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乡土建设④|在地与离村：左靖与他的乡建实践

左靖：1970年生于安徽。策展人，乡村建设者，《碧山》和《百工》杂志书主编，曾经在国内外策划过多场当代艺术展览。2011年后，左靖以安徽、贵州和云南农村为基地，工作重点转向在地的乡村（镇）建设，包括整理出版当地民间工艺、古建筑改造和再生利用、乡土文化的梳理展陈和复兴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等等。现供职于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我发现一些富有批判性思想的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已经把他们创作、展览或批评的实践放到了真实具体的社会现场，比如某个社区、某条街或某个村，并以了解某个具体人群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生命诉求，进而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改善他们的生活空间作为艺术活动的内容。” 

 ——王美钦，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艺术系教授，《碧山10:“民宿主义”》“艺术介入社会”创栏语

左靖

澎湃新闻：碧山这些年的名声很大，在碧山走访了一些村民，很多村民都主动提起您，可以说，你们这些年推行的乡村建设这一块，无论是早期的理想主义，还是当下的实践，对碧山其实震动还是很大的。你最早到猪栏酒吧，和寒玉接触，到自己改造古民居，再到“黟县百工”系列调查，回顾这些年的参与皖南的乡村建设，你感觉你的心路变化有什么？

左靖：必须承认，最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偏理想主义，基本上是把城市里的做法照搬到农村，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很多关系没有处理好，一些计划只是停留在字面上，与现实也有一定的冲突，很难落地。后来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做了黟县百工的调研后，接着做相关的出版和展览，直到碧山工销社落地；还有古建筑的改造和活化利用，等等，这些在村民和当地政府看来，都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也得到了村两委的支持。当然，前期不成熟的实践也有可取之处，在我看来，就是它通过各种媒介的传播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让很多人能够关注到从前被忽视的乡村现实，还有一些人因此而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当中。前几年，我们的乡村实践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争议，这很正常，一个新兴的事物，在它诞生伊始，自然会存在各种问题。媒体也夸大了文艺乡建的作用，赋予了很多超出我们能力的责任。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我尊敬的学者写的。他把当下的乡建分了一个类，我们算是第三种，即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乌托邦，把我们说成是宁愿收入少一点，也要到农村享受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或有能力保持城乡两地的生活。他把我们这一类人想象成是去乡村休闲、度假，一年花几个星期去“看星星，看月亮”的城市中产，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对于关注乡村建设这一块的人来说，这个看法即便不具有代表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这个刻板印象的造成，早期的我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我想，如果这位学者能来实地看看，肯定会改变看法的。

碧山工销社百工书屋

澎湃新闻：你这几年与上海汉室设计管理机构一起合作参与的碧山工销社也在去年开放，这与黟县百工之间有着关联，您先来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吧。

左靖：碧山工销社在碧山村的中心位置，原址为建于1964年的碧山供销社，同时也是村祠堂——尚义堂的遗址。2015年5月，我的合作伙伴上海汉室设计管理机构正式租赁下这个供销社并进行设计改造，将其命名为“碧山工销社”。“供”改成“工”，是因为意识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功能在今天已经基本消失，而“工”则与我们发起的百工计划相关。2011年7月开始，我带领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开始进行黟县当地的手工艺调研，我们跑遍了黟县的所有乡镇，从最基础的普查性工作开始，想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黟县百工档案，然后考虑如何把当代设计和民间工艺结合，创造出新的产品，并为这些产品寻找城市市场。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一个物理空间来承载，位于“碧山村CBD”的供销社正好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根据功能划分，我们把工销社设计为前店后坊的格局。进入前店能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满带岁月痕迹的孔雀蓝壁柜和货柜，这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1964年创办碧山供销社时的样子。政府曾拨款十万元给供销社当时的承包人汪正龙，用于拆除老货架，改造成超市货柜，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正是因为汪正龙的拒绝，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幸得见那个年代农村商业生活的风貌。前店老货柜里陈列着各类当地物产、民间手工制品和设计师的作品，以及服务于乡村社区的百姓日用。后坊则设以食宿、观展、茶饮、读书、演出和体验手工艺创作过程等多种功能。这里还可以读到《碧山》自创刊以来的所有杂志。我们对碧山工销社的定位是，立足于民间百工与当代设计的融合，联结城市与乡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拥有以“百工十条”为理念的销售、工坊、出版、展览、讲座、驻村、研学等诸多内容，保留并激活这座拥有50多年历史的供销社在碧山当代乡村生活中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功能。其中“百工十条”是我们为百工计划制定的十个原则：即传统家园、服务社区、联结城乡、地域印记、百工习得、日用之道、当代美学、环境友好、公平贸易和良品良工。这是我们做了七年的工作总结出来的。在这里，我想预告一下工销社的最新进展。在农村，工销社更多承担的是教育和体验的功能，销售功能比较弱，因为消费的终端是在城市。那么，把乡村价值输出到城市，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正好西安有个机会，今年7月，碧山工销社将加入以本地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Local Land（西安），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城市窗口，我们会把一些带有地域印记的农产品、手工艺品和二手产品在此进行销售，输出乡村价值，希望能够在实现城乡联结方面做一些努力。

碧山书院

澎湃新闻：从宏观的乡村建设来说，其实历代知识分子都一直在探索，回顾这一百年来，无论梁漱溟、晏阳初，抑或还是当下的你们，都在实践与思考，你到皖南乡村的初衷，或者说你理想中的乡村建设是什么样的？

左靖：之前我曾在北京798的一个艺术中心工作。2009年以后，整个当代艺术的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因为生存压力，艺术中心非盈利部分的内容大幅缩水，很多想法在那么一个艺术机构里很难实现，整天陷入一种焦虑之中。2011上半年，我离开北京的工作，真正驻扎到农村, 开启了所谓艺术乡建的历程。其实，早在2001年，我就曾和朋友在皖南泾县的查济村做过一次活动，虽然在内容上触及了一些农村问题，但毕竟只是一次短暂的艺术行为，并不具备真正的乡村建设的性质和意义。已故的黄专先生在评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过“在中国，社会改造大多是以政治和战争的方式，而非按知识分子的幻觉和谋略完成的。”“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影响毕竟不是抽象的思想游戏，它必须落实到对中国社会的生存现状、生活经验和发生机制的反省实践中去。”这些近20年前的思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有着并不过时的现实意义。但2011年去农村之前，其实还是充满了各种想象的，我的一些所谓的抱负也许农村可以提供一个实现的可能。那时，北川富朗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台湾的美浓黄蝶祭对我影响比较大，当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似乎是我今后工作的一个方向。我是在皖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长大的，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农村工作的经验就更没有了。相比北京的工作而言，去农村可以说是想换一种方式，来继续我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和工作。最初我只是把城市工作，在艺术系统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带到中国的农村，应该说就是照搬吧，后来就发生一系列水土不服的情况。可以说，我从来没预见一个可能的结果，只是每天告诉自己：做下去，做下去。往消极一点说，就是做一天是一天；积极一点说，就是我想，所有的工作都不会白做的。

“乡建在中国·碧山”展现场，北京元典美术馆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当初是非常单纯理想情怀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抱着启蒙的心态，一方面你说对这个乡村对它的建设时间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乡村，可能还是需要你来适应它，比如有时候是不是要抱着“我们到乡村是来学习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而且乡村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有形或无形的东西，比如一些朴素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它与现代化的城市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隔阂的？

左靖：城市和乡村有着非常大的隔阂，这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很多地区，城里人和农村人，讲严重点有时会有一种对立情绪。比如说，村民觉得城里人来乡下肯定是来赚钱的，是来“掠夺”的。他不太容易相信，你过来是想和他们一起把农村的家园建设得更好，所以，一开始有的村民以为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来搞旅游开发，都叫我们“老板”。城市对乡村的压榨，已经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了。我们在为村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请他们过来帮忙，但是，就是搬一张桌子，他们都要收费。一开始有点让人接受不了，这不是共建关系，变成“雇佣关系”了，我们成为可笑的一厢情愿的那一方，似乎又陷入了上个世纪著名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窘境。这是不正常的，但这种不正常也可以理解，长期以来，农村跟城市就是这种关系，这么想的话你也会释然的。我们到农村，进入一个陌生社会，有很多功课要补，很多工作方法要改变，而所有的改变都需要时间，时间长了，你的所作所为，你自己的改变，以及你给这个村子带来的变化，村民们都会看在眼里。

澎湃新闻:你受猪栏酒吧的影响也修缮过两幢古民居，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左靖:我修的第一幢古民居位于离碧山不远的一个古村落，是一幢清末民初的建筑。修缮的过程是一个痛苦而愉快的过程。虽然自小生活在徽州文化浸润的地方，但真正要修缮一幢符合现代人居住要求的古民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来也请教了数位先我到来的古民居改造者，像猪栏酒吧的创始人小光和寒玉，电影制片人张震燕等老师，他们的实践经验让我受益匪浅。当然，真正动手还得依靠富有修缮经验的当地工匠。在修缮包括第二幢古民居——碧山书院的整个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防潮、通风、保暖、采光等等,特别是卫生间和楼梯的改造，颇费周折。传统意义上古建筑的修缮一般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在不影响结构和风貌的前提下，所谓“新材料、新工艺、新做法”我并不绝对排斥。徽州建筑基本上是砖木结构,这是根本，我们一般不会动它。我们动的往往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随着功能性的改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新的”做法。从乡村建设的角度，我的体会是，我们去乡村改造老房子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至少一些村民对于老房子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影响了村民的审美。

关麓小筑的庭院和高凉亭

澎湃新闻：后来你因为何种机缘去了贵州参与那里的乡建？

左靖：2015年4月底，策展人梁克刚邀请我和艺术家渠岩在元典美术馆做展览，他认为山西的许村，安徽的碧山，一北一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艺术介入乡村，所以这个展览名字是“乡建在中国：碧山&许村”。在这个展览开幕的第三天，我和渠岩等一些乡建工作者被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李人庆拉到黔东南的地扪村去开一个分享会。我那时是第一次听到“地扪”这个词，因为在那边工作的文化人一直比较低调，媒体上很难找到相关消息。交通方面是飞机加汽车，我记得在路上一共花了17个小时，到达地扪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起来才看清楚村子的面貌。地扪确实有自己的魅力，跟黟县不一样。有一些见过世面的文化人在那里工作，但这个村子看起来就跟没有外人到来是一样的，所以很让人心动。分享会结束后，地扪生态博物馆馆长任和昕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做点事情，正好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工作也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况，所以我想，要不干脆就在贵州试一下吧。

澎湃新闻：你这个“试一下”的目标是什么？你在皖南，当时你说目标其实不是太清晰吧，是不是想改变乡村，其实中国文人心中还都有一个桃花源嘛。你到贵州地扪以后是不是也延续这样一个想法？

左靖：肯定是这样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桃花源。在皖南第二年已经不存在什么理想主义了。我内心里还是喜欢做一些务实的工作，像“黟县百工”就非常务实。当时，离地扪两小时车程的堂安村有一个展陈任务，堂安生态博物馆是国家文物局的一个试点单位。因为我是策展人出身，任馆长就希望我来做这个展陈，我接受了。接下来很长时间里，我和团队就在堂安驻扎下来，帮他们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方案。但因为种种原因，展陈并没有按照我们设想的方案去做，完成度比较低，我觉得只有40%吧。与堂安的展陈工作相比，我认为茅贡计划比较重要，我到现在仍然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一试的解决方案，即怎么来平衡商业旅游开发与原生态乡村保护之间的关系。（注：所谓茅贡计划，是在2016年由左靖和任和昕联合发起，计划由一些跨领域的文化工作者，通过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等形式，开创一种混杂的文化经济模式，使外来的资源在村寨所属的乡镇集中和生发，同时，村寨的资源不再流失。把内（在地的资源）与外（文化建设和商业模式）两个方面勾连起来，使乡镇的文化和商业功能足够强大，以便向周边村寨辐射。村寨有条件地接受适度的观光需求，不承载过度的旅游开发，最终使乡镇成为物质、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地，从而保护好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以及乡土文化的传承。）

茅贡粮库艺术中心开幕展现场       

澎湃新闻：茅贡计划的核心和别的项目，或者你们之前和其他文化人，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左靖：与乡村建设的对象是农村不同的是，乡镇建设的对象在这里指的是非县治（县城）所在地的乡、镇。它们构成了数量极其庞大的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架构的末端。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他称之为小城镇）就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但费先生的考察对象多为江南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对于地处偏僻的黔东南而言，这里的乡、镇恐怕只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大致包括十几个行政村的行政中心，除了数量有限的行政人口，以及少量从事非农经营的人口外，大部分人口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由于经济欠发达，这里的乡镇面貌呈现的更多是一种接近于农村的景观，只是在乡、镇政府所在区域，除了保持乡镇建制所必须拥有的空间布局外，尚有一些缺乏规划的商业空间和其他消费空间混杂其间，同时，由于缺乏竞争力以及新型小经济形态的不断出现，产业或消费空间的转移和消失遗留下一定数量的废旧空间，构成了这一带乡镇特有的粗砺肌理。在明显缺乏特色和吸引力的乡镇建筑风貌之外，幸运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最为密集的地区，黔东南一带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乡土文化资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上生态博物馆多年实践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条件让我们可以跳脱目前国内时髦的乡村建设风潮，思考另一种可能：乡镇建设。我认为，乡镇建设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合理规划和发展村寨集体经济，严格控制不良资本进村，保护好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以及乡土文化的承袭与言传。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发展可持续的艺术形式，比如与在地文化相关的公共艺术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传统村寨、生态博物馆、创意乡村和公共艺术的价值叠加，带动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澎湃新闻：茅贡粮库艺术中心可以再具体介绍一下？

左靖: 我和梁井宇的合作，始于2007年请他设计北京798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那是一次成功的改造，获得了2008年WA建筑优秀奖。茅贡粮库的改造，在我看来，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专案，也是茅贡计划的开启之作。如何将茅贡镇作为辐射“百里侗寨”（以茅贡镇为中心，方圆百里有3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商业、服务中心，承接前往原生态侗寨旅游的外来人流的消费，以及成为周边侗寨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产业的聚集地，同时减少在侗寨内部为扩大旅游接待能力而导致的破坏性发展压力，是茅贡计划的努力方向。梁井宇是一个极其谦逊的建筑师，他觉得建筑师去农村都是去搞“破坏”的。那么，怎样把建筑师的“破坏性”降到最低，换句话说，用一种审慎的、敬畏的姿态进入乡镇公共建筑的改造，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如何在保证乡镇肌理和历史记忆不遭受破坏的前提下，重新启动老粮库在乡镇公共文化生活中的当代功能，是贯穿改造始终都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梁井宇的改造方法可以称之为“四两拨千斤”：在粮库及其附属建筑原有功能性没有被破坏的前提下，只是对原有建筑进行清洁和整理，大部分原有建筑和原始材料被保留和再赋予新的功能。改造亮点在建筑的周遭环境，即采用当地工匠和侗族木构营造技艺（这一技艺是国家级非遗），当地的木材——杉木（黎平县是中国“杉木之乡”），围绕着粮库正立面的一侧，利用木构回廊形成了三个围合式庭院，并将回廊和庭院作为道路与建筑的缓冲，使整个建筑群与喧嚣的过境公路区隔开，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不受过多打扰的整体空间。高敞的粮库主建筑作为主展厅，附属的两幢建筑则成为辅助展厅和办公空间。在各种条件和预算极其窘迫的情况下，完美地实现了第一步，我称之的所谓“空间生产”。接着就是第二步，文化生产：2016年8月的粮库艺术中心开幕展。主展厅为“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副展厅为“百里侗寨风物志”。前者是摄影师李玉祥在1980年代拍摄的侗族乡土建筑展示，以及特别项目——场域建筑和北京建筑大学ADA研究中心关于侗族禾仓建筑的研究成果“禾仓计划”、同济大学王红军博士带领团队对侗族主要建筑形式的研究“侗寨营造实录”；后者是百里侗寨的风物梳理。此外，开幕展还包括茅贡计划2016年参加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项目“另一种可能：乡镇建设”，以及三个独立设计师品牌：自然家、PHAIdesign和本土品牌“吴天喜”等内容。茅贡粮库的改造和开幕展的举办，得到了贵州省、州、县三级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视为用小钱办“大事”的典范。需要一提的是，开幕展原计划展到2016年底，但由于没有后续经费，展览一直在无限期延续，成了“永不落幕的开幕展”。去年我和王国慧还应邀在改造后的镇供销社做了一个米展，在米展的前言里，我写道，经过近两年的工作，一个充满生机的乡创小镇已经渐显雏形。如今穿镇而过的302省道黎榕公路连接着粮库艺术中心、乡创孵化中心、百村百工中心、百村文化中心，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木构工场等。这些作为茅贡镇新节点的公共空间正在陆续落成，寄寓其中的文化和产品的生产也在逐一发生，这一切看似碎片，我们依然感受到未来可能具有的巨大能量。但，理想总落后于现实。从目前的情况看，米展也要成为“永不落幕”的展览了。

茅贡粮库艺术中心改造手稿

澎湃新闻：你后来在云南景迈山两个村落也参与展陈策划与空间设计，现在进展怎么样？

左靖：2012年11月，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10月，我们接受云南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的委托，开始对景迈山地区进行乡土文化梳理和展陈工作，其中还包括部分新建建筑的设计和传统民居的室内改造，所有内容都属于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分支。对我而言，云南是比贵州更遥远的地方。由于云南旅游起步较早，在交通设施上，整体感觉比贵州要完善一些，但去一趟仍旧十分不便。景迈山位于普洱市，靠近中缅边境，是远近闻名的古茶山之一。近些年来，由于普洱茶的热销，山上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传统村落保存的好，有两个因素，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经济欠发达。景迈山属于交通不便，但近些年经济开始好转，那么，我们理解中的对传统村落的“破坏”也就开始了。严格来说，除了翁基村和糯岗村外，其他村落的传统风貌已经有了较大的破坏，钢筋混凝土建筑到处都是，一度处于失控状态。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政府和有关部门也都在努力工作，如何找到一种解决之道，既能满足村寨居民建房刚需，又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好景迈山的传统村落，目前还在艰难的探索过程当中。不过，在翁基和糯岗，你还可以看到非常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生产的场景。我们的工作也就先从翁基和糯岗开始了。去年10月14日，我们在翁基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展示，我把它取名为“今日翁基”。这是一个很小的展览，但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年。在一年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团队数度奔赴景迈山，深入到很多家庭，梳理当下在地的乡土文化，包括建筑、村落、宗教、生产和生活等等。这种方法多少有点日本“考现学”（Modernology）的意味，而当年今和次郎（1888-1973）也是从乡土民居的调研开始慢慢形成所谓“考现学”的。在景迈山，对民居和村落的“考现”是其中的重点，村民、民居和村落形成的关联性，既是一个非常显性的存在，也是我们首先要观察的对象。所以，在不大的展览中，专门有一个建筑和村落单元，透过村落布局、信仰体系、民居的空间状态、家居陈设、结构和材料与文化、风土、经济之间的联系，还原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轨迹和形态，以及他们与建筑、村落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当然，翁基村的制茶工艺、茶林的植物分布也是展陈内容的重点。由于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在视听传达上，我们多用绘本、摄影和视频等寨民们容易接受的形式。总之，我对这个展览的定位是，“今日翁基”是地方性知识的一个通俗的视听再现，我将之视为“乡土教材式”的展览，从服务村寨的乡土教育出发，以当地居民为主要受众对象。

今日翁基展现场

翁基村速写   李国胜图

澎湃新闻：你在贵州与云南的实践，村民的反应与碧山是不一样的吧？

左靖：不太一样。回过头来看这几年在安徽、贵州和云南农村的工作，我发现每个地方的工作内容和方法都不一样。一方面，中国的农村地域差异极大，要因地制宜；另一方面，就是合作方的诉求，不同诉求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但万变不离其宗。总结一下，我们团队基本上是围绕三个方面来工作的，或者说，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一、彰显当地的乡土文化，二、为当地人服务，三、建立联结当地与城市的桥梁。拿茅贡来说，我觉得茅贡的村民不太能理解什么是“茅贡计划”，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对传统村寨的策略性保护模式，你很难在短时间里跟村民解释清楚，他们的思维不在这个频道上。当然，任和昕做了一个翻译工作，不仅对村民，也是针对政府，他把茅贡计划“翻译”成“文化创意小镇：引领传统乡村走向创意乡村”——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总的来说，我们在茅贡镇上做的事情，能明显地感觉到村民是欢迎的。首先，大家都以为要拆的，像垃圾堆一样的建筑，神奇般的修复得很好，建筑的改造、植入的展览内容都与当地相关，都是村民们熟悉的事物。其次，现在的粮库艺术中心成了一个景点，别的村子里的人来玩，镇上的人肯定会把他们带到粮库去看，觉得我们镇上有这么高级的东西，是他们的骄傲吧。第三，让我欣慰的是，茅贡镇有中小学，县里还组织其他地方的中小学生过来参观，展览内容是本地的乡土文化，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乡土文化的教育。而且，从到访的登记簿来看，中小学生占的比例很大。云南景迈山翁基的展览，也吸引了很多村民，包括不同民族的其他村的村民，不少村民脱了鞋进展厅观看展览。碧山的变化比较大，举一个简单例子，在我们去之前，除了村口的农家乐泰来农庄外，一家民宿都没有，现在有三十多家民宿。我们修缮古民居，村民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他们自己会学会模仿的，我们也鼓励村民把自己空余的房间拾掇拾掇，开民宿。我家边上那家民宿就是我取的名字，帮他写的店招。他们会主动来问你，我的老房子应该怎么怎么改造，或者一些家具怎么摆放好看。

澎湃新闻：我们再回到原点，你对乡村建设的一种展望，不可否认的是当下部分农村凋敝、受商业侵蚀较大，但我们总有一种希望——也许这个目标目前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说，您理想中的乡村是什么样的？

左靖：这个很难回答。除了按自己的节奏一点一点做之外，我只想创造性地完成委托人交给我的任务，这已经够我琢磨的了，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前例可循。真的不敢说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不会去想什么桃花源、什么乌托邦，那不存在。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现实、具体的问题。

翁基村云海，云南原生态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左靖说，像这样保护完好的村落已经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