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女性”不应该被定义

“婴儿已经死了。”

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在她的作品《温柔之歌》的开篇如此写道。小说围绕一位保姆和雇主家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重重隔阂下最终保姆路易丝杀害了雇主家的孩子。

这显然并不是一曲温柔之歌，蕾拉以悲剧起笔打开了诸多社会问题及女性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凭借《温柔之歌》，蕾拉斩获了2016年法国龚古尔奖，《纽约客》评论“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国”。她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则描绘了一位在欲望中困惑与迷茫的“当代包法利夫人”阿黛尔。

蕾拉的小说因关注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心理、揭示女性生存困境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阅读。3月14日，雷拉携她的两部作品来到上海，与读者分享她的创作，并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两部小说的故事灵感均来自于真实案例，蕾拉根据美国的保姆杀人案写就了《温柔之歌》，《食人魔花园》的创作灵感源自2011年在全球沸沸扬扬的DSK事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性侵事件）。

蕾拉摒弃了一切过于戏剧化的因素和政治阴谋的桥段，摒弃了可能使女性书写更政治正确的立场与主题，她希望去触碰女性内心深处的“不能承受之轻”，触碰女性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

【对话】

澎湃新闻：《食人魔花园》和《温柔之歌》都是关于女性的小说，并且小说人物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即使《食人魔花园》的故事灵感来源于男性，但你也把男性心理转化成女性心理。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蕾拉·斯利玛尼：女性本身就是很让人着迷的主题，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都写女性。而我希望能破除一些关于女性的美好神话，希望女性能够挣脱传统的定位，比如把女性作为母亲的形象、温柔是女性的最大特质、只有在家庭中女性才能最大化发展……我们往往被这样一种形象所禁锢，但我认为女性真正的美在于其复杂性。

与其说我关注女性心理，还不如说我关注的是这个人物是怎么来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比如女性自己是如何理解社会固有的对她们的要求、她们感到哪些痛苦、这个社会如何影响自己的命运。我更在意的是社会与女性之间的冲突。而且我不认为存在着单一的“女性”这个词，“女性”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女性可以自己定义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且我不认为有一种天然而成的“女人的天性”，都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我希望通过写作证明，女性是可以脱离既定定义的，并且可以通过工作、家庭、感情等各个途径找到自己的自由。

澎湃新闻：路易丝杀害了婴儿、阿黛儿是性瘾者，有着犯罪感和负罪感，你偏好犯罪类的题材吗？

蕾拉·斯利玛尼：我对犯罪题材一直很感兴趣，人是如何打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被边缘化成为罪犯的？我的故事中有一系列的道德罪行，是层层递进的，当然还有很多不属于法律范畴内的罪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对“罪”的定义，不是狭义的，不是受到刑法、处置的罪，而是广义的罪。比如女性在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中女性象征着原罪，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苹果，导致她和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从这个角度说女性和罪之间的关系，从女性文化历史上就打上了这样的烙印。

我对笔下的人物是有着同情心的，我希望她们能够大胆地说出一些在我们现实社会中禁忌的事情。比如不想当母亲，甚至有一些女性可能想杀死自己的孩子，或者不喜欢带有暴力的性关系。这些想法往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做道德审判，不管这些女性人物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希望读者仍然能够感到同情、找到共鸣。

澎湃新闻：保姆路易丝为什么杀了那两个孩子？如此残忍的故事，书名反而取作《温柔之歌》？

蕾拉·斯利玛尼：我也并不完全知道什么原因促使路易斯杀死了孩子。可能因为保姆极度孤独，或者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她把现实和她的欲望完全混淆在一起，陷入了疯狂。我认为作品最主要的不是给出答案，文学的功用是提出问题，这也是我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如果读者读完我的书，脑海里一直会提出问题，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最好不过了。而不是看完书，终于知道了怎么回事，放下书后就什么都不再想了。最重要的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言外之意，没有说出来和道出来的东西。

《温柔之歌》是法国一首非常有名的童谣，这个歌曲非常温柔，我母亲小时候经常唱给我听。我们提起童年，经常会把童年和温柔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童年当中也不乏黑暗或者是害怕，因为儿童总是有很多的幻想，比如说有魔鬼或者是巫婆，他们躲在床底下或者壁橱后面，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孩子唱童谣，用温柔的歌曲安抚他们，给他们讲故事使他们不害怕。而且这种童谣是一种催眠曲，他们睡觉以后就不害怕了，慢慢放弃了警惕，所以法语中有一种表达我把他弄睡着了，隐含的意思就是我骗了他，或者我终于操控了他，像这样的曲子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摇篮曲或者是催眠曲。

澎湃新闻：保姆路易丝和雇主米娅的冲突和隔阂来源于哪里？

蕾拉·斯利玛尼：在我的小说中，她们正好是传统女性与当代女性的对照。露易丝着装女性化、化得体的妆容，照顾孩子家庭，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女性模板。但米娅的重心在职业生活上，她在家的穿着就比较随意放松。小说中她们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传统女性跟当代女性的冲突。

这其中还有难以弥合的阶级差异与文化偏见。雇主夫妇是中产阶级，虽然对路易丝态度礼貌，但这对夫妇对这个保姆还是有权力的，主要是经济权力，比如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解雇这个保姆，对她不满意她就不需要再来工作了。所以小说中路易丝始终被可能被解雇的忧虑困扰，她一直害怕自己不被需要。

而路易丝对雇主夫妇也是有权力的。但这种权力是看不到的，是隐形的。比如说她一进入这个家庭立刻让这个家庭感觉非常需要她离不开她，她不仅尽职地照看了两个孩子，也照看了这对父母的生活，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处处觉得有了保姆以后方便了很多，也重拾了自己的自由。保姆对孩子也有权力的存在，我和一些年轻父母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了保姆后，哪怕对保姆不是很满意都不敢直接说，因为担心保姆会报复在孩子身上，所以说保姆对大人也是有巨大的权力的，在成人之间有一种关系，又介于保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当中。

澎湃新闻：我们对法国女性有着“潇洒、独立、自由”的刻板印象，而在你的小说中，雇主米娅也挣扎于事业和家庭之间。

蕾拉·斯利玛尼：我刚开始去巴黎定居的时候，看到巴黎女性非常漂亮，每天打扮得精致得体，送孩子到学校，开开心心地和孩子道别，然后做自己的工作。感觉她们非常幸福，晚上可以去酒吧喝杯酒或者参加一个画廊的开幕式，回去看到可爱乖巧的孩子，和他们共度晚上的时光，我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

但等我慢慢也进入了这样的生活，我周围的朋友也到了相似的年龄，发现实际上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有的女性会关在厕所里哭泣，因为有些状态让她们感觉非常绝望，有时候会和丈夫产生口角、和保姆吵架、被领导批评、孩子对她们不满意等等，所以完美女性背后这个“完美”是值得探讨的。

我小时候看到母亲的焦虑状态，非常不能理解，觉得她非常可笑，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如今我也成为了母亲，发现自己变的和我母亲一模一样了，因为很担心孩子发生状况，任何状况都觉得非常恐怖。所以这种恐怖的担心的感觉穿插在母亲的生活当中，但是实际上又没有人可以去讲述母亲的这种担忧和恐惧。

澎湃新闻：你从事过三年的记者工作，这两部小说灵感又都来源于现实。记者工作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作家创作小说的担当与社会事件的关系是什么？

蕾拉·斯利玛尼：当你讲到和社会新闻之间关系的时候，我想到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和社会新闻产生关系。有一种作家，对社会新闻本身感兴趣，对事件进行调查，试图在小说中还原这类事件，比如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安德烈·纪德、福楼拜，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灵感源自他读到的关于一则诉讼案的报告、还有安娜·卡列尼娜故事也是因为读到有位女性在火车站卧轨，这些社会新闻给小说提供了灵感的来源，忽然间打开了一种思路。而我并不探讨调查事件本身是怎么样的，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只是希望它成为我小说的出发点。文学也许不能改变社会，但是可以改变到阅读作品的读者。

澎湃新闻：你的文风是比较尖锐大胆的，有些冷硬，有评论家说你的文字和米兰·昆德拉的风格有一定相似性。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你个人的性格和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蕾拉·斯利玛尼：很高兴得到这样的评论，我非常欣赏米兰·昆德拉。我受到俄罗斯的影响非常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等。法国作家中，我喜欢左拉、福楼拜，但是比起福罗拜我更欣赏莫泊桑，因为他更加冷酷，或者说更加扭曲，他的文章会让人感到受尽折磨。另外虽然我是一位北非人，但美国文学、作家菲利普·罗斯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

我自己在生活中是很随意温和的，也很幸运有喜欢的工作，有普通而幸福的家庭。我觉得本身不承担痛苦，才有可能观察别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