前后来教,因为将尊作索还,并将个人经验、及尊作搁置事实奉告。当时以为尊作定可用,故曾将文字不清楚处(恐排时弄错误之字)旁加注明,将尊作涂脏,很抱歉。
此覆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三月十七日
沈从文致毛羽信札第一页
(原信无分段,目前分段出于本文作者的理解)
信不算短,内容也平实,对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沈从文从不同角度谈问题,谆谆教诲的面目,跃然纸上。首先以编辑的身份,说说如何取舍作品。一直以来,沈先生对文学的期望,就是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与审美。这个期望虽被战争切断,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又再一次涌现,他非常希望如三十年代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那样,借助自己掌握的刊物,培养一种文学趣味。了解到这一层,对信中“编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实极重要”,就更好理解了。
沈从文致毛羽信札信封
然后以“学习用笔三十年”的作者身份,谈及如何与编辑相处。让年轻人信服,最有吸引力的是讲自己的故事,特地提到孙伏园和郑振铎,只是这两段经历都有误记。孙三十几岁就蓄起一部大胡须,人称“伏老”,沈从文开始投稿时,正是他主持《晨报副刊》。“曾投稿至百余次,直至彼离职,始终未用弟文”的故事早就广为流传,在这儿当事人坐实了,正如他另文描述的,“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
晨报副刊
也不是从没刊登过。沈从文在“文革”初期写过题为《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的交代材料,讲起自己第一次发表的小文,正是在《晨报副刊》第三百零六期上,一千多字,共得七毛多钱。只是沈氏的投稿异常执著,孙伏园有些不耐烦了,才有了信中提到的处境。孙辞职后,新任主编刘勉己和瞿世英,想办出一种新风格,加上郁达夫的推荐,沈从文得以“休芸芸”笔名发文。而后福祸相依,文章吸引了北大教授林宰平,他介绍沈氏入香山慈幼院工作,然好景不长,《晨报副刊》上刊登的《第二个狒狒》《棉鞋》,涉及影射慈幼院人事,沈从文以辞职告终。
孙伏园散文集《伏园游记》
再说郑振铎。同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提到“至于《小说月报》,1928年由叶绍钧先生负责,我才有机会发表作品”,年份错了,叙述倒与此信吻合。事实究竟如何?1927年5月,郑氏赴马赛,叶圣陶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调入《小说月报》,与徐调孚共同担当主编,两人从第十八卷第六号开始交接。而在1927年4月10日发行的第十八卷第四号,就已刊登了沈从文的《十四夜间》。
当然,沈从文在《小说月报》立足,确是叶圣陶的赏识。甫一接手,叶圣陶就提到“近来收到好些可观的创作,因此下期就决定是‘创作号’,没有论文,没有译品,这在本报似乎是前无其例。但杂志的编辑有什么成法呢?只要编者不觉得十分歉然,读者不觉得十分爽然,偶尔改变一点又何妨”。而后的第七号,果然出现了胡也频的《牧场上》,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也接踵而至,当然,还有沈从文的《我的邻》。
叶圣陶著《城中》
已不可探究毛羽这件作品的风貌,只知道是新诗,投至沈处,沈先生竟“无从安排”,水平大略可知。倒也不是版面吃紧,抗战后的《益世报》,处境虽不乐观,已由繁荣时的十八版缩至六版,但《文学周刊》仍占据一满版。厚道的沈先生“将文字不清楚处旁加注明”后“转一熟人发稿”,这定是一位相交颇深的朋友,以致“以为尊作定可用”,哪想仍未录用。沈先生做事有头有尾,将毛羽大作索还,并将个人经验奉告。大作家的回信如此详尽,安排又如此妥当,毛羽很受用,于是有了接下来的通信(详见本刊2017年1月22日发文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5634)。
作为大报副刊的主编,对一位素昧平生的投稿者,这封信的篇幅是否过于隆重?以文字而言,说教的味道也厚重了些。原来,这一时期沈从文的部分创作,就是《文学周刊》上发表的《新废邮存底》。这是给青年作者的回信,如致柯原,柯原就是沈氏口中“最年青的作者”,当时才十七岁,他充分肯定了柯原的诗作,不过也坦陈“关于现代诗,我提不出什么特别意见,因为我并不怎么懂现代诗”;给张白的信,称赞他的诗歌充满土气息和泥滋味,且乡村抒情中注入悲痛,拙质中见出一点妩媚;鼓励作者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并可以延展到作散文小说,写出地方特色来。
晚年柯原(后用笔名芦苇)
给毛羽的这两封信却不知为何未能刊发。很显然,回信时沈从文采用了公开信的写法,信的接受者,已不是个别文学爱好者,而是针对所有文学青年。他反复强调年轻的作家们应该用手中的笔,看清楚历史与未来,挽救国家的堕落,有勇气承担民族的挫败,修正社会前进的方向。青年人要确定一种新的人生观,对人、对事,永远用崭新的态度去实证,踏踏实实、持之以恒,把学习从第一步到终点,当成一个沉默艰苦的长途跋涉。沈从文阐述的文学观,虽然缺乏系统性,但借助媒体,在当时有着自己的受众。
是不是影响到了文学青年毛羽?首先,毛羽赶紧回了信,所幸底稿尚存,虽不全,基本意思都在,除了恭维,还有一番解释:
说起此事,原由于一篇诗稿,据先生说,是因为搁置未刊致起反感的。其实这一点却不尽然,先生恐怕是误解了,羽虽不学,决不愿如此妨害编者的自由。稿子寄给先生,倘被披露固可一观究竟——内容文字和技巧的删正等——这对一个作者是可以对原稿多多比较,间接获益于先生的。但,看到报纸的篇幅和友人作品发表的时期,知道先生的手下存稿甚多,在初次给您寄稿的我,曾写信说求教于先生,这就是因为想到自己的作品在先生看来恐怕不成熟很是幼稚的,内中自不免要有欠妥之处,甚盼先生能够赐寄教言。不料,先生完全视以投稿性质,将其转交另一位编者先生付刊,因之搁置,就在这段过程,性格太急的我便作出了那样荒乎其谬的事……
毛羽致沈从文信第一页
前一封信没有留存,也不知道毛羽做的是哪样“荒乎其谬的事”,不过青年朋友有时确是太过敏感,沈从文写完这封信的一周后,有位“灼人先生”,因为载出来的诗有些小小字句的调动,且沈先生把这批邮件命名为“废邮”,使他不快,思索了两天,失眠了一夜,还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语气想来相当严厉,好脾气的沈先生都有些隐忍不住:“你说我盲目,这形容很对。我既然是盲目的人,又不懂新诗,怎么能说指教?目前你除了自己的诗,什么好意见都不需要。你也不必因为错骂了我而难过……你的信和诗原稿一并奉还。”
和毛羽倒没闹僵,不过,从毛羽回信中的一番辩解来看,沈先生的颇费苦心,并未教会毛羽说实话。
至于毛羽的未来,也未如沈先生所期望。现实中的天津,离不开柴米油盐。法币早已不受信任,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前头提到的天津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8月19日关闭;8月23日,金圆券首次在天津露面,各兑换点前排起了长队,按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兑换。《益世报》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几角几分的零星用品,几元几角的鞋帽衣料,十块钱一磅的毛线,两毛钱一包的中级烟纸,很容易引起人们对旧日子的怀念,仿佛重逢了总角之交的故人,对商品自然就有了亲近之感。” 原价二十万法币一客的冰激凌,改成七分钱一客,实际上涨了价,吃的人却很踊跃。金圆券很快崩盘,《文学周刊》也于11月8日停刊。城内的“余则成”们在活动,天津战役于1949年1月15日结束,天津解放。文学青年毛羽,此后南下贵州,终身从事财务工作。
沈从文
作者为“废纸帮”成员,本文承李东元老师核实资料,墨笺楼供图,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沈从文,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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