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即将开启全国点映，导演：寻找对的观众

由郑大圣导演的电影《村戏》在文艺电影爱好者的“期待清单”上徘徊许久，这个三月终于与全国观众见面。3月10日，电影《村戏》在上海影城举行“大象点映·百城首映礼上海站”千人特映会活动，这场以9位发起人联合大象点映共同发起的“点映”活动，千人放映厅上座率达到85%。影片放映结束后，导演郑大圣现身现场，与影迷进行近距离交流。

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

《村戏》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电影制片厂和百城映像(昆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导演郑大圣曾执导过《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闲人》、《廉吏于成龙》等影片。在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中，电影《村戏》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和最佳女配角在内的四项提名，并获得最佳摄影奖，和第54届台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剧本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的前半部“梦庄生态”部分，用生动、深刻的白描笔法，写了一个系列的梦庄的乡村故事，导演郑大圣和编剧李保罗《村戏》、《花生》和《老路》三篇为内核进行自由延伸式改编，巧妙地结合为一场电影。影片中的奎生、支书、小芬、老鹤、树满等人物都是由一个民间晋剧团担纲，演员将角色本身的悲欢离合和人性冲突表现地淋漓尽致。

《村戏》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启动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个村庄的村民准备为新年排演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与此同时，“包产到户”的消息也被扩散出去，人人开始躁动。之后电影慢慢进入了电影主线奎疯子的悲剧人生。年轻时奎疯子因为保护集体粮食而误伤害死自己女儿，而后全村为了争取救济粮，将奎疯子的个人悲剧演绎成了舍己救人、大义灭亲的英雄事迹，在表彰大会上端起民兵连长那把枪的那一刻，奎生就已经疯了。十年后运动开始了，村民们都想分了奎疯子霸占的那“九亩半”土地，千方百计要把这个村子的“破坏分子”送走。

剧中人排的是一场戏，村民们的生活也是一场戏。大时代背景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与人情世故、个人私利交替登场，十年前，奎生在村民们的道德感召和胁迫下“大义灭亲”，成了众人口中维护集体财产的“英雄”民兵连长；十年后，成了众人疏远的“疯子”。最后奎生被送进精神病院，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大戏彻底落幕。

电影整体的色调为黑白，给观众一种压抑感，其中也增添了鲜艳的红和荒诞的绿，使用色彩差别来区分时间，风格化异常明显，黑白镜头和彩色镜头显得故事张力十足，使得主角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俯拍和仰拍的手法，使得画面和情绪更具冲击力；黑白影像和陌生方言却恰到好处地展现斑驳的人性。

导演在提问环节中提到拍摄《村戏》这部电影最朴素的出发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是影片故事的经历者，不了解那个年代中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导演通过镜头和叙事将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运动口号下的农村真实情况展现在观众面前。

试水点映模式，让电影跨越“最后一公里”地找到观众

《村戏》俨然不同于市场上商业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远离票房名利和拍摄热点，专注于挖掘历史和人性。在娱乐至上的时代，很难可以在电影院享受到一部“闷”的电影，给观众直接性的冲击和感受，整场电影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将观众带入到影片中的时代，感受片中人物的无奈和辛酸。而这样的电影，投放进市场，也几乎可以预见它的困局。

事实上，《村戏》拍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过去一年里，也有诸如《冈仁波齐》、《七十七天》这样的小众文艺电影获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成为“黑马”，期间，也有不少发行商找上门来，希望能够为《村戏》做宣发，但都没有得到郑大圣的首肯。

“我希望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上映，而是可以进行一些艺术电影发行模式的探索。”无论针对文艺片很有经验的宣发方也好，艺术院线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的dcp到了影院以后，没有人能把这最后一公里跨越了，那是盲投、粗线条的，谁会来进这个厅来看这个海报里的电影，传统的就不管了，没法管。”

2017年《村戏》曾在北京和上海进行过点映，目前还未有院线全面公映的计划，主要还是以城市点映的形式为主，3月17日，大象点映将会为电影《村戏》举办百城首映礼，之后影迷可以通过大象点映发起点映，将这部电影带到大银幕，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那个时代的一段鲜活故事。

导演郑大圣本人对于这样的模式“跃跃欲试”，“我们这部片子必须得用独特的方式找到合适他的观众。我并不需要街上的所有人去看这部片子，我只想找到合适我们这个片子的观众。”

《村戏》的制片人朱斌曾调侃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的“不讨好”，“这部电影是完全没有明星的、农村题材的、又不喜庆、又不是喜剧，一部电影该有的卖点它都不占”，因此，在主创们看来，它对观众是彼此有挑选有要求的，“有些个观众是对电影有要求的，同时这样的片子对观众也有要求。”

“大象点映”在影迷中已经不再陌生，借由这个平台，《天梯》、《我只认识你》、《摇摇晃晃的人间》等纪录片得以在电影院和观众见面。大象点映的创始人吴飞跃是纪录片《我的诗篇》的导演，这部讲述工人与诗歌的纪录片在面对院线“单打独斗”的过程中有过的无力与迷茫正是多数小众电影人面向市场的“痛点”，一方面庞大的商业院线对于这样的小体量影片“视若无睹”，一方面分散在角角落落的影迷们有着高涨的热情却找不到影院排片。在《我的诗篇》尝试过公映和“众酬”点映两种模式的经验比较后，吴飞跃决定用一种新型的放映方式为纪录片和文艺片找到对的观众。通过其微信服务号搭建的平台，对纪录片和文艺片有兴趣的发起人可对具体的电影发起众筹点映活动，当一场活动的参加观众人数达标后，这部电影便可实现在影院放映。

“它不光是一个个案单体的尝试，也不是为了玩票，它是发明了一种模型，这个模型在一次次优化升级，在滚雪球，所以它作为一个模式，是在稳固中升级优化，再扩展再扩大，那么这个事情的意义，不光是对我这一部片子，对类似于的片子都很重要。”郑大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