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地中海：糖、鱼、奴隶与大西洋史观

在一个全球史、海洋史方兴未艾的时代，以海洋的视角来解读不同地区间相互关联的历史，已然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共识也会不时地成为一种固定的范式，并进而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住新的思考的可能性。这其中，就亚洲海洋史的发展而言，就有着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范式。那就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地中海史观其实始终在亚洲的海洋史（研究）中占据着一个中心的位置。受这种史观影响，亚洲的海洋史研究经常不自觉地将南中国海比为亚洲的地中海，将印度洋视为一个扩大版的地中海。可以说，在亚洲从事海洋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有着一个很深的以地中海史为中心的研究情结。这种情结所相信的是，海洋是交流的渠道，生活在海洋周围的人群有着紧密的文化、物质交流。海洋有着超越国界、超越族群和宗教的cosmopolitan的属性。

这种强调对等与交流的史观根植于地中海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再往西看，离开温暖、平和的地中海，进入汹涌、辽阔的大西洋，我们却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海洋同时也是人类掠夺大自然、掠夺其他人类，进而造就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平等、不平衡关系的一条“通衢”。

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绘，我们姑且称之为“大西洋史观”吧！大西洋史观根植于尚在发展中的大西洋史的研究中。目前研究大西洋的历史学界还很难说有一部具有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式的那种能影响海洋史（及“史观”）的巨作，但是大西洋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却一直在激发新的研究议题。本文无意对整个大西洋史研究的发展做一个系统的回顾，而是希望通过三个关键词：糖、鱼、奴隶，来介绍和思考大西洋史所能延展的研究路径。

糖

在整个中世纪，蔗糖往西传播的历史是围绕着地中海进行的。无论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展、十字军的东征，还是意大利城邦的贸易网络，蔗糖的种植和贸易都是在地中海的各方势力间争夺和交易的一个焦点。其大致的发展是，阿拉伯帝国在中世纪早期的快速扩张中，让蔗糖跟着古兰经传遍了其所征服的北非和南欧地区。其后在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的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欧洲、尤其是西北欧的十字军参与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原来他们并不知道的蔗糖，并将消费蔗糖的习惯带回到了无法种植蔗糖的西欧和北欧地区。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例如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等也意识到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而将蔗糖从十字军或者穆斯林控制的地中海区域运送到西欧和北欧来赚取利润。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此时地中海的糖业已经扩展到了直布罗陀海峡之外，这预示着大西洋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糖业的发展与海航技术的进步，殖民地的扩展，种植园的兴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大西洋东岸的几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最先进入欧洲糖业经济的是最靠近直布罗陀海峡的马德拉（Madeira）群岛，该群岛在十五世纪早期被葡萄牙人殖民后，很快因为其气候和地理的优势成为与地中海竞争的一个新的蔗糖供给地。原来精通蔗糖种植和贸易的热那亚商人把甘蔗种植与蔗糖生产的技术带到了马德拉群岛，而同样进入该群岛的是西北欧地区尤其是德国地区的资本，这些资本来自于蔗糖的主要消费市场。

紧跟着马德拉，大西洋东岸的一连串的小岛成为欧洲人海外扩张的前沿。大体的思路是新发现的岛屿因为未被开垦过，所以有更好的土壤肥力支撑新的糖业生产。其中，葡萄牙人的策略是沿着非洲海岸一路往南，进而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与圣多美群岛（São Tomé）并入其糖业边疆。在其继续往南探索的过程中，巴西也在十六世纪初被葡萄牙“发现”，到十六世纪底，巴西已经取代大西洋中的小岛，成为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糖业中心。与此同时，西班牙人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他们先是在十五世纪紧跟着葡萄牙人在马德拉群岛附近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引进了蔗糖产业。到了十五世纪末期，他们则支持著名的哥伦布远航，发现了加勒比地区，并把蔗糖种植产业带到了那里。值得注意的是，哥伦布本身就来自热那亚地区，并且在其开始远航之前，就已经是众多在大西洋东岸从事蔗糖贸易中的热那亚商人中的一员。对于他和他的赞助者，在大西洋中发现新的岛屿，并将其开发为新的糖业边疆，并不是一项陌生的事业。

关于这段大西洋糖业扩展的历史，有两本很重要的著作值得大家细读。一本是Philip D. Curtin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1990），另外一本是Stuart B. Schwartz主编的Tropical Babylons: Sug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50-1680（2004）。

鱼

在南欧人为了寻求新的糖业疆域而不断地沿着温带和热带跨越大西洋时，北欧人也正在为了寻求另外一种商品几乎同时地从另外一个纬度跨越大西洋。这个商品就是鱼。渔场的形成需要有强劲的洋流和广袤的浅海，这些条件在地中海都不具备，因此渔业并未成为地中海史的重点。但是在北大西洋地区却有着一个广袤的海洋生态区。因为几大洋流的作用，在从西北欧的北海一直延伸到冰岛，到格陵兰岛、再到北美的纽芬兰，有着一个横跨整个北大西洋的海洋生态区。该区域有着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

欧洲中世纪渔业的消费习惯其实源于地中海的传统。发源于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继承了该地区特殊的饮食禁忌，却对鱼类有着比较宽松的规定。这在圣经故事中的基督用面包和鱼喂饱众人的故事中就有体现。当中世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盛行的时候，遍布在欧洲的修道院和普通的信徒们遵守着非常复杂的斋戒规则。通常是每周五和每年冬季和春季的很长一段时间，在教会严格控制下的欧洲社会遵守着不食用肉类的习俗，但是鱼肉除外。因此鱼变成了一种斋戒时期的“美食”。但是这种美食并不容易获取。渔货通常是季节性的，而且生活在河流里的鳗鱼和三文鱼很容易被过度捕捞。因此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一场渔业消费和生产上的巨变。

从最初的淡水鱼，到后来的沿海的鲱鱼，再到深海的鳕鱼，为了获取越来越远的鱼类，欧洲渔民在北大西洋不断扩张其渔业的疆域。当近岸的渔场一个个被耗尽，新的技术开始出现，以便从更远的海域获取、保存和运输渔获，其中著名的就是荷兰的鲱鱼巴士（herring buss），一种可以直接在海上腌制鲱鱼的船舶。除此之外汉萨同盟、英格兰、斯堪迪亚维纳等西北欧的渔民们也形成各自的组织，去越来越远的北大西洋去发现新的渔场。有意思的是就在西班牙赞助哥伦布于1492年跨域大西洋到达热带的加勒比地区五年后，由英国王室支持的John Cabot就于1497年从高纬度跨域了北大西洋，到了纽芬兰，也就是著名的纽芬兰渔场的那块地区。

可以说虽然北大西洋阻隔了两个大陆，但是其自身是由好几个前后相连的渔场组成，西北欧的渔民们只要循着这些渔场就可以很自然地发现另外一块大陆。这条道路在中世纪早期就有维京人走过，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被组织更加完善的欧洲渔民重新发现。站在这些渔民身后的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信仰传播而造就的庞大的欧洲渔业消费市场。这个市场不断地耗尽原来渔获丰富的海域，迫使渔民驶向北大西洋的另外一段，那就是美洲。

来看，北大西洋的渔业史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其中很有可读性的两本书是Brian Fagan的Fish on Friday: Feasting, Fast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2006）和W. Jeffrey Bolster的The Mortal Sea: Fishing the Atlantic in the Age of Sail（2014）。

奴隶

如果渔业边疆的扩展，是一部人类掠夺海洋的历史，那么大西洋史中更加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类掠夺人类的历史。这段历史必须和前述的糖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糖与奴隶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中国的读者相信并不特别陌生，因为Sydney Mintz的《甜与权力》对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解读。但是Mintz的研究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就是原创的，而是基于很多前人对糖业种植园的研究，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者是Richard S. Dunn。

Richard S. Dunn的名字其实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去年的一篇报道中出现过，原因是去年（2017）他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了终身成就奖。Dunn在种植园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其系统分析了17世纪中叶在加勒比地区的一场糖业革命，可见其早期的著作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1972）。这次糖业革命的最大特色就是规模庞大的由非洲奴隶劳作的糖业种植园的出现。

奴隶制度和糖业并不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在地中海时期，糖业并不依靠于奴隶，而奴隶也并不是服务于糖业。当糖业扩张到大西洋东部的一些小岛时，情况仍然如此。糖业发展和奴隶制的结合发生在十七世纪初的巴西，当时葡萄牙将其在大西洋小岛开发糖业的经验带到了其在南美的殖民地巴西。到了巴西之后，劳力的缺乏很快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葡萄牙的作法是将其巴西殖民地分为很多小的地块，然后分配给不同的领主，这些领主最初是要依靠当地的印第安人劳力来种植蔗糖，但是因为疾病和印第安人的抵抗，这种模式很快难以为继。于此同时，由于葡萄人在西非的海岸上也有着一系列的殖民据点，他们很快发现将西非获取的黑人奴隶卖到巴西的领主们，再让这些奴隶从事糖业的种植会非常有利可图。因此，到了十七世纪早期，一个三角贸易在大西洋形成了：依附于葡萄牙的欧洲海商们先是带着欧洲的商品到西非购买奴隶，然后将奴隶运到巴西卖给当地的糖业种植园主，再在巴西购得蔗糖销售到欧洲市场。

按照这种模式，巴西的糖业快速发展，并在十七世纪初成为了整个欧洲最重要的蔗糖供给地。巴西蔗糖主要的市场是西北欧，它主要通过当时新兴的荷兰共和国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来中转。但是此时的巴西并不能说已经出现了Mintz所说的那种规模庞大的糖业种植园。当时巴西甘蔗的种植和蔗糖的加工是分开的，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各个甘蔗种植园和蔗糖加工处的规模并不大。这其中，蔗糖的种植这一块更是受制于葡萄牙在当地特有的领主制度。可以说这种生产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

而对于巴西蔗糖产业影响最大的，是其和荷兰共和国的联系。由于蔗糖最大的市场其实是在荷兰，看到葡萄牙人取得的巨大的成功以后，荷兰人也开始萌生攻占蔗糖产业链的野心。新生的荷兰共和国从1620年代开始组建了一个西印度公司来征服葡萄牙的巴西糖业殖民地。这最终引发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荷兰人一度占领了最重要的巴西产糖区，但是由于和当地葡萄牙糖业种植园主的复杂的债务关系，荷兰人最终造成了整个葡萄牙种植园主的叛乱。其结果是荷兰人失去了巴西，而巴西的糖业也遭到了重创。

巴西的不幸却给英国殖民下的巴巴多斯带来了机会，从1640年代开始，当地的糖业迅猛发展。很多原来在巴西的荷兰和犹太糖业商人选择去加勒比地区投资，而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巴巴多斯。而此时巴巴多斯本身也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在1640年代以前，巴巴多斯是英国在美洲的诸多殖民地中的一个，该地当时其实并不产糖，主要的移民群体也是来自英国的中下层的农民。他们与同时期跑到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很像，每个移民要么可以马上获得一块土地，要么也期待在服务一定年限后获得一块土地。这些土地主要也不是用来种植甘蔗。

但是当所谓的“糖业革命”在1640与1650年代的中南美洲发生的时候，原来的中小农业生产者却被大的农场主所取代，因为后者成功地把蔗糖的生产经营规模化，而且找到了新的劳力来源：非洲奴隶。在这二十多年中，居住在巴巴多斯的英国中小农场主在当地很快消失，白人居民的数量很快减少，很多人选择了再移民去北美地区。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糖业种植园开始出现，种植园主将甘蔗的种植与蔗糖的生产结合为一体。真正意义上的以奴隶制为核心的糖业种植园综合体（plantation complex）出现了。为这些综合体劳作的不是白人移民，而全部都是黑人奴隶。而在这些奴隶上面则有着一群富裕的白人种植园主。这种模式在巴巴多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一路往加勒比的其他地区发展，英属的牙买加、法属的海地、荷属的苏里南等地区成为了整个大西洋糖业贸易的中心，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奴隶贸易的中心。

一部糖、鱼与权力的故事已经在大西洋上演。装载这个故事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是被种植园清空的原始雨林，被殖民者消灭的土著人口，被掠夺、贩卖和强制劳动的黑人奴隶，以及被渔船耗尽资源的大西洋本身。大西洋的这种不断的剥夺与被剥夺、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进程，是孕育一种非常不同于地中海的史观的基础。我们不能够说这种史观就可以被整个地移植到亚洲的海洋史研究，但是它至少告诉我们研究海洋史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可以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海洋不仅仅代表着交流和沟通，也在不断地制造和助长不平等与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