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事实改变之后”与……“真诚之心”

托尼·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陶小路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是他的最后一本文集，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收录了托尼对他终生关注的事实与正义、国家与历史、记忆与遗忘、道德与功利冲突等议题的最终看法。书中关于冷战、大屠杀与犹太人、“9·11”事件及世界新秩序、对加缪等人物的评价等文章无疑都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但我翻开目录的时候首先被吸引的是第二十五章“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读到托尼与他儿子的交流文本，也可能是因为最近正在关注由一些大学生的读书与社会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代际认识与沟通问题，而这些恰好是容易被阅读托尼·朱特的评论者所忽视的。这是站在思想前沿上的父子之间的代际思想交流，虽然篇幅不长，其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事实改变之后》

对话从对奥巴马的投票以及对他的政治作为的评价开始，丹尼尔对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消极与不作为感到非常生气，他说“这个世界不是可以拿来牺牲的，你们造成的损害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修复，情况就是这样简单”（370页）。托尼回答说从一开始就知道奥巴马只会妥协而不会对抗，至于环境污染事件，“是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现在更愤怒”；他转而说到宪法，认为宪法的正常运作取决于一个共识，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共识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消亡的”。他承认需要做“一些事情”，并询问“你有什么建议”。第一个回合的对话就充满了思想的张力，涉及选举、宪法与共和国、政治妥协与对抗、环境作为一种牺牲的代价以及是否应该有更愤怒的情感等重大议题。

丹尼尔的回答包含了几点意思：第一，“你”（你们）对一些不可接受的企业行为过于宽容，就像在政治上过于逆来顺受；第二，要真正实现变革，需要对变革有信心；第三，我们需要一起做的事情是建立共识并且行动起来，以民意迫使政府通过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法；第四，“你们这代人需要为我们做到不妥协”。

代际之间的价值与行动的联系与冲突已经十分尖锐地呈现出来，托尼马上感到这些有关代际的问题使他有些不适，他申明自己并没有失去信心，同时也指出丹尼尔和他的同代人对奥巴马失望之后就放弃了奋斗。丹尼尔承认托尼说得也对，他谈到参与选举对一代年轻人的重要意义，同意“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失望变成悲观情绪和懒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挑战，我们不能退缩”。接着托尼从石油公司和国会立法进程谈到给各州提供一个“马歇尔计划”，问丹尼尔是否有长期奋斗和做出一些牺牲的准备，最后的问题颇为尖锐：“你是真的关心此事呢，还是仅仅因为看到那些令人不安的景象感到不舒服？”丹尼尔以这样的回答结束对话：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关心；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年龄已经大到能够理解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比你们要好，但是真要求做这些事情又太年轻了。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知道的说出来”（374页）。

这是非常真实而传神的青春思想宣言，虽然我无法断定作为二十世纪最为杰出的历史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儿子，丹尼尔在美国青少年中间能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从丹尼尔的成长环境而言，他的思想早熟与激情都不难理解，甚至连与父亲对话这种交流形式应该也是很自然形成的。耶鲁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东欧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施奈德在2009年间每周上门与托尼进行了对话访谈，虽然这时的托尼很快就要依赖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了，这些对话的产物就是《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和父亲住在一起的丹尼尔在这种思想交流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他的感染和影响自不待言。更令我感慨的是，这时的丹尼尔只有十六岁，而托尼则在这场对话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他始终热爱的世界。

托尼·朱特

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理解这场对话，我发现两代人之间双向的“爱”与“怕”非常感人和深刻。丹尼尔说：“我是怕你们的怀疑态度让你们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行为——你得承认的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它的潜力。你总是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愤怒转化为积极的行动，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这是不是比坐在后面抱怨，而与此同时被带领到深渊的边缘更好？”托尼回答说是的，并且承认“我们给自己的都是一些容易做到的选择。”（373页）

怀疑、放弃、逃避最为艰难的选择直至失去行动的能力，这不也是我们的最大困惑与焦虑吗？如果不是对类似的家庭政治谈话有过体验的话，可能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向作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的问题和希望；如果不是对两代人之间比较稀有的智性和价值观念取向的一致性有所体认的话，恐怕也很难真正明白在这些“怕”和“担心”的背后，包含有着多么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托尼现在应该感到放心的是，他这部最后文集的书名是十九岁的丹尼尔帮他起的，因为丹尼尔从小就了解他父亲的这一思想品格。还有什么样的父子情深比这更有情感的和思想的力量呢？

托尼的夫人珍妮弗·霍曼斯在“序言”中说，作为书名的“事实改变之后”来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可能不是他说的）：“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这是托尼最喜欢的一句话，丹尼尔提议用它作为书名是非常合适的。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为《事实改变之后》写的书评题目就是“信仰证据，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最深情拥抱的信念”（见《东方历史评论》公号），该文很值得一读。他从托尼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中东和平的文章谈起，强调了相信——乃至信仰——证据（事实）这个在托尼一生中非常突出的思想品格，其重要含义是不屈从于任何教条，在事实面前勇于修正错误。

在“序言”中，珍妮弗以生活中的一件事情，说明托尼非常看重在事实改变之后，随时修正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并且在行动上有所调整，这最能反映出托尼的“真诚之心”。本来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方法和逻辑原则，但是对许多学者来说却成为难得的品质，是因为有太多的学者在事实面前拒不承认事实，在真相面前仍然无动于衷。

收入该书的第一篇文章是托尼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所写的书评，他曾经听过霍布斯鲍姆讲课，对这位老师始终怀有崇敬之情。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该书从许多方面来看仍是一部杰作，同时也指出他由于固守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深种于头脑的关于左与右、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进步与反动等二元对立观念，而对发生在苏联、二战时期、直到苏联政权垮台这漫长的岁月中千万人无辜牺牲等事实无动于衷或轻描淡写，与他对十九世纪的无情质疑相比显得更为突出。

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的当然不仅是这位英国左派历史学家，托尼在他的成名作《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 中信出版社，2016年）中详细分析了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事实面前充耳不闻的，认为这是在道德上的失当与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他进而指出其根源首先来源于有关正义的任何形式的共识的缺失，而在哲学上则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有密切关系。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坚持承认事实和坚守正义共识决不是所谓的“选边”、“站队”思维，而这种质疑显然有意要混淆在事实和正义面前的承认、选择与那种在对话或论辩中仅以“站队”为标签的做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托尼毕生极其厌恶和抵制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热烈捍卫他所谈的社会民主主义，他毕生坚守着在事实与正义问题上毫不动摇的立场。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当“事实改变之后”，作者以“真诚之心”修正自己曾经的错误，亦不畏惧站在潮流的反面。今天回头阅读这些时论文章，不仅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思考过去发生的事件、思潮，同时使人思考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主义，认识如何坚守高贵的道德精神和智力标准。在托尼看来，知识分子在事实面前应该承担起知识认知、道德反思和政治选择的责任，而无论肩负这种责任要面对何种复杂的环境和牺牲。

在《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的“导论”里，他解释说对这三个人表示关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21页）。在托尼看来，“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是知识分子不可饶恕的错误，而那三个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趋势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环境是在利益宰制下的党派竞争、左右翼的相互攻讦和误解、时尚和流俗的浅薄非议、学术圈同道中人的傲慢敌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映衬出他们的孤立与无助，也折射出他们的骄傲与尊严。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珍妮弗·霍曼斯说，最让托尼亲近和崇敬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无处不在。托尼的《论〈鼠疫〉》是一篇异常精彩的文学评论，充分显示出他对加缪的推崇所蕴涵的深刻性。在托尼看来，《鼠疫》出版的背景是战后法国的各个政治派别及代表人物正“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法兰西民族抵抗纳粹的光荣神话……而令人不快的个人记忆则被哄着压抑了下去”。加缪以寓言的方式重新触碰了那些痛苦的记忆，“但他用的是一种间接的、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语调”（198页）。

托尼指出，这本书带有加缪的强烈个人印记：他的情绪、他关于战争期间的疾病、流亡和分离记忆和反思，这些构成了书中的重要部分。如果不了解加缪在经历，就很难理解“这场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长期流亡的最大痛苦便是与自己心爱的人分开”这样的语句。但是，托尼更为关注的是加缪如何以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来“代表和阐明他独特的道德视角”。年轻的记者兰伯特如何从最初只想拼命逃离这个鼠疫之城，到最后留下来，加入抗争的队伍；里厄医生如何在苦难和公共危机面前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如何做到拒绝接受任何不公正、拒绝任何妥协；托尼在塔鲁身上看出加缪更成熟的道德思考：塔鲁曾经以为自己在和鼠疫斗争，后来才知道已经间接地支持了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情。托尼认为，这是《鼠疫》要表达的寓意的核心，这正是加缪对自己之前在三十年代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等经历的反思。

托尼很能理解加缪为什么拒绝“赞美决心和英雄主义”，他认为这句话需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在法国抵抗运动过程中人们当然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男男女女为之付出生命。但在战后的法国流行起来的自鸣得意的英雄主义神话让加缪感到不舒服，那些自封的抵抗者（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采取行动的人表达轻蔑时所使用的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气，则让他感到深恶痛绝。”（203页）最重要的是，加缪说“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于鼠疫为伍。”在这部《事实改变之后》的扉页上也写着这句话，这肯定很符合托尼推崇加缪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尽可能不要于鼠疫为伍”。托尼在他的文章特别指出：“加缪在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仿佛担心读者会注意不到。‘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203页）

托尼对加缪的推崇显然与对自身时代处境的认识有紧密联系。“加缪清楚地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立场很坚定（尽管他同情怀疑者和放弃原则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动机和错误），在他面前，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者和没有原则之人无不相形见绌。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虽然很受争议，但这部小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缪没有想象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句话，身处2001年11月纽约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以前无法想象的）。”（195-196页）那么《鼠疫》中的这句话是什么？在小说中，里厄医生听着城里的欢呼声，想到的是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加缪《鼠疫》，303页，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1980年）。托尼说的“2001年11月纽约”是指刚发生“9．11”恐怖袭击后的纽约，我们是否从某种意义上也能感同身受呢？要知道善恶之间的区别，这话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要真正知道和践行则很不容易，而且要把这种知道作为自己的原则、立场和底线，这是我们今天最为稀缺的品质。所谓的善恶的区别，最关键的就是人权道德价值之善与专制暴力之恶，这是他一生坚持不渝地坚守的原则，也是他一生中的历史研究与公共写作紧紧围绕的核心问题。

在托尼对加缪的推崇中，我们不难看到连接他们的是一个严肃的历史伦理问题：在巨大的灾难过去之后，如果回避受难者的诉求和压制关于受难的普遍性记忆，甚至连曾经有过的空洞的记忆与承诺都要积心处虑地加以修改，那么必然意味着新的受难者仍将被制造出来。在这里我联想起加缪在《鼠疫》的结尾处提到的那座将要建造的纪念碑，那个讲这则新闻的老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在这里就能听到他们说：‘我们已故的……’一讲完他们就去吃喝了。”（同前引书，302页）加缪没有说出来的是：因为死者的牺牲起到了填饱鼠疫的吞噬和将鼠疫拖垮的作用，因而，在鼠疫的欲望被填饱和被拖垮之前，真正的纪念碑不会到来。我们终于知道，这不是寓言，而是残酷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