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从21世纪的视角反思20世纪的史学

以下我将对20世纪及21世纪初的历史学做一点批判性评论，重点在于指出当今历史学的缺点。必须承认，这是我个人的反思，因此欢迎商榷与挑战。

我主要想提供的不是有关过去一百多年历史学的一个回顾，而是一个批判性的和尽可能全球性的视角。我是从这样一种设定出发，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历史学是过去两个世纪发展的结果，其主导思想来自于西方。当然，我们也愈发认识到，所有文化都拥有历史意识，其中很多文化还有历史书写的传统。但过去两个世纪中，历史研究走向了职业化，使其有别于从前的各种史学传统。诚然，中国以前就有职业史学，历时了好几个世纪，但与19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职业史学相比，其政治与思想背景都不一样。职业史学的模式尽管源出于西方，但最终成了全世界遵循的榜样。

我认为，自19世纪开始，职业的历史研究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分别为兰克模式、社会史模式和文化主义模式。我还注意到，社会史有一个分支，即社会科学史。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使用了“范式”的术语，预设了科学家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广泛共识，但我不用库恩式的“范式”来考虑以上三个模式，因为历史学家中不可能有相似的共识。以上这三种模式在某个特定的年代里，各自支配了一大批历史理论与著作，但总是有一些历史学家另辟蹊径，而且这三种模式也不泾渭分明，而是互有重叠。

兰克模式

为了理解今天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即历史学转变为一种专门学科那个时期。我们可以把这门学科的起源追溯到1810年，也即柏林大学作为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成立的时候。自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825年加入了柏林大学之后，所有的历史书写都需建立在原始史料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不再能够胜任历史书写工作，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才能写史。历史研究的一整套职业文化发展了起来，直至今日仍然在很多方面形塑了历史学，同时我也指出，这一职业文化也造成了当今历史学的许多重大局限。兰克式的职业史学先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以及明治早期的日本被接受，再晚一点在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以及去殖民化以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被逐渐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在帝国主义扩张的时代西方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

实际上，上述一切必须置于政治与社会的语境下才能理解。历史研究职业化以及兰克模式诞生的政治背景，已经有点耳熟能详，但相关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尤其是经济背景，则所知甚少。 政治背景当然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战败以后，维也纳会议取消了拿破仑时代的很多改革。霍亨索伦王朝的绝对主义王权毫发未损，它配备了一支职业官僚队伍，其人员组成的大部分来自受过学术训练的公务员。但普鲁士在1806年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得以持续，由此扫荡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残余。由此，普鲁士在旧的政治体制与现代社会秩序之间进行妥协、折中，后者涉及了市民阶层（Bürgertum）、即中产阶级。欧洲其它国家也大致如此。 由于忌惮下层阶级的崛起，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大多支持了君主制，因为它虽然对非常有限的立宪政府有所让步，但步骤缓慢。以上这一切都对历史产生了直接影响，让它以国家为中心。换言之，作为职业官僚队伍的成员，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伸张了市民阶层的利益。

社会史和社会科学模式取代兰克模式

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社会的形成这些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兰克模式显得越来越过时。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美国和日本，以及稍晚一点拉丁美洲和中国，历史学家纷纷从原来那种狭隘的、事件导向的政治史转向了一种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转变历程的历史。我们可以列举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例如法国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比利时的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德国的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美国的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俄国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Vaseli Kliuchevski） 和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kiukov），还有英国的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和哈蒙德夫妇（John and Barbara Hammond）。他们都追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政治结构和进程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考察。多年之后，在二战结束后的年月，有些历史学家借助新的计算机技术，用计量方法来研究历史，美国的经济史研究和法国的心态史、英国的人口史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于1973年宣称：“历史若非计量便谈不上是科学”（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不过我们发现，他很快就退出了这一立场。在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关于当代史学趋势的调查报告中，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仍然指出：“计量研究无疑是历史学最强劲的新趋势，正是计量而非其它因素，使得1970年代对历史的态度，有别于1930年代” （Main trends in history）。最极端的例子当数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两人在1974年的研究。他们通过实际的统计数据，用计算机对美国南方黑奴的生活条件进行了研究，宣称对这一充满争议的问题获得了不容辩驳的答案（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尽管有显著的例外，这类新的社会科学与科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既有秩序同流合污，而不像以前的社会史研究那样希图对之加以改造。

历史学作为专业学科的基本假设

在历史与社会的观点方面，兰克模式和社会史抑或社会科学史模式之间尽管存在着很多根本差异，但它们也共享着一些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深深地影响了信奉那些模式的史家书写历史的方式。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这些假设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个假设关乎历史研究的科学特性的信念，第二个假设则相信历史有其一致性。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这两大信念为大多数人所坚持，但之后则渐渐受到了我们提到的“文化主义模式”的挑战。

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德文里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与英文中的“科学”（science）含义并不相同，后者更接近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在英文当中，历史学一般被视为一种学问，而非一门“科学”（science） 。而在欧洲大陆和东亚语言当中，“科学”一词的含义更接近德文的“Wissenschaft”而非英文的“science”。在德语中，“Wissenschaft”指的是需受过职业训练并遵循严格的方法论的探索与研究。科学研究与职业主义于是相辅相成。

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不以借助计算来获得的抽象公式为对象，而是试图理解人类活动（个人或集体）的意义和意图。这些活动不能抽象概括，而是必须个别处理。 因此，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可以被“科学地”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用一种学术的方式”来加以研究。所以，文学可以是“科学”，也即“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而艺术有“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宗教有“宗教科学”（Religionswissenschaft）等等。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家希图与定义笼统的人文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加严格、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

19世纪的兰克学派和20世纪社会史家与社会科学史家都坚持第二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历史进程的一致性。 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详述的陈旧观念，为一种新观念所取代，这种新观念认为历史有其方向，人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有历史意义，哪些没有。对很多人来说，这就道出了西方文明的进步方向。接下来，进步的概念又为现代化概念所取代。进步与现代化的观念中充斥着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欧洲中心主义随后遭到了广泛批判，但远远谈不上克服。

由是，职业化的文化在人文和科学领域平行地发展。科学的或学术的研究必须采取职业化的形式。在学术训练的层面，史学家和科学家颇为相似，从业人员的吸收以及他们的晋升需要有专业的学位。科学的和学术的机构、学会以及同行审查的专业期刊也纷纷成立，开始时以国家为单位，之后则走向了国际。自此之后直到今天，历史研究的方式已与古典时代的方式，迥然相异。因为自修昔底德到爱德华·吉本的时代，西方的史学家都不从属于某所大学或某个学术机构。文史不分家是他们著述的特色。而从兰克的模式开始，史学与文学变得泾渭分明。不过，后人在评价19世纪的历史学时，有点过于强调了文史之间的区别。兰克发起了考据式的历史研究路径，他的“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说法也为人所耳熟能详。可他随即还说过：“历史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科学，正在于它同时也是一门艺术。” 批判史料的史学与文学的表述之间，交相互融。兰克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著述并不主要以同行为对象，而是为广大群众而写，后者把他们的著作当作伟大的文学作品来欣赏。无怪乎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笔下的罗马史，对所用的史料严格批判，但他在1902年却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位获奖者。在学术圈之外也有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既有历史小说，也有叙述体的历史著述。从20世纪开始到今天，学院史家与业余史家正式分道扬镳了。但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在两者之间有所沟通。

文化主义挑战之前职业史学模式的优劣之处

现在我要对历史学的职业化，做一个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诚然，通过采用严格审读过的史料写作，职业化的史学研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它把18世纪的两大趋向结合在了一起：一是证据导向，重点在于确立史料的真实意义；二是叙述导向，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不过此书仍旨在呈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这同时，我们也丢失了很多东西。在有所得失的方面，1736年英国出版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自古以来的普遍史》（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编者是一位研究伊斯兰的学者——乔治·萨尔（George Sale）。萨尔和他的业余同仁们因此书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该著很快又被译为欧洲主要国家的语言。该书的确是一部普遍史，不仅涉及欧洲国家，还有美洲、东亚和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该著并不把包括非洲人在内的非欧洲人斥为劣等，而是视其为有着同等尊严的人。该著也不只记载政治事件，还有日常生活。但这本书遭到了德国启蒙历史学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的尖锐批评。施勒策尔也写作了一部世界通史，他批评道：萨尔的书学术质量低下，常用臆想来取代扎实的证据（这本身是一个中肯的评价），因此并非真正的历史，仅仅只是史实的堆砌。

在18世纪，也即史学走向职业化之前，世界史已经为欧洲中心和欧洲如何主导世界的写作趋向所取代，并有长足进展。这种欧洲中心的史学之后成了职业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亦复如此。欧洲人的优越和种族主义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17、18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还高度评价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伟大文明——中国和欧洲，也非常看重阿拉伯文明。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改变了这一态度。到了18世纪晚期，大卫·休谟认为“黑人天生劣于白人”。 他继续写道：“这一肤色的人中，几乎没有文明可言……他们没有创造性的工艺制造，既无艺术、亦无科学。”（“Of national characters,”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vol. 3）这种观点在几乎整个20世纪，都有着持久的影响。迟至1968年，剑桥大学的钦定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还认为非洲不值一提，那里只有“ 野蛮部落的毫无意义的躁动更复，虽然风景如画，但却是地球上无关紧要的角落”。他还说：“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有历史。余者则一片黑暗，而黑暗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Nationalism and African history” in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y: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直至20世纪末，史学的专业主义不但把女性、犹太人和其它少数族裔排除在学术机构的职位之外，也不把他们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从业人员的招聘，即与此相关。在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中，大学教师中没有女性。凯瑟琳·麦考莱（Catharine Macaulay）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和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她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挑战了休谟对英国史的保守诠释。该书在18世纪的英国颇受好评，但到了19世纪，却被彻底遗忘。直到20世纪下半叶，女性才渐渐在北美、西欧和印度的历史学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美国，新史学和进步主义史学还完全忽略了黑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兰道尔（James Randall）的《内战与重建》（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1937）一书，把美国南方重建的失败主要归咎于黑人选民的种族劣等性，这一观点在1930年代被普遍接受。而同时的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则对黑人选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该书现在成了一部经典，但《美国历史评论》在那时却对之不予置评。

文化主义的转向——从巴黎到雅典（1968-2015）

1960年代开始，人们从下列的事件中，全面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影响：殖民主义的终结、欧洲在国际上影响力之衰微、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的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的出现，以及在巴黎、西柏林、墨西哥城、韩国、东京和美国许多大学校园的此起彼伏、遍及世界的学生运动。这些抗议围绕着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而展开，不但抨击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而且更为广泛地挑战了其所根植的文化基础。这种不满还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如“布拉格之春”。此后（1960年代开始）南韩和中国也有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但结果毁誉参半。所有上述这一切对历史观念和历史书写的重塑，应该有所影响。同时，它们也应该对学生群体的构成以及高校教师的聘用，造成根本的改变。学生的数量急剧上升，从前被忽视的女性，以及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的少数族裔，现在被允许入学。与此同时，这些群体也头一次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被开发出来，女性史不仅关注政治背景，还关注女性的生活、情感、性心理以及性别关系等方面。由于意识到以前所受到的歧视，各个族裔和种族群体开始探索与重建他们的过去。从前依赖文献证据的做法也发生了转变，历史学家现在开始使用口述史料，探索个人和集体的记忆。

正是基于此，历史研究发生了从社会科学路径向文化史路径的转向。我在这里要区分一下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一方面是从研究历史的路径上，另一方面是从理论学说上。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的转向虽然有时会忽略文化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但它阐明了以往为社会科学史学所忽略的某些层面。而作为一种学说，文化主则否认了对过去加以理性探索的可能。

林·亨特（Lynn Hunt）的著作很好地展现了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以及之后的变迁。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4 ）一书，为回答“文化转向意味着什么”提供了绝佳范例。当她在1976年筹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她打算写的是一部“革命政治的社会史”；之后她意识到，政治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但从该书的题目可以看出，她没有忽略政治层面和阶级的作用，只是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去看待它们，也即象征性的姿势、图像和修辞，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相应角色。就这样，文化转向丰富了历史研究。语言学的转向则让人深入意识到语言如何影响了政治活动。但是，一般的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还是有差别，不能相提并论。严肃的历史学家承认政治史和社会史有其文化背景，一些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却转向了形式激进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他们认同雅克·德里达所说的“文本之外无他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De la grammatologie）。米歇尔·福柯则主张文本独立于作者之外，作者的意图于是无关紧要。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来看，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坚持文本由文化来体现，后者是一种“意义之网”，必须在“他者”的立场上来解读，排除了理论导向的问题。（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从文学理论的视角看，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主张，“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就是一种‘语言的虚构’，而人们一直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e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当然，也有像琼·斯科特（Joan Scott）这样的历史学家，她一边信奉德里达的教条，一边则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态度研究档案来处理女性主义的严肃议题。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从旧史学转向新文化史的另一个佳例，但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抑或列宁的解释有明显的差异。葛兰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后写于狱中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是两部相当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它们都修改了马克思对历史的那种唯物主义解释，转而强调了文化的作用。卢卡奇仍然看重马克思理念中的革命的工业无产阶级，而葛兰西则扩大了马克思无产阶级的概念，将那些工业欠发达国家的非工业阶级，无论男女，都统称为“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指出他们不但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居于从属地位，而且也受到了“文化霸权”的控制，也即主流文化如何主导了他们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文化氛围变得和以前大为不同的时候，他们两人的著作才为人所熟知。葛兰西对马克思的修正，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书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1982年印度出现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为标志。之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书写也受其影响。E.P.汤普森从文化的角度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重新定义，为人所广泛接受，也代表了同一个方向。但汤普森很快为人所批评，说他还是按照马克思以男性工业工人为主来看待工人阶级，显得过于精英化。英国的“历史工作坊”（ History Workshop）的小组致力于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自下而上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男女劳动阶级的生活。查尔斯·凡·翁瑟兰（Charles van Onselen）是南非历史工作坊的一个成员。他书写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乡村穷人的历史，其中既有黑人和白人， 也包括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产生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如失业者、罪犯和性工作者，也即那些马克思抑或汤普森都不曾注意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对新史学的重要影响不应过分夸大，但它的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变化。当时的西方学界对之前流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包括对马克思主义，都有所修正，因为这些研究模式注重那些没有历史人物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变化的过程，无视了人类具体的生活经验。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1966）便是“没有人的历史”的一个显例。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农民的历史，主要依靠法国南部大部分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和价格周期来进行研究，在这其中，除了插入了罗芒狂欢节的插曲之外，没有个别的历史人物。九年以后，即1975年在《蒙塔尤》（Montaillou）里，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一次他考察了13世纪早期法国南部一个小乡村的异教团体，书写了成员们的个人生活，以及乡村居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情感和性生活、他们的宗教信仰。他没有采用数据材料，只是用了（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口述记录。

在欧洲和北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转向了一种被意大利人称为“微观史”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以考察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中心。以前很多历史都以宏大叙事为中心，现在则回归到多元叙事。这些变动和拒斥从欧洲中心视角出发的现代化观念有关。历史研究不再以考察西方的模式是否被普遍接受，作为研究的成果。人们对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反应：一种源于较早时期的激进右派，例如思想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马丁·海格德尔（ Martin Heidegger），后者最后与纳粹走到一块，但他的思想后来又为福柯、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成员，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左派思想家所继承。马尔库塞激进地主张启蒙思想应该为20世纪的诸多灾难负责，这一观点得到了印度哲学家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的赞同。南迪认为启蒙运动的世俗世界观及其科学理性必须为战争、古拉格群岛和20世纪的那些大屠杀事件负责。但这一观点显然没有被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家们所接受。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也大力推进现代化的建设，对西方的经验有所借鉴。印度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将欧洲区域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2000）中强调，一方面，现代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又包含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例如对人权的重视，而缺乏了这些元素，印度现代国家亦无法建成。

对当下的历史研究的反思

现在讲2015年的动向。历史学家中间出现了一种趋势，正如林·亨特在她的最新的作品《全球时代的历史书写》（Writing History in a Global Era，2014）中所言，文化与语言学转向对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来说，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我同意这一点，但又觉得她略有过分之处。为了获得一个粗浅的印象，我看了一下美国历史学会和德国历史学会近两年来年会（前者于2015年1月召开，后者于2014年9月召开）上的议程。在美国会议的议程上，我们发现很多分论坛所讨论的话题都延续了文化转向，其中一些题目仍然痴迷于性别与同性恋的研究。这类题目在德国会议的议程中比较少见。但两套议程都避开了以民族国家为导向的话题：美国的会议议程有着很明显的全球视角，而德国的则是欧洲视角。美国会议议程的很多分论坛都围绕着种族、性别与奴隶制话题展开。德国会议议程的几个分论坛致力于探讨德国话题；相较于美国会议议程，德国的会议议程现在更倾向于关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如果把当前的会议议程与40或者80年前的议程相比，或者与非西方国家做一个跨文化比较，那将会更有意思。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但历史研究到很晚才跟上其步伐。欧洲中心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拒斥，但实际上它仍然存在。正如多米尼克·萨克森麦尔（ Dominic Sachsenmeier）所指出的，近十年来，由西方语言译为中文的著作是由中文译为西方语言的著作的13倍之多。中文著作中有不少讨论了全球性的课题，但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其他人无从接触。中国仍然不是国际话语的一部分。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英语国家的印度，情况或许就不同了。不过令人振奋的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经于2015年在中国召开了。

最后我再谈一谈职业主义。20世纪最后几十年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重新定向，挑战了以往主流历史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在总体上，历史研究的职业特性还是被接受下来，没有受到重大的批判。职业学术与公众之间的鸿沟，在今天已经比19世纪更有所扩大。在学术机构当中，包括那些本科生教育机构，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是“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尽管他们发表的很多成果与教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陈规俗套必须予以改革，但要真正突破很难，因为出版与否和根深蒂固的招聘与晋升制度相关。同样地，历史学家讨论了如何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但其实进步非常有限。而世界各地大学和学院里的历史系科设置，基本都与跨学科史学的方向背道而驰。也许法国的“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humaines）是一个另类，因为它取代了传统的院系。

今天，没有一种历史研究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一件好事。上文我提到的那两个会议议程的概况表明，今天的历史研究方法十分多样化，但文化主义模式在美国仍然十分活跃。我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的局限，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没有一种模式是真正全面的。兰克模式包含着一种激进的精英主义历史观，在进入民主时代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合拍。而社会科学模式很少关心人的因素，对社会的文化层面也缺乏兴趣。文化主义模式把文化层面带回到历史当中。它准确地指出了旧史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模式的局限。但文化主义的最激进的表现，则不但忽略了文化的经济与社会语境，而且以其极端相对主义否认了理性地探究历史的可能性，而这种理性探究对于理解我们所居住的全球化世界，必不可少。我们急需一门社会科学来理解这个世界，但绝不能回到以前的旧模式，而是必须能考虑到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的方方面面。让我以积极的语调来结束本文吧：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开辟了新的话题，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这是旧史学家做梦都想不到的。今日的历史学尽管有我指出的种种缺点，但实际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多彩。

（本文英文原文在2015年发表于希腊Historein杂志，译者感谢该杂志授权发表中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