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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英国脱欧公投如何影响德国政治？

2022-10-12 07: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导言:

英国脱欧公投对英国国内乃至国际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包括欧洲民众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转变，还包括对政治偏好的变化。由于对直接民主的偏好可以被某些工具性因素所激发，本文认为英国脱欧公投改变了不同人群对公投的支持水平，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体的政治参与水平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本文使用德国纵向选举研究数据库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英国脱欧之后，那些支持欧洲一体化并且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人对引进直接民主持更强的怀疑态度。

作者简介:

Nils D. Steiner: 美因茨大学政治学系

Claudia Landwehr: 美因茨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Steiner, N., & Landwehr, C. (2022). Learning the Brexit Lesson? Shifting Support for Direct Democracy in German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rexit Referendu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03, 1-9.

本文作者 Nils D. Steiner（左）和Claudia Landwehr（右）

在政治领域之中，呼唤政治创新的声音不断涌现，旨在增进民众参与、提高治理效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不断对代议制民主进行批判，提倡更为直接的公民参与模式。

在政治科学研究之中，政治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而欧洲全民公决（referendum）则构成了其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全民公决可以快速有效地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推动议程的实施。此外，如果大部分民众的意见是可知的，那么用全民公决代替立法决定的效果就是相对透明的，这有利于研究人员分离出支持公投的工具性动机（instrumental motives）。

本研究使用来自德国纵向选举研究数据库（German Longitudinal Election Study）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民主创新的跨国学习性（transnational learning）,即个人对公投态度的转变不仅是因为其本国的公投实践，还受到国外的公投结果的影响。通过这一机制，脱欧公投有助于打破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对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本文首先对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从理论上分析脱欧公投的影响并得出假设。然后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并讨论其意义。

一、对直接民主的偏好：

现有研究、理论依据与假设

对民主决策程序的偏好是如何演变的，工具性动机在此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对此进行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直接民主受到受过良好教育、有政治兴趣和左倾的民众的青睐，并得到德国绿党等政党的支持。近年来，民粹主义者对直接民主大加赞赏，试图通过能够体现“人民意志”的决策程序取代代议制民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工具性动机影响了民众对全民公决的支持，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对“结果有利性”（outcome favourability）的判断，即某种决策程序是否能够促进公民所希望的政策结果。而公民是如何形成这种观念的？既有研究的解释是，公民能够从全民公决的结果中汲取经验。本文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讨论公民能否也可以从他们并没有亲身参与的全民公决中学习。具体而言，本文选取的案例是英国脱欧公投对德国公众的影响。

Rojon和Rijken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具有社会经济优势和较高的政治满意度的欧洲人之中，对公投的支持率有所下降。进步的政治参与者开始更多地支持协商民主模式（deliberative democracy），而非直接民主模式，例如绿党在2020年从其政党纲领中去除了对全民公决的要求。本文认为，英国脱欧公投是推动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本文提出的假设如下：

假设1（H1）:脱欧公投之后，德国民众对公投的态度变化取决于其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看法。

假设1a（H1a）：脱欧公投后，对欧洲一体化持积极态度的德国人对推行公投的支持度降低。

假设2（H2）:在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人群之中，对公投态度的调整更为剧烈。

本文将利用来自德国的面板数据检验上述假设。德国宪法规定，只有在联邦结构重组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在联邦一级举行全民公决，上一次全民公决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缺乏直接民主的实践经验，德国人对直接民主并不存在坚定的信念，因此特别容易受到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

二、数据与检验

本文使用德国纵向选举研究（GLES 2018）的面板数据，来自2725名德国选民在2013年6月至2018年3月间接受的关于联邦选举的18次采访。首先，作为结果变量，本文选取在7次采访中出现的关于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的问题，即受访者给题为“公民应该能够在联邦一级发起具有约束力的公民投票”的五点式量表评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015年10月（公投前约8个月）和2016年（公投后4个月）的两次采访，这使我们能直接观察到脱欧公投带来的影响。

其次，为了衡量个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本研究使用受访者对“是否应该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尽快建立欧洲共同政府”的七点式量表的评分。为了保证这种态度本身是脱欧公投的外生因素，我们从较早的2013年9月的第6次采访开始引入测量。

其三，为了衡量政治参与和政治了解程度，本研究进行了九个政治知识问答，并按照受访者的回答将其分为两组：正确回答八个及以上问题的人（高政治参与）和其他人（低政治参与）。

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的结果如下。图一显示了德国公民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程度，以0（“不同意”）到4（“同意”）的范围衡量，两幅图表分别对应不支持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受访者。可以发现，对于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德国民众，在2016年6月脱欧公投的同时，2015年10月到2016年10月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对于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而言，这一指标基本稳定地维持在较高水平。

图一德国公民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程度

为了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本文转向了简单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回归方程如下：

本研究侧重于2015年10月和2016年10月的两次采访之间的变化，将个体i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视为分类变量，同时控制了对公投的支持程度的前期水平和一组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如图二所示。与假设1相一致，图二清晰地展示了个人如何调整对公投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与假设1a相一致，对一体化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显著减少了对公投的支持。有趣的是，光谱的左右两端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在欧洲一体化最强烈反对者当中，并没有出现对公投的支持度大幅上升的现象。换言之，失败者降低了对直接民主的支持，但胜利者却没有增加他们的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2，本研究继续对回归模型进行拓展，引入低政治知识/高政治知识的一组虚拟变量。图二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知识的受访者，对一体化的态度越积极，则对公投的支持越少，呈单调递减趋势。

图二按照两个指标区分的公投支持程度

三、结论

由此可见，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结论——个人对脱欧公投的反应从根本上取决于以往的公投的结果以及个人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而对于政治知情人士而言，他们更容易受到外部信号的影响，因此反应更为强烈。那些支持欧洲一体化并且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人对引进直接民主持更强的怀疑态度。

本研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意义。首先，英国的脱欧公投影响了德国民众对于全民公决的态度，这表明在国际化的环境之中，对于民主决策程序的支持不再仅仅取决于个人对本国体制的经验和评估。因此，全球各地的民主创新——例如选举改革和微型公众协商（deliberative mini-public）——可能会对别国的民主决策偏好产生影响。

其次，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左翼自由主义者对直接民主越来越不抱幻想的现象。就德国而言，英国脱欧公投促使党派对直接民主的支持迅速重组，从2013年7月到2017年9月，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和左翼自由派绿党选民之间的量表分数差距从0.4增至1.6。

需要补充的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只研究了一个国家。如前所述，脱欧公投对德国的影响可能因为德国缺乏直接民主的经验而被过分放大。然而，本文在附录中提供了一个补充回归分析，利用德国各州公投经验的异质性，证明了这种差异并不会对结果造成明显的干扰。因此，可以预计脱欧公投也将导致其他欧盟国家发生类似变化，并加剧各国国内的政治阵营之间在直接民主问题上的分歧，这一点有待未来研究持续关注。

在线附录地址：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22000382

编译｜张家怿

审核｜查皓

终审｜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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