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韵︱作家和母亲

法国作家乔治·西默农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作家们因对母亲的恨而联合起来。”当然他说这话只能代表他自己，并不能代表其他所有作家。戴尔·萨尔瓦克（Dale Salwak）最近编选了一本书《作家和他们的母亲》（Writers and their Mothers），收录了二十二篇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写母亲的文章，有传记式的、自传式的，也有分析评论。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讨论了贝克特同母亲的长期摩擦，并总结这“锻炼了他的天才”。伊恩·麦克尤恩事无巨细地剖析了自己同母亲的关系（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短篇是在偷听母亲和邻居八卦血淋嗒滴的外科手术后成型的），这篇文字一定会成为未来研究麦克尤恩生平与创作的博士论文的重要材料；马丁·艾米斯写了亲妈和“邪恶的后妈”、小说家伊丽莎白·简·霍华德（也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不仅自曝，也曝了父亲金斯利·艾米斯；罪案小说家凯瑟琳·艾尔德写了战时岁月的艰难，她母亲在大街上碰到过一个穿着无疑是她衣服的陌生人；蒂姆·帕克斯写了母亲的葬礼，至为动情。大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明显跟母亲关系很不好，他怕跟母亲见面，即使母亲弥留之际，他也不敢去医院探望，免得她又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菲利普·拉金和他热爱文艺的母亲伊娃坚持通信三十年，每周两次，但伊娃深受寡居困扰，最后进了精神病院，接受痛苦而无用的电击治疗。厄普代克的儿子大卫写了自己的母亲玛丽，在丈夫成名后，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绘画职业，专心照料四个孩子，并自我开解：“我怎么能和一个天才竞争呢？”诗人评论家约翰·罗斯金有个狂热的教徒母亲，从小教育他要为上帝奉献。他去牛津上大学后，母亲在牛津镇上租了房，每天盯着宝贝儿子。毫不奇怪的是，罗斯金没有成功地谈成恋爱。在这个极端例子里，母亲（mother）也能闷死你（smother）。

 专栏作家、评论家阿拉娜·玛西（Alana Massey）出了一本随笔集《我想要的那些生命》（All the Lives I Want），通过深入调查写了大众文化中特别醒目的二十五位名女人，从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到好莱坞女星薇诺娜·赖德、斯嘉丽·约翰逊等。这些名女人是玛西生命不同阶段的偶像、幻想中的“好姐妹”或双生体，她在叙述中加入了许多自传性元素，模糊了普通人与明星的区隔界限。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遭受了各种程度的不公、暴力和恶意，都通过自身的艺术成就重新获得了力量。作者试图对抗男性视角对女性身体的普遍性偏见，她举了斯嘉丽·约翰逊试图阻止一部法语小说翻译为例，小说的主人公爱上了一个长得和约翰逊一样的女人，而作者对斯嘉丽的举动感到十分惊讶——她竟然没有将盗取她容貌的小说情节视作对她的恭维。

群雌汹汹的#MeToo运动如火如荼，一代文艺偶像纷纷崩塌，位高权重的好色之徒人人自危。《摩天轮》成了工作狂导演伍迪·艾伦的天鹅绝唱，《纸牌屋》终季只有女总统克莱尔独挑大梁，《斯大林之死》的官方海报把马林科夫换成了斯大林的女儿，因为饰演马林科夫的杰弗里·塔伯被爆出性侵史。韩国诺奖大热诗人高银最近因为相同指控被踢出教科书，他的英国出版人代他传达了否认一切指控的声明：“我现在能说的，就是我将继续写作，保持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的尊严。”任何运动一旦风起云涌，必然泥沙俱下。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校园里定点清除性侵者是极有必要的，因为性捕猎者（尤其是恋童癖）一定会选择猎物较多的场所工作，甚至在业务上有突出表现（比如以前华师大二附中的那位物理特级教师张大同），以增加捕猎的成功率，这对没有心理准备的未成年人或者涉世未深的年轻男女来说防不胜防，极易造成受害者身心创伤，应从体制的根本上予以杜绝——可以参考欧美国家的做法，一旦被作为性捕猎者记录在案，终身不得从事教育相关工作。但#MeToo运动有时过于强调女性的受害者身份，这等于无形中在强化女性的弱势地位，并不利于女性走出阴影，或在更广的社会领域争取平等权益。此外，#MeToo运动从影视业蔓延开来，一开始就沾上了该行业万事博出位的原罪，“肥温”凯特·温斯莱特说她后悔跟某些导演合作，这个热点蹭得实在低级，伍迪·艾伦跟所谓“养女”结婚的“丑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肥温”又不是初出茅庐，依然选择跟他合作，演得还尤其卖力，她真“后悔”的大概不是同伍迪合作，而是新片受拖累没法高调进院线吧。大姐大梅丽尔·斯特里普说完全不知道哈维·韦恩斯坦的所作所为也堪称虚伪标兵。当然，人品不好并不妨碍她们当优秀的女演员，就像韦恩斯坦是优秀的制片人，伍迪·艾伦是优秀的导演，高银是优秀的诗人一样。#MeToo运动还炒热了另一类怪论，就是女人做什么都比男人好，要是女性掌管权力治理世界，世界一定会更善更美。当年如果希拉里胜选，美英德三大西方强国的领导人都将是女性，我们不妨空想一下，世界会更好吗？另外还想建议时不时被短暂胜利冲昏头脑的女权主义者看一下《使女的故事》，再开放平等、女权彰显的社会，也可以分分钟变成反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