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追忆赵一曼

1932年9月，我由《东三省商报》社转到哈尔滨《国际协报》社担任副刊编辑。

一天，同我单线联系的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金伯阳向我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我很好地利用副刊，来作为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我那时刚参加党的工作，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也不深。选用来稿和自己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审批，完全由自己决定，有时这个可利用的阵地也就不能完全合乎党的要求。

秘密接头

有一次，金伯阳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稿，认为内容和写法都存在问题。他提议给我介绍一位同志，让我好好向她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当然求之不得。经过不少日子，一天上午，他来到报社找我，说要给我介绍的这位同志正在公园等待同我接头。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同他一起前往公园。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道向北没有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边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当意识到我们走近她时，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

她慢慢地站起来，先让金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伯阳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是《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伯阳称她李大姐，我也跟着称李洁为李大姐。从她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有很重的四川口音。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李洁同志就是在1936年8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

赵一曼

讲授革命理论

自从这次和她秘密接头后，她就常到《国际协报》找我，在我住的一间单人宿舍里给我讲授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最初真是像老师一样，我的精神稍不集中，她就提醒我注意，还提出问题重点要我回答，检查我是否记住，理解程度如何，有时还让我谈谈心得体会。她很谦虚，有一次她说，她学的革命理论，掌握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时讲得不一定十分完全，解释得不一定十分准确。

她说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时间很短。1927年9月又被派去学习，1929年1月被调回工作，只有一年多，三个学期。那时学校国共两党学生斗争尚未结束，斯托两派学生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她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刻苦研究俄语。所以在革命理论方面，没有能集中精力学习，所知道的还不多，可以说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也快要讲完了。她让我再找书看，好好自学。

经过多日，我在乐天照相馆孙乐天处借到一本布哈林著、译成中文的《列宁主义初步》，她看到了，问我是从哪里借的。我对她如实讲了。她告诉我布哈林已经成了右派，他的著作在苏联已被禁止阅读，只可作为研究参考，不能认为他写的都正确。

1932年冬天，哈尔滨比往年要冷，大雪降了几尺深，天空还是冻云不散，阳光透露的时间不多，北风呼啸，雪花时飘。我住的单身宿舍在一幢二层楼上，同邻居共烧一个壁炉取暖。

我的宿舍常冷冰冰的，寒气逼人。我那时穿一件呢大衣并不感到怎么冷，可是赵一曼每次来时穿着皮大衣，还说我的宿舍像冰窖。有一次她批评我懒，要去代我烧壁炉，我感到难为情，就开始经常把壁炉烧得很暖。

一天深夜，我睡得正熟，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惊醒。我立刻打开灯，没有顾得上穿衣服，只着一条短裤，赤着身子就去开门。门一开就有一个面貌似曾相识的日本人，用冰冷的勃朗宁枪口触到我的胸膛，我急忙闪在一边。跟着他身后进来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中国人，我都未见过。他们站在屋里巡视了一番，见只是我一人站在一边，那个中国人拿着一张相片，看看相片，又看看我，对那个日本人说了两句什么，这几个人就都转身向门外走去。我关上了门，听见他们在敲邻居的门，声音也是很急促、很大。

我躺在床上，不晓得这些日伪走狗是什么意图，却感到很庆幸，他们在室内没有进行搜查，因为在我的床铺下还藏有党让我转发的几本文件和一捆传单。他们没有发现，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不得安生了。

第二天上班，听同事们议论，才知道敌人是在搜寻一个被绑架隐藏起来的人。

这天下午，赵一曼来找我，我对她讲了夜间的事。她叫我不要再在报社宿舍里住，最好找一俄国人家租一住处，那样比较安全。她说，她就住在俄国一个老太太家。这个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老太太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她。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太太像对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老太太感到安慰，她也感到幸福。老太太很富裕，费用收得很少。看她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用过和没用过的衣服借给她穿。她说，她穿的这件皮大衣就是这位老太太借给她的，她若不穿，这位老太太还会说：你挨冻，我心疼。

根据她的意见，我去找了几个俄国人家，都没有找到可住的地方，我就搬到马街一个波兰女人开设的瓦尔沙瓦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这个小旅馆房间不多，地址又偏僻，旅客很少，生意也很萧条。日伪的宪兵警察、暗探特务都不注意。我住在那里以后，伯阳去看我几次，他知道了这种情况，在我的房间对面也租了一个房间。他住在那里不久，又有一位吴健同志来和他同住。

赵一曼来看我时，给我讲些情况后，常到对面房间去看伯阳和吴健。有时我也和她同去，这样就认识了吴健。吴健同志有30多岁，是上海工人，在上海参加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额上有一块伤疤，据说是在上海一次浴血斗争中留下的纪念。他常给我讲他的革命经历，还教我唱革命歌曲。

伯阳和吴健常换上工人服装，到三十六棚工厂和车辆厂的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有时赵一曼穿着朴素衣裳也与他们一起去。有几次我和她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都跟她亲切地打招呼，不让她买票，也不让我买票，下车时还不住地跟她挥手告别。

除夕之夜

1933年春节前一天，有两位三十六棚的工人给伯阳和吴健送来半袋面粉和一盆和好了的肉馅，让他们在除夕包饺子吃。

这晚，赵一曼来了，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也来了。他们让茶房借来面盆、面板和擀面杖，和好面，在对面房间里，就一面谈笑，一面包起饺子来。一曼同志也让我去参加。我说我不会擀，也不会包，她就让我摆饺子，下厨房烧水。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候在家过大年三十晚上的情景，我们这几个天南海北的人，竟亲如一家在一起过年了。

元宵节，我买了几斤元宵，有枣泥馅的、山楂馅的、玫瑰馅的，请赵一曼吃。她吃得非常高兴，第一次问起我的身世来。

我告诉她，我生在辽河西岸一个小村子的雇农家庭，父亲在28岁时还在地主家里当长工，不幸得了中毒性痢疾，没经医治就去世了。我当时还不满4岁，我的母亲32岁。她为了把我拉扯大，每天起早贪黑给人纺线，维持困苦的生活。幸而还有伯父、叔父、舅父不时帮助。7岁时开始入私塾读书，家人都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前程的人。我在私塾8年，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的是孔孟之道，看的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考入县立师范，因为反对教员，被学校开除。进入日本学校，参加反日运动，逼死校长，又被学校开除，还被通缉，遂弃文就武。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队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感到国家要亡，人民受难，这才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听后，对我很同情。她也谈起自己的身世，说她是川南地主的女儿，和我这辽西雇农的儿子，正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后代。

可是她马上又说，她虽是地主的女儿，也受地主的压迫。因为在10岁时地主父亲死了，哥哥是家长成了地主，对她是事事限制、压迫，读了几年私塾，不准她去上中学，还要强迫她嫁人。她忍无可忍，就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她哥哥种种罪恶，发表在一个妇女刊物上，从此她就和地主家庭断了关系。她有一个姐夫是共产党员，培养她，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又帮助她考入了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以后，党把她送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残害时，党又把她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回国后先在家乡工作，然后又到上海、江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在沈阳工作不久，就来到了哈尔滨。她说，在私塾也读过四书五经，还读过唐诗宋词，学过作八股文，作诗、作词。可是她非常反对孔孟之道，因为孔丘说过：“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孟之道竟将女子比作小人，她极端痛恨地说，到哈尔滨后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她当时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是这样八句诗：

誓志为国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

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我和她相处多日，只知她性格刚毅，语言豪爽，思想先进，行为坚强，对同志热诚，对敌人痛恨，是一位很少见的巾帼英雄，还不知她有这样高的文学素养和作诗的才华。

在哈尔滨的方未艾

对萧军、萧红的期望

从这次彼此谈了身世，又谈了诗的写作之后，她再到小旅馆去看我时，我们除谈革命问题，还谈起文学问题。她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很喜欢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

她说，有一次在中央大街和伯阳一起走，遇见了一对青年男女，伯阳认识他们，和他们谈了几句。然后伯阳告诉她，青年男子是三郎，青年女子是悄吟。这是她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也常在大街上见到，两个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一双男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进，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给她印象很深。

她说三郎和悄吟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想性强，文笔风格艺术性也很高，他们夫妇可以说是两位革命作家，不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

我说，他们夫妇我都认识，我知道他们和党内几位同志常接触，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他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过。我当时还和她讲，我和三郎在沈阳认识了一位党内同志，他要介绍我们入党，他给我们写了一首长诗，有几句是：“嗟尔二兄弟，飘零何所适，一朝秋榜发，相顾悲失意。”

我记得三郎这样说过，我们所做的事和写的文字，只要对读者有益就好，至于榜上有名无名，我们就不想它了。这个同志以后就没有再提。三郎也许还是这样想，悄吟是和他夫唱妇随。

赵一曼听我说了之后，想了想很认真地说：“你有机会应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战果也大。”

瓦尔沙瓦小旅馆女主人有一个女儿名安娜，十七八岁，在专为俄国人设立的女子中学读书，她学的课程中有汉文，她有时到我的房间问一些她学的汉文问题。我的俄文是跟一个俄国少妇罗茜学的，刚学过半年，用俄语解答汉文问题很困难，用汉语解答她又不能完全听懂。有一次赵一曼遇到了，她用俄语给安娜做了解答。她们就这样认识了，安娜以后常和赵一曼接近，她们竟成了朋友。

赵一曼知道我还在学习俄语，她有时就给我纠正俄语发音，教我俄语语法。她知道我会日语，她教完我俄语，要我教她日语。她说，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学些日语有用。3月，《国际协报》营业发达，报纸由一大张四版，改为两大张八版，增加了收入，给我在报社对面租了一个带有厨房和浴室的房间。社长张复生还让他的女儿催我两次，为了不辜负他的善意，我就搬出了瓦尔沙瓦小旅馆。

4月初，赵一曼和伯阳、吴健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全市电车停行了数小时。这次大罢工震惊了日伪统治集团。在报纸上发出消息后影响很大，共产国际杂志也刊载了报道。它鼓了全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精神，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支援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热忱。

大罢工以后，汉奸走狗、宪兵警察和暗探特务都忙乱起来，昼夜不息，到处侦察革命活动。这时伯阳和吴健也离开瓦尔沙瓦小旅馆，搬到另一个地方，赵一曼不再去那里，也不常来找我。

5月，哈尔滨有了春日的气象。一天中午，赵一曼穿了一身很华丽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到我住的新地址找我，她的脸色丰润了些，嘴唇像薄薄地涂抹了一层口红。她邀我到松花江上去划船。我正在给人修改一篇稿子，还未完成，为了不打断她的兴致，就陪她去了。

走到江边租了一只小船，她坐在一头，我坐在中间，划着双桨，就向太阳岛驶去。她望着微波荡漾的水面，若有所思，低低地唱起扬子江上流行过的一曲船歌。她唱完了，似在叹息地说：“很久没有坐过小船，划过小船了!还是在宜宾女子中学时，和同学们曾在金沙江、岷江和长江汇合的江上多次坐过，多次划过，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我还怀念那时的情景。人们都说哈尔滨是美丽的城市，这只能说是人工美，并不是自然美，哈尔滨有江没有山，我们的家乡有江又有山，才真是江山多娇，江山如画。”

船到中流，我慢慢地划着。她还似在微风拂煦中浮想联翩。

她说：“王维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就不是这样。我是身在异乡非异客，每逢佳景倍思乡!”

她问我：“林郎，你说人生如梦，还是如戏?”这是她第一次称呼我的笔名。这个人生问题，我是已经理解了，我说：“人生如梦，这是李白的思想，他的诗文都说过，‘人生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如戏，这是曹雪芹的思想。他的词中有；‘今嫌紫蟒长，明日锁枷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都是旧时代的人生观，新时代的人生观就不应该是这样，不仅不像对自然社会那种看法，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里应该是为全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斗争，一个人应该做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马克思那样，像列宁那样，才是正确的人生观。”她听我这样说，她竟看着我大笑起来，我认识她以来，她未曾有过那样的笑。

她笑着说：“我给你讲了这么多日子，看来还没有白讲。不过认识是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啊!你没看到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是梦想做大人物，有名有利；还不是争着要当帝王，作威作福。”

她沉思了多时，又问我：“你知道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谁在指导中国革命?在瑞金的中共中央谁在领导中国革命?”我那时都不知道，文件上都没有提过，只摇头抱歉似的笑了笑。

她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是米夫，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又是中山大学校长。他自称是中国通，写了不少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他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他是中山大学学生中所谓二十八宿最拥护的人。现在瑞金中共中央究竟主要一些领导人是谁，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有拥护米夫二十八宿中的一些人。方才我们说有的人把人生视作大梦，有的人把人生当为演戏。在中山大学有人演过床下人，现在在中国竟又演别的角色了。”

我问她是谁。她给我念了四句打油诗：“四川陈爱山东秦，不耻甘为床下人，只要学通关系论，还能攀附登上青云!”我有些不清楚，她又做了注释，她说姓陈的，爱上姓秦的，藏在姓秦的床下求爱，被同学们发现了，就给他起个绰号叫床下人。这个床下人俄文很好，常给米夫校长做口头翻译和文字翻译，他又是二十八宿中的健将，就得到了米夫的重视和重用。

关于这首打油诗，我以后在苏联学习时，有一位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丁山同志，也对我讲过。

小船划到太阳岛，我们停泊上岸，岛上没有几个人，空落落、冷清清的。我们走向俄国人开设的餐厅，走到近前，餐厅还未开张。我们都很扫兴，就回到小船停泊的地方。她先上了小船，提起划桨，她要划一划。她说：“该练一练，有时可能有用呢!为革命什么都得会。”

我坐在一头，她划起来，划得不怎么熟练，划了一时好像还很吃力，脸发红了，呼吸也有些急促，可以看出她的身子虚，没划到江心，她的额上出了汗。我就不让她划了。

她喘吁吁地说：“我再划一划。”我没有让，她就不划了。我们换了位置，她坐下后就掏出手帕擦汗，还轻轻咳嗽了两声。我把小船划到南岸，交了船，我请她到游船俱乐部去看一看，她说，她感到有些累不想去了。我们沿中央大街走了一段路，她说要去找一个人，我们就分手了。

动员我参加游击队

除了四五月间有短时接触，有很长一段时间，赵一曼没有来找我。伯阳说她到外地农村工作去了。当时我很为她担心，她是一个外地人，不熟悉东北农村情况，并且她的四川口音未变，很容易被人发现产生怀疑，暴露了身份。没有想到她富有农村工作经验，从外地农村回来看我时对我讲，这次工作很顺利，还很成功。我看她的身体很好，精神也很旺盛，只是脸色晒得黑些，嘴唇有些干裂。她说：“很多同志把部队搞起来了，打了不少胜仗，游击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我想留下在那里长期工作，因为未经组织同意，我就回来了。汇报工作以后，又做了请求，到部队去，拿起枪杆战斗。你学过军事，去了有用武之地，不然，岂不是白学了，我们一起到游击队去吧!”

这次她说得非常恳切，我也非常动心。不久我就对伯阳说了。他说，党组织搞宣传的同志们正在研究，想像北平一样，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分会，他让我等一些时候再提请求。

大约在7月，赵一曼又一次来，问我请求到游击队去，组织是否有了指示。我说指示过了，让我等待。她笑了，说：“你哪里是等待，你是在留恋。留恋一个年轻美貌的人，你没有决心去，我已经看到了，你们在一起划船，在一起游泳，在一起散步，在一起进咖啡馆。你还写过几首诗，在你编的副刊上发表。有一首我记得是：松花江水日粼粼，不似今朝处处春。画桨双飞波影里，妒煞多少荡舟人?我也听说了，她是一位女大学生，又是一位处长女儿。你可能是爱她这些，她可能看你是个报馆编辑，能写一点文章。不过，你应当知道，爱情是人类男女感情中最高尚、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男女间产生了这种感情，彼此必须志愿理想相同，性格爱好一致，这样对生活、对革命才能有益、有帮助。不能只看到年轻、貌美、金钱、地位、学识、名望，应知这些都是容易变化，一旦变化了，爱情也会跟着变化，就不能同甘苦、共患难，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你应为生活，为革命好好考虑。”

她这样热诚忠告，使我很受感动，也非常感激。她提高了我对爱情与生活，爱情与革命的认识。

8月1日早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还躺在床上构思一篇文章没有起来。这时赵一曼来了，我急忙下床穿好衣服，请她坐下。她笑着批评我说：“你真马虎，天亮了还没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我不晓得。”

她说：“这是我们党有了自己正规军队的日子，你都不知道，可见你对党的历史太模糊了。周恩来、朱德你知道不?”我说：“这我知道。”她说：“1927年这一天，就是他们在南昌领导起义给党建立了正规军队工农红军。我们都学过军事，还要参加军事工作，连这个伟大日子都不知道，哪行?”对她的批评，我只是惭愧地笑了笑。她又做了自我批评说：“也怪我，我以为你对这个日子很清楚，没有给你讲过。”

她平时就是这样善于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那时哈尔滨的中共党员不只是新党员，就是老党员对于中共党史也不都十分清楚。因为那时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党史，所有党的文件对中共党史的叙述也不系统。

赵一曼和儿子

聚散有时

这一天，她第一次给我一个工作任务：给总工会的《工人事业》报修改稿件。她让我在这个星期日上午10时到道外桃花巷报牌前，和一个左手拿着台湾草帽在看报的人接头。由这个人交给我稿件，我修改好后再定地点交还他。以后我照办了，和这个人接过几次头，修改过几次稿件，其中也看到了有赵一曼写的声讨汉奸罪恶的文章。

9月11日晚间，我坐在卧室桌前，打开相簿望着上面母亲的遗像，不禁回想起童年时期一些往事，想起母亲的辛苦，母亲的慈爱，正两眼满含热泪，感到悲痛的时候，赵一曼轻轻地推开房门缓缓地走进卧室。我忙站起将相簿放在桌上，一边拭泪，一边请她坐下。

她坐在桌前，很惊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我坐在床边唏嘘着，还没有回答，她看见相簿上母亲的遗像，忽然明白了，就安慰我说：“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满27周岁了，还淌眼抹泪的，你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给多灾多难的祖国，给多灾多难的人民多做些工作，才对得起自己的生身母亲。人们不是说过么，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流泪有什么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流泪，这一点你应当向我学习。”

我说：“我也不想流泪，也不愿流泪。可是有时想起亲人，想起好友，就不由得眼泪涌了上来，这可能是我生理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向你学习。”

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古人说，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又说，泪为生别滋，你和亲人们、朋友们分别时也都流泪么?”

我说：“对亲人们只和我母亲、姐姐、妹妹分别时流过泪，对朋友只和一二知己分别时流过泪，并不对任何亲人、任何朋友都流泪。”

她叹息了一声说：“唉！我今晚就是向你告别来了，不知你流不流泪?”我听她说来向我告别，就不由得心一动，忙问道：“这是真的么?”她回答说：“当然是真的，我的请求，组织已经同意。你怎样呢?还在等待?”我说：“可不是还在等待。这回你能走，我就不等待了，跟你一同走。”

她急忙说：“这可要不得，一个党员无组织、无纪律还行?”

我说：“那么，我就在这里等待。”她说：“我就到那里等你。”

她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流泪，这时她的声音可有些变了。我是尽力忍着。她坐在桌前，我坐在床边，谁也不看谁，都不知再说什么。她沉思一时，从笔筒取出一支毛笔，打开墨盒，抽出一张稿纸，一边想，一边写。

她写完了，自己又看了几遍，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我一看写的是《赠友留念》三首五言绝句：

世上多风云，

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别离，

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

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

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

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

万古可流芳！

我把她写的诗看了两遍，使我感到这不是惜别，还是对我进行教导。我也想写一首回赠，可是想了多时竟一句也想不出来。我就想到一般分别的情景来，对她说：“你给我写诗留念，明天我给你饯行，喝几杯酒做个纪念吧!”她说：“我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走，我也不想喝你这时秘密的送别酒，你如不离开这里，等我带着队伍解放了哈尔滨，那时我再喝你公开的欢迎酒吧！”

接着她又讲起革命根据地一些发展扩大的情形来。她说，只要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努力，不仅会驱除日寇，解放哈尔滨，解放全东北，还可以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她越说越有精神，我也越听越高兴，也就忘记了一切。只想革命胜利在望，自己将如何积极工作。一曼同志直讲到夜深，才同我依依握别。当时我以为她不会很快就离开哈尔滨，可能她还会来看我，我也许在哪里还能见到她，真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我本想到游击区参加部队工作，同志们也说到部队去工作对我很适合很对口。我没有想到组织竟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在10月的一天，我悄悄地离开了哈尔滨，前往苏联，离开了可爱的故乡，可爱的祖国。

1935年秋，我由苏联学习回来，回到了久别的哈尔滨，见到了杨莹叔（杨朔）和金人。他们说，一些朋友、同志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到游击区去了，有的去向关内，有的下落不明。我听了这种情况，回首往事不胜凄然。

我一直以为赵一曼在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中继续英勇战斗。直到解放后，我在山东工作时，看到了电影《赵一曼》，才知道她已经牺牲。缅怀她的往事，我曾写过一首悼诗，志我哀思：一曼当年哈尔滨，千难万险为斯民。声声真理风云涌，事事典范天地新。笔讨汉奸惊敌胆，枪杀日寇快人心。红装白马传佳话，烈士英名贯古今。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8年0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