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竣工：编纂大典彰显文化自信，也锻炼了年轻学者

修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类书又是这一传统中的代表。从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到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国编纂类书的传统绵延不绝。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启动的《中华大典》，历时近30个年头，终于在2017年底竣工。1月30日，作为最后一批大典之一的《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元济讲堂举行。

《交通运输典》于1996年2月正式启动，由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葛剑雄担任总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担编纂工作。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中的一部分，《交通运输典》分《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交通工具与设施分典》与《驿传制度分典》三部分典，凡1200万字。

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谈毅看来，修典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认为，修典一方面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培养了学术队伍并且“滋生”出数不胜数的课题和成果，并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

《交通运输典》在启动之初便受到了一些老学者的质疑，甚至连葛剑雄的老师、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谭其骧也质疑。

原因来自当时学术界存在着“青黄不接”的现象。谭其骧认为，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老学者工作忙碌，除了自己的毕生科研成果，还承担培育下一代学者的责任；而年轻的学者也并不完全具备标点古籍这方面的能力，实难独当一面。更重要的是，许多老先生认为，比起编纂古籍，更应该利用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些新的研究工作。

“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对资料是很熟悉的，也许的确不需要这些古籍书，但是今天大多数人对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大量的时间往往首先是放在收集、归集资料。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上面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都编出来，就能使我们中国古籍中间一些非常有用但是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这些资料、信息得到及时查阅，而且省掉了大多数研究人员收集、汇编资料的时间，实际上大大促进了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这正是当时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个项目最后得到了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的支持。”葛剑雄回忆道。

尽管中国历来有修典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也不乏“点缀升平”“面子工程”此类质疑。在《中华大典·天文典》总主编江晓原看来，起码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而从世俗用途的角度看，首先在编纂大典的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年轻人。然后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们申请了好多省部级以上的课题，‘滋生’出不少成果来，这个也是有用的。所以认为它完全没有用，只是面子工程的说法，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红就表示，尽管她会要求学生使用一手资料，但是对于初学者做交通运输地理的研究，直接查阅《交通运输典》无疑十分便利，而对于交通运输领域资料的整体把握也是非常有用的。

“《交通运输典》在传统史学的运输体系中，没有构成主体叙述的内容。所以按照现在的学术理念系统、完整地编纂交通运输方面的资料，需要投入大量工作，挖掘各种新的材料，难度非常大，意义也非常重大。”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举例，“台湾学者严耕望只是编纂唐代人文交通，但直到去世都没有全部做完。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兴亡史，并不关注交通这一方面。所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交通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他以淮安与上海为例，介绍海运发达之后对淮安运河枢纽地位的打击，上海取其而代之。“今天我们都希望高铁从我们这儿走，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大典的整体性意义，熊月之认为，就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把一些资料收集起来给更多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看。“我一直说如果近代史没有八大套丛书，那些研究生是不可能培养出来的。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申报、编纂出来各种各样大型的资料书，培养了多少研究生？”在熊月之看来，就像专业的人造出手机一样，我们都不懂手机原理，但是大家都觉得iPhone好，这就是《大典》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