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像 | 甘鹏祺：盲人按摩师：流动为生，何以为家？

原创 甘鹏祺 

盲人按摩师：流动为生，何以为家？

作者 | 甘鹏祺

1

多业态工作

“不好意思呀帅哥，昨天临时有人找我按摩，所以就把你之前的预约给推了。”

正微笑并对我道歉着的是乔师傅，一位三十多岁，阳光开朗的盲人按摩师。他一边说，一边送我一张他今日坐剩的地铁卡——地铁是他前往“不同工作地点”的必备出行工具。不同于毕飞宇在《推拿》当中，把盲人按摩师与按摩店看作是鱼与水的固定关系，十五年后的乔师傅已经展开了一种新式的多业态工作：他会在每周一三五下午，给王府井医药公司的老板和员工做正职按摩；在周二周四周末在我此刻正在按摩的，居于海淀黄庄的豪舒适店做兼职；并在闲暇之余开展额外的上门服务。

您觉得您的生活踏实吗？听完乔师傅对自己工作现状的介绍，我忍不住对这样流动的生活表示诧异。他迅速地反问我：“有什么不踏实的？”并洋洋洒洒地试图劝说我：正职工作时间短，有正规的合同保障，每小时150-200元的上门服务是他收入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相比之下，豪舒适30-35元的抽成虽然略显寒碜——难怪他可以为上门服务取消我提前整整一天的预约——“我根本不需要靠这边赚钱嘛”，但这里的包吃包住则能够为他减免很大一笔在北京的租房费用。对他来说，每份工作都像拼图的一部分，在不同地侧面让他感到安心。

“怎么，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吧。”他敏锐地指出我的，以及大部分健全人骨子里对盲人按摩行业的偏见——似乎师傅们只能被绑在按摩店内似的。但在2015年，刚从盲人足球队退役的乔师傅，恐怕也受过健全人的影响，对按摩行业的生态抱有传统的想象：2005年，乔师傅加入黑龙江省盲人足球队；一年后，他代表中国国家队参与世界杯邀请赛：又过了一年，国家队获得亚洲盲人足球锦标赛的冠军，他以中国盲人足球队队长的身份，参与北京与伦敦的世界残奥会……十年以来，他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获得过不计其数的荣誉。然而，这些荣誉并没有解决盲人运动员们的生活问题——在2015年的残疾人运动会中，乔师傅成功获得了第二名，领了10多万的奖励。但在此之后，他便与球队再无关联：“一点保障都没有，好像我这几年就被这点钱给打发了。”

运动员退役之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乔师傅语带羡慕地向我提及他在足球队内的队友：“我们队只有一个留在队内当教练的，就他一个。”其他的队友全部都回到了自己的省份开盲人按摩店，无一例外。他渴望成为教练，但黑龙江省的盲人足球队已经解散；他也试图去教健身，但这年份里，连健全人的教练人数都饱和了。某个瞬间他突然发现，尽管他比大多数盲人都幸运，能够进入国家队，走上看似光鲜的人生轨迹，但所有的殊途最终竟然都会吊诡地归向同处：退役后的他，没有办法不去做盲人按摩。

但比大多数师傅更幸运的是，乔师傅接受过四年中医药大学的理论学习，这让他成功考取医师资格证，也让他有能力直接来到北京，通过第三方公司劳务派遣的方式进入朝阳医院见习。对退役即失业的盲人运动员来说，没有比医院的稳定体制工作更能带给他安全感了。享受着盲人按摩几乎不会有的合同保障，乔师傅觉得，自己幸运地抱住了这样难得的铁饭碗。

但第一个月的工资打破了他的所有幻想，身为见习医生，他每月工资不到1万；连北京的房租和老家的房贷都支付不起，“工作两年多，就攒了不到5万，真可怜。”他最终迂回地问领导，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转正？领导笑眯眯地安抚他，别急别急，40岁就可以了。他开始意识到，原来场所的、体制的稳定是如此脆弱不安。

33岁那年，他离开朝阳医院。但站在2019年年底的风口，他踌躇良久，还是打算像他的队友们一样，回到河南郑州，“开个中小型的中医诊所，能开药物处方的那种”。开店对他来说，“终归还是个落脚的地方”。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的极高风险，让他最终放弃了回家开店的念头，接受去养生馆的按摩工作。他在那里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尽管他自己从来不主动推销办卡，但凭借着高超的按摩技术和外向的性格，“我的业绩都是数一数二的”。当他最终通过劳务派遣找到王府井的正职公司的时候，养生馆告诉他，他不允许在这里做兼职了。但惊喜的是，老顾客们纷纷问到他的电话，问他今后会去哪里按。打电话的顾客太多，以至于养生馆的店主后来还专门求乔师傅保证，新去的地方不准还在三里屯附近。这些都让乔师傅开始意识到稳定客源的重要性：“你看，顾客是跟着师傅走的，而不是跟着店走的。”他足足重复了两遍，其中的欢欣与骄傲溢于言表。

如今，当我独自再单独问他对开店的看法时，他便像是忘记三年前的纠结一样，与我直言开店的诸多缺点，什么成本高，风险大，学更多的管理知识等等：“你要考虑很多，资金、房租、管理你都会吗……（跟着店里面做）按摩反而没有那么多事。还不如按摩安全呢。”他头头是道地为我分析着，但在我看来，开店的客观优缺点并未发生变化，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乔师傅本人——他已经完全适应了，从寻求稳定到流动为生的身份转换。

2

按摩医生

当被问到他按摩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的时候，乔师傅总是会强调，他“治”好了两个“患者”：

一个是养生馆里遇到的妇女，他用艾灸治好了对方的不孕不育。“西医只能看你有没有生理缺陷，他才不知道这人体寒体虚呢。能治好还得靠艾灸，靠中医。”对方拿了一面锦旗，他没好意思挂起来，但那面旗子始终被他珍藏在自己的行李箱里。

另一个是开粤菜馆的老板，常年站着收钱，指挥，手忙脚乱，睡眠时间从来不超过六小时。某天她突然头晕、耳鸣、四肢麻木，突发强直性脊椎病，在医院挂不上号。紧急关头，是她的朋友联系到了乔师傅，“我过去一下子把她给按好了”。后来他收到了有生以来最贵重的酬谢礼物——是老板用旧的iphone11，手机里的读屏软件成了他认识世界最重要的媒介。而为她上门服务也被纳入了他每周的固定日程。

然而，“按摩医生”的这套话语已经不合时宜了。国家于2005年颁布的《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曾明确规定，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在疾病诊断的基础上的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属于医疗活动，必须在医疗机构内进行。而非医疗机构开展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活动，在机构名称、经营项目名称和项目介绍中不得使用“中医”、“医疗”、“治疗”及疾病名称等医疗专门术语，不得宣传治疗作用；在2009年的《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中也进一步强调，盲人医疗按摩属于医疗行为，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属于卫生技术人员，必须要在医疗机构中开展。可见，尽管乔师傅满足了医师资格证的要求，但他依然在“必须在医疗机构中开展”的要求下败下阵来。朝阳医院的经历证明，进入医疗机构不仅是医学的技艺问题，更与转正、体制、待遇息息相关，当他离开朝阳医院的时候，他也就被迫离开了正规的医疗机构，也不再会被认可为“按摩医生”了。

但乔师傅依然不放弃使用“治疗”的话语和构建作为“医生”的认同。他是知道05年出台的政策的。当我刚问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连忙叫我打住：“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就是医生，医生该懂的我都清楚。”并开始向我如数家珍他的生命经历：他于1986年生于内蒙古，由于先天营养不良而眼底坏死，导致他只有左眼残存0.1的视力。但童年的时候，乔师傅便对武侠小说中提到的筋脉、穴位、医术等名词深感兴趣，自己还读了中医相关的入门书；而凭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中医药大学之后，他更是学习了中医全系专业。

“什么是全系，就是相关的学科都得学一遍，什么正常人体解剖学是最基础的，不学你什么穴位都找不到，还有什么中医技术理论学、针灸学、方剂学，后边还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四大科、一年一科，大三下还学了西医诊断学……反正我们中西医是都要学的。”

中医全系的内容繁杂困难，身边健全的同学都叫苦不迭。但对乔师傅来说，学习的过程是轻松的。毕业不到半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医师资格证，获得了医生诊断的资格。因此，他坚信自己的按摩属于治疗的一部分，自己的身份也属于“按摩医生”，“我的大学同学现在都在诊所里面开处方呢。”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有点酸溜溜的。因为无论是相关的国家政策，还是部分医生的刻板印象，都在客观上阻碍着乔师傅“按摩医生”身份的自我构建。乔师傅现在还常常埋怨他曾经在朝阳医院的同事：“他们一个个都瞧不起外面的盲人按摩师，似乎盲人就只能按摩似的。”

而这也不是乔师傅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隐性歧视。这让他想起，自己不是第一次被这样的话语所歧视。尽管他身为盲人，但他凭着惊人的直觉和记忆力，在中考获得了573分的优秀成绩，收到了省里最好的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然而高中的校长婉转地劝说他的父母：“（孩子）眼睛已经盲了，就别让他用脑过度了吧。”正是这一席话，令家人选择送乔师傅走上一条更不冒险的路——上盲校。他进入正常高中就读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那段时间，我爸让我去学特长，我当时啥特长都没有，我也不想学，在家耗了半年多。”自己刻苦的努力仍然没有敌过身体缺陷的限制，乔师傅在苦痛中度过了难捱的半年，最终还是前去盲校就读。幸运的是，因继承了篮球运动员的父亲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活力，乔师傅被省盲人足球队的教练一眼相中。

但这也不是一路顺遂的。乔师傅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在全运会即将开始的时候，不幸身患化脓性阑尾炎。盲人运动员的容错率是极低的，如果乔师傅这次无法康复，他就会失去参加全运会的资格，体育生涯甚至也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为了不再错失这样的客观机会，乔师傅只休息了一个月，就带着伤病重返赛场，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获得了铜牌。但尽管如此，退役后的他依然没有办法延续运动员的生涯，也无法获得相应的保障。视力的缺陷再一次限制了他的职业选择，让他只能进入按摩行业。而朝阳医院的低薪最终也无法让他待在体制内，成为一名正规的医生。可见，“按摩医生”这个难以企及的神话，是对政策与世俗观念对盲人隐性歧视的延续。

被迫前往盲校的经历，与离开医生体制之后就被划分为不入流的按摩师的境遇，共同加剧了他的不平：同样是经历四年的中医药大学的学习，为什么他的健全同学就能够在诊所里面行医，他却只能在体制之外，实施着被健全人所定义的，缺乏医学性的按摩？因此，他特意强调自己的“医生”身份，强调自己的按摩确有“治疗”功能，既可以作为医疗机构的补充，甚至也可以用中医去超越医疗机构偏重西医的缺陷。这种强调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盲者的反抗”：乔师傅正在用自己的医疗理论去反抗政策和限制、偏见与歧视。

这样的构建也对乔师傅的工作状态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离开豪舒适以后，乔师傅成为了和顺康店的“特级调理师”。这不仅意味着按摩的价格比豪舒适整整翻了一番，更满足了乔师傅“行医”的需求。他主动对比了自己曾待过的三家店：

“养生店那是不做按摩的，我们就做做艾灸，拔拔火罐，只是氛围好，根本不用力气，是够养生的……豪舒适那边的主要客户还是学生嘛，都是保健放松，是‘走量’的；不像这边的顾客，都是程序员，他们那颈椎问题怪严重的，你就是在给他们做治疗。”

乔师傅承认，自己在养生馆和豪舒适的时候没什么成就感，只是“按按而已”。但是在来到和顺康以后，他自己学习的理论和医师资格证都有了用武之地。目前他主动延长了自己的按摩时间，甚至开始主动将自己的上门服务与和顺康建立起联系。“这是和店内的一种资源共享嘛”，乔师傅说。但很明显地，他是在有意将自己所有的按摩工作，都与自己的“特级调理师”的身份绑定起来，把他们的工作都看作是治疗。也正因如此，在乔师傅多业态工作中占比最小的兼职，在当下几乎变成了乔师傅的工作重心。

只是当我问他是如何被和顺康招聘的时候，乔师傅的慷慨激昂突然停住了。沉默了一瞬，他开始试着尽力让他的回答看起来风轻云淡：“给老板按，他挺满意的。”我没有再问对方有没有看过他的医师资格证，只是看着和顺康前台的宣传艺术字，上面写着“养生之道”，底下印着连锁店的slogan：“预防胜于治疗，养生等于长寿。”在那样的瞬间里，我希冀乔师傅成为“按摩医生”的愿景能够真的实现。

3

临时港湾

按摩的顾客总能听到乔师傅热情而甜蜜地唤店里一位瘦小的女师傅为“媳妇儿”。在与店里的师傅聊闲天时，他也像个热恋中的年轻男孩，话语间不断提及媳妇二字。然而，当与乔师傅口中的媳妇甘师傅混熟之后，我才从侧面得知，他们并没有那一纸民政局的证书来捆绑两人的实质婚姻：“因为他跟他家那位是走散了，但是他要替人家还房贷养孩子，我俩没证，就凑合着过日子吧。”这种凑合多指盲人师傅们通过交友群、朋友介绍等各种途径认识对方，并较快速地确立关系。他们并不会考虑过多的现实因素，更不用提精神层面的适配，而只是寻找一种互相帮持、互相慰藉的情感状态。

事实上，乔师傅和甘师傅都有各自的合法伴侣和孩子，双方的夫妻也都知道甘乔二人的恋爱关系：乔师傅还记得他接通甘师傅丈夫打来的电话的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控诉对方不负责任，不如让他自己来照顾甘师傅的准备，但电话那端只是毫不在意地说：“你们爱咋地咋地，只要她该回家尽责的时候让她回家就行。”似乎只要甘师傅和他保持着婚姻关系，能对老家有个交待就已经足够；而他的妻子也与甘师傅保持着不错的朋友关系，常常在视频电话中逗自己的女儿，“你要是不听话，就让你爸和你姨把你带走算了。”

乔师傅和甘师傅共同面对的，不是道德与伦理的困境，而是家庭婚姻关系中情感和责任的彻底割裂。这种割裂不同于家务劳动，第二轮班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遍困境——相比之下，对于乔师傅和甘师傅这样异乡漂泊的手艺人来说，他们连一个新的“家”的概念都没有。乔师傅告诉我他在朝阳医院工作时的租房经历：“我把房子租在天宫院那边，房租一个月一千多一点”，相应的代价便是“每天六七点就得起来赶地铁”，“每天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都在路上”，“回去倒头就睡”，这些话中，乔师傅完全没有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作“家”过；甘师傅现在也还会给自己的丈夫线上买水果：“我不能不管‘我们家’那位吧。”“家”在他们的眼中，仍然是那段过去不幸的、名存实亡的婚姻，而不是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而尽管他们的家庭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的可能，但依然需要通过异乡工作的高工资，来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

因此，当乔师傅和甘师傅偶然相遇，开始展开事实恋爱的时候，就必须要找到一个与遥远家庭相对的，两人所共享的新家庭：这就是他们一直寻求兼职的原因：尽管在闲聊的过程中，他们更多地提到“包吃包住多好，我们就不用去租房了”的经济考量，但模糊工作与家庭界限，融合按摩和情感的按摩店，也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情感交互空间，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状态也确实符合按摩店内“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宣传——毕竟，他们晚上就睡在白天给客人按摩用的按摩床上。

然而，这样的融洽和模糊并非没有底线。当我再去豪舒适想找乔师傅和甘师傅访谈的时候，却发现上钟表上已经没有了他俩的名字。店长陆师傅告诉我，他在三天前已经将两位师傅辞退了。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他愤愤不平地埋怨道：“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太过暧昧了！打情骂俏，搂搂抱抱，成什么样子！”陆师傅特意强调，不是不允许两位师傅有情感交流，店内甚至允许他俩住在一起（常见按摩店的住宿都是男女分开的）。但任何时候都应该把“遵守店内的规范，不影响顾客的体验和店里的生意”作为绝对的底线。“有两次顾客一进房间，就被他俩给吓到了，人家肯定认为我们这做的不是什么正规生意！”陆师傅甚至有意识地与自己儿子的早恋经历进行对比——曾经他也这样批评过自己的儿子：不是批评他早恋，而是批评他在学校表现出早恋：“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你败坏了学校的风气。这像什么话。”

他越说越愤怒，甚至整张脸都红了起来，与他一向的温和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的视线又一次投向了他背后的海报，上面有四个字无比显眼，“宾至如归”。原来按摩店是给顾客按摩的工作场所，是顾客们宾至如归的地方，而不是按摩师的家。原来乔师傅和甘师傅恰恰是因为把按摩店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才因过于亲密导致越界而被辞退。

“帅哥，在这儿呢！”北京疫情还未全面爆发的4月底，陪乔师傅下来的甘师傅远远地发现了找不到新按摩店的我。他俩特意下楼接我，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领着我走进商场，按下电梯，解释是豪舒适受疫情影响，不再收兼职，他们才不得不换店——这些理由当然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此刻的乔师傅的喜气洋洋并未作假。按摩手艺的持有能够使乔师傅的职业生涯具有足够的韧性，可以让乔师傅在一周之内找到更满意的，更能发挥他“治疗”本领的按摩店，而足够稳定的客源确实能够让乔师傅忘记他在豪舒适店被辞退的不快；甘师傅和乔师傅两人也依然在外人看来依然是互相扶持、出双成对的美满夫妻，共同抵挡生活的巨浪。然而，这样多业态的工作能持续多久？乔师傅按摩医生身份的构建是真的有效，抑或是自我欺骗的幻觉？甘师傅是她有意与之共渡的未来，抑或只是筋疲力尽后相互慰藉，凑合着过日子的现在？按摩店是他们的家，还是只能够暂时抵挡飘摇风雨的港湾？……这些问题，我似乎问不出口，乔师傅似乎也没有办法做出回答，但他显然比我想象的要更乐观——在按摩结束之后，他打算和我一起坐地铁回海淀，把最后剩余的东西全部搬到新店，他高兴地对我说：“我要在那边开辟我的新世界。”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群像 | 甘鹏祺：盲人按摩师：流动为生，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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