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之后，重建破碎的生活

原创 康拉德·H.雅劳施 

当历史的齿轮碾过无数个体，重建支离破碎的生活，是一段必要且充满波折的历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等待着我们的是相当正常的生活，包括它的起起落落。”这是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中所记叙的一句话。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二战、大屠杀、冷战、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背后，普通德国人的真实生活与感受。作者采用七十多部自传和回忆录中的资料，展现了普通人在经历了足以一遍遍摧毁生活的那些历史事件之后，如何在废墟之上重建自己破碎的生活。

重建生活

节选自[美] 康拉德·H.雅劳施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

01.

不管怎样，时代逐渐变得正常

德国人的生活一年年地恢复正常——尽管是在一直持续到1949 年的四强占领军统治的新形势下。自传没有界定看似正常的生活的内涵，而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提到平民生活恢复了稳定和具可预测性。对于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找到一条回归和平，回归生活正常化的道路”，意味着有足够的食物可吃，有住房可以躲避风吹雨打， 有工作可以谋生。但是随着1945 年6 月主权被中止，德国人成了盟国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的受托管者。他们失去了处置自己国内事务的权力，被迫服从占领者的命令。从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惩罚纳粹罪行到“开始重建和恢复民主”，占领政策的缓慢逆转为失败者提供了重新开始的空间。“不管怎样，时代逐渐变得正常，”露特·布尔文回忆道，“在一条长长的隧道尽头，慢慢又出现了光芒。”因此，她的全家福显示了重新燃起的乐观。

生活在营房里。

来源：露特·布尔文，《后来的回响》

占领军统治的一个令人头痛的后果是德国领土被划分为4个区域，每个胜利国都控制着自己的领地。虽然《波茨坦协定》制定了“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去卡特尔化”的共同政策，但这些目标的落实存在分歧，导致各个区域逐渐呈现出控制国的特征。此外，这种划分还制造了新的边界，由各个胜利者负责监管，需要官方通行证才能出入。对于像克罗默尔（Krohmer）一家这样来自东部的难民来说，管制是令人恼火的障碍。许可证很难取得，他们需要雇用一个走私者来帮自己过境。由于埃里克·黑尔默的妻子和父母生活在“铁幕”的两边，他“最终跨越边界超过300次”。因为这些障碍阻碍了复苏，美国最终推动在西部废除它们。

另一个障碍是去纳粹化的过程，它试图革除重要的纳粹分子，惩罚他们的恶行。在苏占区，苏联人对名誉扫地的德国精英进行集体清洗，试图“消除旧时资本主义影响”；而在西部，有人试图借助一份131个项目的调查问卷确定个人的罪责。像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这样可靠的反法西斯分子和格特鲁德·科赫的共产主义者母亲这样的纳粹受害者被任命为去纳粹法庭的负责人，该法庭调查各种纳粹组织的成员身份，并评估其实际行为。突然之间，像律师埃里克·阿伦费尔德这样为数不多的幸存犹太人被请愿者包围，要求他们提供一种被称为“帕西尔清洁剂”（Persilschein，得名于一种洗衣剂）的公证书，以证明后者的清白。虽然认同纽伦堡审判的判决，但老费斯特觉得“对希特勒时代设立特别法庭……很有问题”，他表示，生活过于复杂，无从判别。最终只有最高级别的纳粹才被判刑，而大多数共犯只是支付了罚金。

虽然很不完美，但纳粹的被罢黜使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被任命领导重建。由于与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关系， 汉斯-哈拉尔德·席尔默的父亲被任命为静谧的小城沃尔芬比特尔的市议会成员。在回科隆之前，格特鲁德·科赫的母亲在施瓦本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村子担任了几个星期的村长。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准备了一份可靠的反纳粹和非纳粹专家“白名单”，可以把这些职务交给他们。为英军政府工作的弗兰克·艾克很高兴地发现，他的朋友施密特兄弟的父亲幸存了下来，此人“作为德意志银行的董事， 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实业经验，而在生活伦理观上深受基督教影响”。虽然苏联没有让施密特博士承担任何重要任务，但他与西德战后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圈子关系密切。同样，贝蒂娜·费尔的父亲被任命为鲁尔地区埃森市的公共卫生官员，因为他曾由于自己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妻子而受到纳粹的歧视。

这种权力关系的逆转引发了一波机会主义风潮，纳粹合作者改弦易辙，转而拥护占领军的意识形态。与胜利者培养良好的关系可以防止失去工作，并有可能接管受到检举的邻居的财产。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震惊地看到，“这个国家突然充满了一直‘反对他们自己’的人。他不想参与其中。”霍斯特·约翰森对“迅速不再想成为纳粹的纳粹分子”感到惊骇。在偷听到的谈话中，昔日元首的狂热支持者让他恶心，他们“遗憾地声称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及其后果，是被迫入党的，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汉斯·陶施也同样“惊讶于大量军官现在面不改色地表示，自己憎恶和讨厌那种在战争年代曾激励他们做出最大牺牲和取得最大成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

02.

没有什么比被允许学习更让人高兴了

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小步骤来逐步恢复秩序的平衡。当地政府组织了瓦砾清理工作，像柏林这类城市的周边堆积着名副其实的如山废墟。城市当局还试图修复自来水总水管和恢复电网，以便能够洗涤、烹饪和取暖。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普通公民就已经开始修理他们被炸坏的屋顶，用钉子把窗户钉住，直到能获得新的玻璃。随着马匹的死亡和农机燃料的耗尽，饥饿的城市人不得不志愿挖掘土豆等作物，以换取一小部分供他们自己食用。工人们搜索被摧毁的工厂，寻找任何可能用于恢复生产的工具或原材料，而铁路和公路工作人员则在修复铁轨和公路，以便恢复交通。在无数个人和集体的积极努力下，奇迹般的重建（Wiederaufbau）最终开始了。

在对“如山的重建工作”的描述中，经常被遗忘的是通过重振德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而同时进行的“思想重建”过程。两大基督教会中的少数派都顶住了纳粹的压力。它们的代言人，如汉斯·利耶（Hanns Lilje）主教，为幻想破灭的退伍军人提供了精神指引，帮助正在寻找道德指南针的他们区分了积极的爱国主义和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尽管由于与纳粹合作而不那么光彩，但德国的大学同样依靠一批拒不妥协的教授提供了思想指引，例如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和海德堡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他们试图为老兵的“精神饥饿”提供食粮。在弗兰克·艾克等移民的帮助下，占领当局还重建了作为民主公共空间的特许媒体，不受纳粹谎言和歪曲事实的影响。埃里克·黑尔默对《布伦瑞克新闻报》（Braunschweiger Nachrichten ）的出现感到高兴，因为那是一个可靠的新闻来源，是“迈向正常化的第一步”。

对于魏玛一代中更年轻的成员来说，正常化的另一部分是完成被纳粹的反智主义和战时人力需求所打断的学业。现在，当局为试图在一两年内补上落下课业的退伍军人开设了专门的补习课程。坐在课桌前背拉丁语动词对于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曾经是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科技和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必须重新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基础知识，即使他们和卡尔·黑特尔一样已经在军队中练习过这些技能。然而，尽管教室被毁、课本不足、老师缺乏培训，但恢复学业总体上被证明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和其他年轻人“满怀热情地去上学：没有什么比被允许学习更让人高兴了”。

通过困难的大学预科考试后，许多年轻人终于能投入大学的学习了。对于战后第一代大学生来说，这不是在联谊活动上痛饮狂欢的浪漫学生生活，而是一场与饥饿、寒冷和设施不足的痛苦斗争。为了学习获得法律学位所需的复杂法规，年纪较大的退伍军人，例如财务官汉斯·施特克勒（Hanns Stekeler），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学习”。罗伯特·诺伊迈尔记得，只有“坚持不懈的决心和良好的同窗情谊才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尽管条件恶劣，这些学生还是被“重新出发的感觉”激励着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他们决心不再重蹈长辈的覆辙。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的未来神学家希望“捍卫福音的真理和自由”。甚至像海因茨·舒尔泰斯这样的工程师也希望帮助社会“用知识废墟的无用材料建立一个未来的民主国家”。

完成培训最终让魏玛的孩子们得以从临时工作晋升到固定职业。即使没有适当的学校证书，一些机智聪颖、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想办法成了像格哈德·鲍克那样的记者，或者像罗尔夫·布尔文这样的流动推销员。那些完成学徒训练并通过了必要测试的人，可以成为像安内利泽·胡贝尔那样的秘书，像英格丽德·博克那样的裁缝，或者像霍斯特·约翰森那样的技术员。如果接受过额外的专业培训，他们还可能会从事护林员（安德烈·霍斯特）、教师（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船长（赫尔曼·德布斯）或银行雇员（保罗·弗伦策尔）的职业。只有在完成大学学业后，埃里克·黑尔默和马丁·西格才能成为神学家，霍斯特·格罗图斯、罗伯特·诺伊迈尔或海因茨·舒尔泰斯才能成为工程师。虽然他们的专业发展被耽误了很久，但这些年轻男女表现出的追赶意愿令人印象深刻。

正常化的另一个维度是与现代文化的相遇，这让他们产生了自我反省的动力，得以接受自己的可怕经历。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渴望文化活动。”她喜欢那些被纳粹谴责为“堕落艺术”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觉得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的《蓝马》“美极了”。约阿希姆·费斯特认为“我弄到票的第一场音乐会”相当令人难忘：威廉·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在废墟中提供了慰藉。朋友们向他介绍了“内在移民”的作者们，后来又把他的视野扩展到了其他语言的哲学家，例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埃里克·黑尔默“对每周一次的巴赫康塔塔着迷”，因为“它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瓦砾和饥饿。通过这些接触，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恢复了较少被纳粹腐蚀的旧传统，了解了国际现代主义的被禁作品。

因为希特勒的背叛而感到幻灭，战后时期的年轻人试图寻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和更好指导的政治和道德方向。埃里克·黑尔默记得，他们“都在搜寻对不受掌控的过去的答案，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可以把握的东西”。在老兵和平民学生之间由此产生的讨论中，“没有人被冒犯”，因为“他们瞄准了事情的核心”。“为了逃离无知的黑洞”，马丁·西格省下了“每一分钱，牺牲了空闲的每一分钟”， 他在汉诺威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Hannover）的新教学生圈子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在那里为“一个永远不会允许过去重演的未来”而奋斗。相比之下，年轻的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在不来梅美国之家获得了支持，“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图书馆”。这种自我反省借鉴了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和海因里希·伯尔等批评家的作品。

这些年轻人——有时也被称为“四五一代”——在战后重新找到方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纳粹政策的失败不言而喻，但承认政权罪行的严重性是另一回事。许多年轻人不愿相信占领军在新闻纪录片中展示的成堆尸体或瘦如骨柴的人等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些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德国人，例如马丁·西格，仍然声称这些暴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广大人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当残忍的国家罪行的全貌被揭开并被记录下来，以便可以查验时”，他对在一个自称高度文明的国家发生的“官方和系统性的谋杀……深感羞愧”。虽然直面与纳粹的共谋仍然是痛苦的，但盟军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方式，为年轻“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民主中教育自己的机会”。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解释是什么最终起了作用：“我们体验了一种活着的自由。”

03.

在废墟中，重建破碎的生活

当德国的年轻人忙于重新开始的时候，政治逐渐再次侵入他们的生活，迫使他们在冷战中站队。感到被纳粹背叛和被占领军控制，许多人退回到私人领域，产生了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所说的普遍的“没有我”（ohne mich）症状。但由于胜利者需要当地人员来帮助管理战败国和恢复基本服务，他们任命了市长并招募了技术管理人员。为了使自己的决定合法化，他们早在1946年就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允许反法西斯政党在地方层面，后来又越来越多地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竞争。一派“对东部的共产主义寄予厚望”，另一派捍卫着西部的“自由”机会，政治的回归在两者之间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当保罗·弗伦策尔向他的两个叔叔咨询该怎么做时，一个建议他加入德国共产党，而另一个坚持让他成为社会民主党成员。

在对年轻人效忠的竞争中，共产党人——纳粹独裁统治更坚定的敌人——占得了先机。在东部，他们可以依靠红军的存在和“乌布利希集团”（Ulbricht group）的回归，后者是一批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德国共产党官员。1945 年6 月，共产党发表了第一份公告，承诺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式重建国家。对于弗里茨·克莱因这样的退伍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伟的愿景，适合作为一个明显的方向转变的路标，这是历史对德国的要求”。对于有批判精神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提供了连贯的“理论， 能够为未来的思想和行动提供方向”。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埃卡·阿斯穆斯和克里斯塔·沃尔夫，也接受了这个建立更好的德国的蓝图。只有埃里克·黑尔默等怀疑论者认为，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在1946 年春强制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将创造出“俄国统治下的‘民主’”。

占领风格和政党之间的差异使西部地区更难对未来提出一个一致的方案。与法国人的管制不同，英美占领区的繁荣和开放以及维利·勃兰特等民主派移民的回归很有吸引力。西部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也吸引了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这样厌倦了纳粹集体生活的年轻人。但是西方个别化的去纳粹过程放过了太多纳粹分子，这导致了一连串的丑闻。比如阿登纳选择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担任办公室主任，此人曾为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案》写过注解。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以商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党等相互竞争的政党的建立也被证明是令人困惑的。直到人们对东部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普遍幻灭，对选择自由的兴奋才让西方的民主显出了合理性。

这场意识形态竞争的胜负是由1948 年6 月的货币改革决定的， 它加速了西部的复苏，让东部落在了后面。根据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自由主义观点，旧的帝国马克以10：1的比率贬值兑换，每人获得40个新的德国马克作为启动资本。震惊的民众眼看着他们的储蓄、股票和债券化为乌有。利润丰厚的香烟黑市交易也停止了，因为新的钱有了实际购买力。露特·布尔文回忆道：“突然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到了。”“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不曾预料和早已被忘记的商品，许多曾经在柜台下以高昂价格秘密出售的商品现在变得完全”可用了。结果，“人们纷纷购买和陶醉于那些他们很久都不曾有过的东西，大手大脚地花着新钱”。虽然这迫使每个人都以极少的钱重新开始，但回归竞争性的市场推动了西部占领区的经济起飞。

不过，货币改革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占领区之间的分歧。首先，苏联人引进了他们自己的钱。昔日盟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已经使盟军管制理事会陷入僵局，让两个德国的总理在1948年的最后一次会面上无法保持一致。现在“通往西德的边境口岸降下了路障，俄国人不再从他们的控制区向西柏林运送土豆，并切断了电源”。由于封锁，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柏林的学校这样的机构被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此外，共产党的宣传用食物和供暖引诱柏林市民加入自己这一边。但俄国人没有想到社民党市长恩斯特·罗伊特那么强硬，他表示：“宁可挨饿也不屈服。”美国将军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提出了西方飞机定期空运“物资供应城市”的巧妙策略——“空投”。由于这11个月的联合抵抗，“占领者变成了帮助者，帮助者变成了朋友”。

在与战争后果的抗争中，年轻人尤其想要让他们的生活“逐渐回归……到［他们］熟悉的模式”。在战后的第一个年头，埃卡·阿斯穆斯相信，“这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关乎［在废墟中］生存”。约阿希姆·费斯特记得，由于纳粹在家里、学校和军队中的压力，或者是作为战俘的经历，“在过去20年里，我基本上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抱怨过希特勒时代强加给我们的磨难。”尽管如此，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认为，“战争结束后的［新］努力相当富有成效”。“我们是年轻的一代，在艰难的经历后，充满了建设更美好未来的理想和善意。”在战争末期和战后混乱中生存下来后，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极端的情况，而是和平时期的挑战。露特·魏格尔特还记得她来到西部时的心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等待着我们的是相当正常的生活，包括它的起起落落。”

*配图及封图来源：《乔乔的异想世界》

《钢琴家》《无主之作》

原标题：《艰难岁月之后，重建破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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