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78年春节7｜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中国音乐界。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迎来一批作曲新星，叶小纲、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刘索拉、周龙、陈怡、陈其钢、苏聪……很多人没想到，这一批年轻人会成为华人作曲界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音乐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回想1978年春节，叶小纲首先想的是自己有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本通知书对当时的他来说太重要了。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教授……叶小纲如今的身份有很多重，然而最先让他声名鹊起的身份，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之一。

现年62岁的叶小纲出身于音乐世家。其父叶纯之是中国早期现代音乐拓荒者，在香港写过近百部电影音乐，一度和李翰祥、胡金铨并称“三鬼才”。

1954年，叶家举家从香港迁到上海。次年，叶小纲出生，四岁开始随父习练纲琴。

“文革”期间，叶纯之受到不少冲击，对子女也带来不小的影响。当时，叶小纲的大姐去了工厂，哥哥和二姐下了农村，学音乐对叶小纲来说变成了一种动力。在别的小男孩都在满街踢足球、打弹子的时候，他在拼命练琴，一方面是喜欢，一方面恍觉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

因为练琴，叶小纲丧失了小男孩应有的顽皮和快乐。他还记得，十二三岁，钢琴协奏曲《黄河》刚出来时，他就能弹了，然而考了无数个文工团，他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考不上。

中学毕业后，叶小纲成了一名钳工，在上海宏文造纸厂度过了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六年。

在造纸厂，他先学了两年造纸理论，半工半读，一个礼拜学习，一个礼拜劳动，在不同的造纸工艺流程里锻炼。弹钢琴的手拿起锉刀，用榔头和木桩敲白铁皮，敲不准砸在手上是常有的事。叶小纲也不抱怨。他面相斯文，内心却倔强，即便是做工也不想输给别人。

当时的上海在全国也算繁华的，工友们下了班，不是压马路，就是逛商场，叶小纲回到家就是练琴，“我期待中，好像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但我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

1977年深秋，叶小纲终于等来了冥冥中的命运转折。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在《人民日报》刊登招生广告，面向全国招生。高考不用单位推荐，只要业务好就能赴考，叶小纲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设了四个考点，然而来上海招生时，只有作曲系，没有钢琴系。

叶小纲从来都是埋头练琴，没学过作曲，“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我母亲就说，还是试试看，你考钢琴系，就算你考取，你永远是弹别人的东西，你要考作曲呢，也许一辈子人家就弹你的东西。”

在母亲的鼓励下，叶小纲花一天半时间写了一首钢琴曲《风景画》。没学过作曲，他完全是凭本能写作，然而就靠这首曲子，他打动了老师，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原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全国只招十人，因为“文革”十年积压的人才太多，作曲系名额从十个扩招到三十多个。上海考区有四五百人报名，最终考取了五个，叶小纲是其中之一。

叶小纲还记得，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和工友拿着通知书，半夜到他家敲门，“从此就不让我上班了，我们厂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考到北京去了。当时在地方上考到北京是很不得了的事。”经历过那么多次拒绝，叶小纲舒了一口气，考上大学意味着国家能管分配，而他也终于能做音乐了。

1978年春，叶小纲迈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

弹肖邦出身的叶小纲在班里颇为洋派。当其他人还在弹《拜尔练习曲》，学入门钢琴的时候，他已经能弹很高级的曲子了。那时的他有个习惯，开着门弹琴。

“我也不是成心要开门练琴，那时候条件特别差，夏天多热，所有琴房门都开着。”叶小纲记得，赵寒阳（二胡演奏家）也天天在楼道里练琴，尤其是练《江河水》，曲子特别苦，感觉整个楼也跟着苦起来，就像进了旧社会；还有人在琴房练《十面埋伏》，那么多琵琶齐奏，琵琶声钻进人耳，真是四面楚歌；声乐系有时也会“混战”，所有嗓子都在吼，男中音像牛，女高音似鬼……

从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央音乐学院只有苏联专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就没有对外交流。“文革”结束后，外国专家如小泽征尔、斯特恩、梅纽因等源源不断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学校也开始介绍西方现代派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级是中国音乐界第一拨对现代派音乐感兴趣的，尤其是后来并称“四大才子”的叶小纲、谭盾、郭文景、瞿小松。

当时，谭盾、瞿小松已经显现出“叛逆者”的形象，叶小纲一直是好学生，作品不那么叛逆，争议也相对少，是班里的“旋律大王”。不过，他也写过实验性的曲子，譬如《丙辰素描》《白色的花》，因为太过新潮，还把老师气得要命。

巧的是，这四个人刚好住同一间宿舍。叶小纲和谭盾是上下床，当时的他还很清瘦，瞿小松也没胡子，谭盾差不多是那个寸头，郭文景还是白面书生的样子，不像现在吸着个烟斗。

“我们班里没有恶意竞争，没有互相看不起，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如何，说白了，我们是赶上第一拨。但是我们很用功、很蹦跶、很努力，从来不放松自己。”

回想那些日子，叶小纲也不觉得苦，因为苦惯了，“那时候我们对知识比较渴望，想补回损失的青春，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上。”

叶小纲对瓦格纳痴迷，小时候听到瓦格纳的歌剧唱片，他就立誓，那种音乐自己将来也一定要做出来。《席格弗里德牧歌》使他彻底下了学作曲的决心，宏大的铜管交织为作曲家的精神世界抹上一层金碧辉煌的神秘色彩，让人昂首仰视，可望不可即。青年叶小纲常常立在黄浦江畔，想象自己何时也能像瓦格纳那样，造化出这样一片难忘的天籁之声。

作曲系的五年历练，让叶小纲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从一个满怀热情和理想的热血青年，他渐渐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将热情付诸实践，将想象变成纸上音符，通过乐队将音符还原成声音。

1983年，叶小纲创作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奖；1985年，他的交响曲《地平线》问世，在业界引起广泛关注；1987年，他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西洋音乐环境里得到更系统的锻炼，创作了众多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当代音乐作品；1994年，叶小纲回到离开了七年的故国，是最早的海归之一，大环境越来越好，他的机会更多了，音乐会开遍国内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委约也越来越多。

和父亲一样，叶小纲后来也写了大量影视配乐，不管是电影《湘女潇潇》《人约黄昏》《半生缘》，还是电视剧《上海沧桑》《玉观音》，旋律始终是他的强项。

叶小纲早年的创作带有先锋派色彩，1990年代开始，风格逐渐接近浪漫主义。1997年父亲去世后，叶小纲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变得更沉稳，更平和，越来越好听，不像以前玩那么多新花样。

作为1980年代崛起的前卫一代作曲家，叶小纲经历了实验创作与西方影响的多重洗礼，然而他的作品始终饱含一种独特的抒情和优美。中国古典音乐、德国古典音乐、美国当代音乐技巧，这三方面构成了叶小纲音乐创作的精神原点，让他的音乐雅俗共赏，兼具了学术性和大众接受度。

一直以来，叶小纲都对自己严要求。即便当上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他依然每天看书、作曲爬格子至深夜，得空时还在自己的公众号写上两笔，文字老辣。刻苦、自律，这是他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即养下的习惯。

叶小纲认为，现在的自己仍处于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回想起来，他对改变自身命运的1978年是十分感激的，“当时什么也没有，没有电视，也没有春晚，整个社会百废待兴、蒸蒸日上。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家群’的涌现，是历史的必然，大家都憋太久了。”

（资料来源：央视《音乐人生·叶小纲》、东方卫视《可凡倾听·叶小纲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