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记｜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乡野日常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2016年7月底，我和其他十位来自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同学一起，在领队老师的辅导下，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合作，在霹雳州金宝地区的石山脚华人新村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志愿服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走访调查后，我们基本掌握了石山脚新村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为当地架设了宣传网站（http://sungaisiputselatan.wixsite.com/homepage），制作了新村文化地图和宣传手册，以期保存石山脚华人新村的在地记忆。

初来乍到

凌晨时分的马来西亚是流动的。从巴士的车窗向外望去，高速公路两旁的高层建筑闪烁着或明或暗的光，快速地在我的眼前向后退行。这些斑斓的光点，向所有从四面八方进入它躯体的访客，昭示着与世界上任何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并无二致的，所谓的现代景观。这是吉隆坡，马来西亚的首都，一个国家最显耀的冠冕。

万家灯火的热闹与此刻无关，至少与此刻的我们无关。在安静的、时而听闻均匀呼吸声的密闭车厢内，我的志工团伙伴们大多在经历疲累的飞行后痛快补眠。我一向难以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入睡——出于某种模糊的不安全感，何况密闭的空间也算一种“例外”，于是所幸观察起逐渐消逝的城市夜景，想着它会不会在某个时刻产生质变。

它的确发生了变化。当车子驶离高速公路，进入霹雳州金宝市内时，两侧原本占据几乎全部视野的高层建筑被较为低矮的独栋楼房甚至平房所代替。在此后的二十天里，我们目光所及，也大多是这样朴素、低调的房屋，显示出某种意义上的谦卑姿态。与台湾相比，马来西亚有着接近的人口数量，而面积却是台湾的十倍。如此广大的土地资源，自然没有必要处处建起高楼大厦，将日渐加剧的人口和住房压力逼向天际线。

到达金宝的第一天，夜色黑沉，清淡却不乏味。

乡野日常

十分钟便能走完一圈的石山脚新村是我们的主要田野地。村子的道路和房屋规划整齐，隐约可见当年英政府将新村变成“集中营”的踪迹。走在路上，有时会看到在较新的水泥房屋之间，夹杂着一两间废弃甚至倾颓的空木屋。这些应当是石山脚地区最早的木制建筑了。有些房屋的门楣上会挂着一块短短的匾额，上面写着“清河”、“陇西”、“河间”、“宝树”、“济阳”、“弘农”、“泛阳”、“平阳”等地名，这就是用以告知别人家乡和姓氏的“堂号”：清河姓张，陇西李彭，河间姓刘，宝树姓谢，济阳蔡江，弘农刘杨，泛阳姓蔡，平阳姓汪。

我们走进一家挂有“宝树”的庭院，门开着，神明桌放在靠近入口处，男主人正在上香。石山脚新村的村民通常选择早8晚8或早8晚5进行供奉仪式，常见的供品有水果和发糕等，遇上清明和之后的春祭等重大节庆，便会增添鸡、鸭、烧肉等。因着华人文化中左尊右卑的传统，财神、天公等常常放置在面向外偏左之处，而祖先牌位偏右。见我们进来，男主人友好地和我们打招呼。但当我们问及为何悬挂门上的“宝树”匾额时，男主人只是非常轻描淡写地说道：“以前的人写的啦，我也不是很懂。”

在随后几天集体田调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像这样在村子里漫不经心地走着，遇见村民便上前招呼。一开始，我们会向村民介绍说是来做社区服务的。但渐渐地，我们觉得，这样的开场白未免太带有强烈目的性和某种高高在上的“服务”姿态。于是，我们尽量放下刻意的田调“任务”，转而以一种随性的观光客的心态尝试和村民接触，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马来西亚的干热天气让人在暴晒之下疲乏无力，路上不时见到的狗屎也会破坏掉一点好心情。但当我们见到在房前树荫下乘凉的老婆婆，问候一句“吃饭了吗”时，笑容便会同时在我们和她脸上洋溢开来。有时候遇见骑摩托车经过的路人，见我在烈日下撑伞遮阳，会抛下一句好奇的“没下雨怎么打伞”，尔后“突突”离去。

我们在新村游走的时候，见到的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和儿童，几乎没有见过和我们同龄的年轻人。青年的长久不归，给这座山脚下的小村落，笼上了一层忧郁的宁静。

“跋山涉水”

在石山脚新村的时候，时空感受似乎都进入了另一个平行宇宙。正值盛夏，每天清晨自然醒时，会发现窗外依然是一片漆黑。住了几晚之后才摸索明白，当地一般早晨七点才慢慢天亮。到了晚间七点半左右，或赭红或烟青的云霞逐渐隐入天际，夜幕方缓缓降临。最让我们惊诧的是村民对于空间的感知和描述。

当我们问村长当地最大的柚子园在何处时，村长一边指着一个方向一边回说：“很近的，就在那边，一会儿就到了。”而当我们在烈日的炙烤下终于抵达时，才发现我们先前所设想的原本应当只是五六分钟脚程的“一会儿”，几乎耗尽了体力。村长见大家口渴难耐，便拿起园内小棚里随意放着的几个柚子，让我们自己剥着吃。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时而见到几条又黑又粗的蜈蚣在沙土地上爬行。三个工人在附近劳作，间或将采摘来的茄子、蛇瓜和羊角豆放入一个个箩筐中——它们将被卡车运往霹雳州的首府怡保市进行贩售。

就在我们津津有味地分食柚子时，柚子园老板谭先生笑呵呵地向我们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神情。谭先生今年五十八岁，祖籍中国广东开平，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今年二十八岁）和六个孙辈，妻子是客家人。和我们交谈的时候，眼神闪闪发亮，洋溢着家庭和乐的幸福，也能依稀看出年轻时的英俊。他上身赤膊，肤色是健康的黝黑，完全看不出曾经罹患肠癌的痕迹。谭先生的家族原本经营建筑业，但因为某些原因，他无法继承父亲的家业。于是，他成年之后，便自己开了家五金店。三年前，由于妻子不幸脑中风，便将五金店全权交给了二儿子和三儿子，两夫妻经营起了这三亩柚子园，希望可以借由劳作让妻子的身体复原。最近是丰收季，他便安排工人每周一、三、五收摘不同的作物，井井有条。

尽管对华人社群的保障力度不够，但总体而言，马来西亚还是鼓励农业经济发展的。聊了一会儿，谭先生开始向我们传授他的人生哲学：劳逸结合。他说，自己每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门旅游。在他看来，人生无常，如果一直工作，很有可能在离开人世时都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而如果一直游玩，则会不思进取，甚至因精力耗散过度而生病。前段时间他刚刚去过泰国，也曾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等再过几天，忙完了这一季，他就会去吉隆坡度假，顺便和在那里工作的孙子孙女团聚。

谭先生和我聊天的时候，全程都是讲普通话，可是转头与工人交流时，却是一口流利的粤语。实际上，石山脚新村的大多数华人村民，特别是老人，日常生活中基本以粤语沟通，鲜少听见客家话和闽南话。这或许是因为，石山脚的村民基本都是广东移民及后代。至于中文，也就是大陆所称的普通话，很多老人只会听和说——从小跟着父母而习得，却不具备阅读和书写的能力。

我们闲聊的时候，谭先生的小儿子一直在一旁进进出出，时而与工人一起干活，时而和柚子园的看门狗亲昵。当我们提及当地华人的语言时，谭先生带着一丝玩笑的意味和我说起了小儿子的一段往事：业余爱好骑自行车的小儿子有次去广东参加比赛，别人问他为什么说的是白话（广东话）。小儿子便带着满脑袋疑惑打电话回家，问爸爸什么是白话。有了这个契机，小儿子才知道自己的广东移民身份和家族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啊，都不知道嘛！”谭先生显得有点无奈。

轰隆的雷声逐渐转成澎湃的雨声，雨滴打在泥土地上，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我们在棚里剥着柚子，谈天说地，看着四方逐渐由朦胧晦暗转成雨后的清明。正逢雨季，石山脚新村几乎每天午后都会下这么一场淋漓畅快的大雨，放晴之后，温度下降，舒适凉爽。谭先生开车送我们回去的路上，再一次经过了来时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片鱼塘——大量银白色的鱼尸漂浮在鱼塘的水面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气味。问谭先生为什么会有鱼群大量死亡，他回答说，这个鱼塘的主人新承包了另外一片鱼塘，于是下药毒死这个鱼塘里他不想再收捕的鱼群。

石山脚地区本因锡矿产业而发达。采锡时，先由人工挖凿锡矿坑（在金宝市区和怡保则由铁船开挖），开采结束后，便将采锡时的用水重新回灌到矿坑内。目前，石山脚地区有大大小小总计约一百个锡矿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锡矿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降，再加上锡矿处女地的大量减少，锡矿产业逐渐崩盘。此后，石山脚的部分村民便将锡矿湖改作为鱼塘，经营养殖渔业，赖以为生。大鱼塘的出产基本是外销，小鱼塘部分用以自家食用，部分用来养鸭。

近年来，外地人构成了鱼塘养殖的主力，饲料则是油棕果所榨完的肥料和鸡粪集合而成的肥料。在石山脚新村的对外宣传里，点点散落的锡矿湖依偎着成群的石山，形成美丽的湖光山色。然而眼前的这一大片泛着大量鱼尸的鱼塘，却着实难以让人将依山傍水的田园景致与此对接。而当我们于两个礼拜后再次来到柚子园，和谭先生合影告别时，鱼塘里的鱼尸早已不见，水面也恢复了一派青绿，周遭的空气也并无异味。如果不是刻意回想，似乎根本记不起不久之前这篇鱼塘所遭受的大范围屠戮。

预设的破产

工作日的早晨开展田野调查是一项非常考验运气的事。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怀揣希望来到一户户人家门口，不是大门紧闭，显示为主人外出做工，就是村民略带歉意地对我们说，不好意思，她现在不得空，有很多家务要做。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回绝，我们不免有点灰心丧气，却还是像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一遍遍在村子里游走，寻找合适的报导人。

当早餐店出现在我们视线里时，希望骤然降临。这是一家由一位年约四十的华人女性开设的早餐店，除周日外每天营业至上午11点半。言谈中得知，她的本职是“陪月”（照顾坐月子的女性），由于最近没有生意，才在住屋旁边的空地上摆了几张圆桌，开了这家早餐店。石山脚新村其实还有另一家由印度人开设的早餐店，村中的马来人、印度人和附近的原住民常常会去这家早餐店吃饭。我和伙伴们去过一次，尽管价廉物美，但语言沟通实在很成问题，况且这家早餐店的营业也十分随性，无法预知老板今天到底会不会开门营业。因此，我们也打消了对这家印度早餐店进行田调的念头。

那天早晨，我们来到这家以华人为主的早餐店时，店内早已聚集了一些年长的村民在此吃早餐。见我们到来，他们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于是，我们便像村民一样，点了一份河粉和配料，跟老板娘说了干烧或是加汤。不一会儿，早餐便送来我们座位，饮料——美禄、咖啡或奶茶——也先后而至。

当我们和村民热络聊天之时，离我们稍远处有一桌坐着几个马来人，比手画脚地想和我们打招呼，也同时用马来语对早餐店内的华人村民说着什么。然而，华人村民却像没有看见似的，自始至终没有理睬马来人。我们和华人村民坐在屋旁的空地位置，而他们坐在屋子的正前方。虽然同处庭院，但地理位置的相对性，使得华人和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道无形的屏障。早餐店阿姨对此解释说，一般情况下华人和其他族群不会有太多接触。“他们的食物啊生活习惯啊和我们很不一样，而且性格太粗鲁，以前有些马来人还会聚起来围殴华人。”“粗鲁”这个词从早餐店阿姨嘴里蹦出时，我不禁想到古代中国常常将帝国边缘的少数民族称作“蛮夷”。看来，新村村民可能并不知道“华夷之辨”等学术词汇，但类似的观念却是根植于心。

当我们问起英国的殖民历史时，早餐店阿姨指指后方，说那儿有幢房子，原先是英国人的办公和居住之地。日军南侵的时候，怀疑里面藏有英军，就拿枪扫射，在墙上留下了子弹痕迹，随后攻占了这座房子，据为己用。

谈及日本人，早餐店阿姨不免露出一丝厌恶的神色。“日本人很坏的，我外婆说那时候女人都要把泥巴糊在脸上，怕被日本人强奸。”那么，同样是殖民者，与日本人相比，新村村民对于英国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早餐店阿姨的回答不免让我有点意外：“英国人还算比较好吧。”她一边说，一边犹豫着望向母亲，试图获得些许肯定。“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她随后又补充道。

1948年至1960年，马来西亚共产党转入地下，武装反抗英国殖民当局。英政府担心散居在森林边缘或郊区的华人会与马共串联，给与物资，便在全国范围内将华人聚集起来，由此形成所谓的“华人新村”，并实施严格的出入管制。对这一段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文献阅读和影片观赏经验，使我在来到新村之前就对村民抱有一种“新村创伤”的想象。或者说，当我询问一些村民关于英殖民和马共的历史时，我所期待的，是他们义愤填膺乃至悲痛的讲述。

但实际情况与我所设想的完全相反。早餐店阿姨非常平静地回忆着英国人的统治历史，甚至觉得他们“比较好”——这是真实存在于她心中的历史记忆，而非我经由阅读所预设的。实际上，在随后的访谈中，其他村民被问及英国殖民历史时，也或多或少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而当我们提起马共时，有些村民会以“我也不是很了解”避开话题。

一开始，我们以为这是村民不愿提及马共的某种托词，毕竟直至今天马共在马来西亚境内依然是个敏感话题。但仔细一想，却也觉得这样的回答无可厚非：与我们有深入接触的村民，大多在40—60岁这个年龄段。对于他们而言，“紧急状态”时期的新村是自出生起便存在的天然之物，甚至有的人出生时“紧急状态”早已结束。他们并未经历“新村”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变迁，甚至于，对他们而言，与其说这是集中营一般的新村，不如说这是他们成长生活的家。当他们得以在这样宁静的家园里过着半辈子“富足安乐”的生活时，他们有什么记忆可作为凭证，对自己的家加以非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