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译象｜大选之后，意大利是一艘慢慢下沉的船

意大利选举落下帷幕，组阁尝试还在进行。没有政党或联盟议席过半，五星运动和联盟党两支民粹力量异军突起，让外界对意大利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充满担忧。在选举前几天，旅美的意大利籍经济学家Luigi Zingales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分析了意大利经济面临的种种不利局面，并对意大利前景做出了悲观预期。

在Zingales看来，意大利面临四大障碍：生产率增长不足、人口的大幅负增长预期、压迫性的公共债务水平，以及欧元区的政治僵局。而且，目前决定意大利经济政策的，更多是欧盟层面而非意大利国家政府，这一方面稳定了市场信心，却也滋生了国内的民粹力量。欧盟层面的政治问题僵局使得欧盟在掌控意大利命脉的同时不会刺激意大利进行改变。而意大利的政党对局面都没有清醒认识，等待意大利的可能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衰亡。

意大利选举是一场覆灭

几周前，一家意大利杂志邀请我用图表的形式描述一下国外对意大利的看法。我不擅长绘画，但是头脑中很快涌现出了一个画面：2012年意大利歌诗达协和号邮轮（Costa Concordia）在地中海的沉没。意大利这艘美丽的大船，由于其船长或者船长们的不称职，同样也在慢慢下沉。

令人吃惊的的是，这并非大多数意大利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很多人意识到意大利这艘船上已经开始有水渗入，明白在理论上它可能因为主权债务违约而沉没。但是意大利人相信，意大利幸运之星（Stellone Italiano）将会在最后一刻拯救他们，正如它曾在世界杯比赛中拯救了意大利足球队一样。

但是，意大利幸运之星似乎放弃了国家足球队：意大利队未能晋级这届世界杯，这是60年来头一次。而对于意大利将要迎来的三个关键事件的组合，幸运之星也同样无能为力：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美国经济衰退（一些预测人士估计，未来两年里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50%），以及3月4日的全国大选。

全国大选是意大利人能够直接控制的唯一事件。但是，从各政党的经济纲领来看，很难相信他们会抓住这个拯救国家的最后机遇。

隧道尽头的光亮？

我所描述的景象可能是不公正的。在美国，人们熟悉意大利高质量的出口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涵盖时尚和食品（例如连锁食品店Eataly的成功）领域，也包括高科技制造业——比如法拉利（Ferrari）、泰诺健（Technogym）。如果有幸去意大利旅行，你会发现这个美丽的国家里，生活质量高，人们也很可爱。这幅美好图景里还要加上最新的经济数据。2017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5个百分点，工业产值提高了4.9个百分点，意大利人十年来首次对未来感到更加乐观了。那么，我为何要将意大利描绘成一艘正在沉没的船呢？

危及意大利未来的是四个因素的致命组合：生产率增长不足、人口的大幅负增长预期、压迫性的公共债务水平，以及欧元区的政治僵局：一方面，这一僵局让意大利持续面临投机攻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它也使得选举成为多余，滋生了助长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主权丧失感。

生产率增长何以陷入停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意大利生产率（每小时工作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创造了广为人知的“意大利经济奇迹”。七、八年代里，尽管通货膨胀率高、社会局势紧张，导致了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但意大利的生产率增速仍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保持一致。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意大利的生产率停止了增长。这一现象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并在危机后延续。因此，今天意大利的人均收入与25年前并无二致。这种骤然的停滞该作何解释呢？

欧元的反对者将意大利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归因于共同货币带来的固定汇率。尽管无法贬值货币的确可能会影响出口量，但它为什么会影响生产率，这并不显然。事实上，汇率上竞争力的丧失本应推动企业提高其生产效率。如果要将问题归咎于欧元，那么唯一的路径在于需求效应：人口增长停滞与出口下降的结合可能抑制了新的投资，减少了新的设备，限制了这些设备本应带来的技术改进。

然而，意大利的问题远不止于欧元。布鲁诺·佩莱格里诺（Bruno Pellegrino）曾阐明，生产率增长不足可能由两个主要因素导致：资本投资水平低、未能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而这一革命在九十年代中期席卷了西方经济体。

资本投资的低迷不难解释，因为意大利的税收系统是扭曲的，它对生产性资本的税收高于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税收。但是，为什么意大利没能利用好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呢？

一些研究表明，以绩效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和信息通讯技术的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员工获得薪酬与晋升的依据不是其表现，而是对雇主的忠诚度，那么编制绩效数据就没什么价值了。而意大利的中小型企业常被家族式长老所掌控，相较绩效，他们更看重忠诚度。而大型企业往往由政府掌控或是受政府的严重影响，对这些企业来说，政治站队比绩效更为重要。换言之，意大利普遍缺乏的选贤举能的机制，这损害了它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的能力。

我最喜欢的段子之一是：意大利这个国家拥有最聪明的秘书和最笨拙的管理者。这个结果不仅仅是由于运气不好，更是选贤举能机制缺乏的后果。如果你不是生在正确的家庭，没有政治人脉，尤其如果你还是一名女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职业上升通路是堵塞的。相反，即便缺乏必要的才能，出身良好的优雅男性很容易就能进入高层。

不适合年轻人（年轻女性）的国家

在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里，主人公选择自杀不仅仅是因为爱情的痛苦，更是源于希望的破灭。维特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而在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中，他看不到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

意大利年轻人面临着相似的绝望处境。如果你诚实、聪明，那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移民。尽管去年青年人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15到24岁的年轻人中仍有三分之一没有工作。即便是那些足够幸运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往往处在临时性的岗位上，薪水低，稳定性差。选拔的标准更多取决于你认识的人而不是你会干的事。我在帕多瓦（Padua）高中班上最优秀的同学，后来上了意大利最好的大学，并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仍然是意大利的高中老师。我年轻的侄女有一个药学学位的，在看到美国的医生对年轻药剂师如此悉心的培养以及这些医生是如此值得尊重时，她感到震惊：在意大利，她被小瞧已经是好的了，严重时会被骚扰。

30年前我决定移居国外的时候，只有少数意大利人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今天，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感受。2016年，有12.4万名18到34岁的意大利人离开了但丁和彼特拉克笔下的“美丽国度”（Bel paese），大约占这一年龄段人群的2%。这便是有才华的意大利人遍布美国高校和全球公司的原因：他们找到了能发展自己的路径，而这条路在意大利并不存在。

选贤举能机制的缺乏不仅限制了生产率、促使最聪明、最有活力的年轻人离开了意大利，还引起了生育率的下降。如果年轻人处在失业中或是收入很低，他们如何抚养得起孩子呢？等到他们有能力组建家庭时，他们已经年纪太大了。在美国，我儿子可以在24岁就完全养活自己并选择结婚。在意大利，谁能这么做呢？于是，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女性人均生育率只有1.37，远低于可以将人口维持在当前水平所需的2.1。

令人不愉悦的计算

生产率不增长，人口不增长的低速，人才在流失，现在，反对移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因素使意大利的公共债务越来越难以维持。与个人债务不同，政府债务不需要偿付。只要政府有能力支付当前的利息，并且市场预期其今后仍具有这一能力，政府债务就可以不断滚存。为了维持这一情形，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间的比例就不能一直上升。

在现实中，这个条件取决于两个因素：政府的初级财政盈余（除利息支出外，税收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差额）的规模、政府支付的名义利息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差额。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说，大量的初级财政盈余都很难维持。因此，债务的名义利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额便至关重要。

这个条件在2017年实现了，但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并且是因为三个因素的幸运组合。第一，经历了多年的衰退后，意大利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它带来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长期看来的预期水平，而真正的增长率只由生产率增长和现有工人数量增长驱动。第二，意大利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扩张与相对较低的油价中受益匪浅，前者提高了对出口的需求，后者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第三，欧洲中央银行通过量化宽松计划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务，人为压低了政府债务的利息成本。

这些幸运因子中的任何一个假如消失，都将危害到意大利债务的可持续性。而且，我们都知道量化宽松政策在今年以后将不太可能继续，一些预测人士也已经指出，未来两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50%。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将不得不航行在欧洲量化宽松的终结和美国经济的衰退这两只海怪之间，前者将导致利率上升，后者可能导致增长放缓。任何一个都可能致命，而在两者的结合面前则必死无疑。如果市场认为意大利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那么要么欧洲来救援，要么意大利将被迫退出欧元区。于是，意大利将不得不在希腊近年来的命运和阿根廷2001年的命运中做出选择。

理性的宿命论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风险，意大利债券和德国国债之间的利息差额仍徘徊在140个基点左右。对于一个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续十年上涨、现在已经高达133%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是很低的了。既然形势十分严峻，为何意大利选民、甚至是国际金融市场都表现得如此飘飘然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都从过去的欧元危机里吸取了教训。2011年，意大利政府债务市场遭遇信心危机。投资者要求的投资意大利债券所需的额外利息（息差）在几个月内从不足200个基点飙升至554个基点。2011年11月和2012年6月间，意大利竭尽全力改善其财税状况：通过了艰难的养老金改革、确保了初级财政盈余的显著增长。但是，7月时息差仍在500个基点左右。只有当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承诺将“竭尽所能”拯救欧元（也就包含了意大利的存活）时，息差才开始下降，而量化宽松政策开始，息差进一步得以缩减。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意大利的政策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欧洲央行的政策。这个教训是把双刃剑。首先，即便在周日的选举中反建制政党赢得选举，他们也会意识到：没有欧洲央行的同意就不可能执政。因此，最终塑造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的是欧盟和欧洲央行，正如我们在希腊曾目睹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会如此平静的原因。但是，这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在意大利壮大的原因：如果投票不能影响经济政策，那为何不拿它来发泄不满呢？而且目前，意大利民众针对欧盟的不满情绪高涨，特别是因为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做法：它将处理难民潮的责任推卸到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前沿国家身上。

从过去的危机中学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政府没有明确理由去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因为欧洲层面做出的决定很容易使政府的努力付诸东流。例如，德国前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试图要求为政府债务也建立某种内部纾困机制（bail-in，这将迫使意大利债务的持有者在获得任何欧洲援助方案之前先蒙受损失）。如果欧盟官员开始认真讨论这种可能性，就将会引发意大利债券市场的恐慌。就算意大利真的做了多年的经济牺牲，这种恐慌也可以轻易地把它们破坏掉。

一场超现实的选举

在这种激励下，即便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治人物也会表现地目光短浅，而意大利的政治人物明显就更不会守规矩了。

各个政党的纲领都是超现实的。他们要么盲目崇拜欧盟，要么把意大利的所有问题归咎于欧盟，他们不懂得：意大利经济无法离开欧洲市场运转，但是现行的规则——这些规则让德国人的政治人物竟可以想着威胁意大利债务基本的可持续性——使意大利在欧元区中的生存举步维艰。唯一的希望是意大利与欧盟伙伴就规则进行重新谈判。但是没有一个政党对如何做到这点有所计划。

几乎所有的政治纲领都要求政府增加支出，这只会使意大利的财政状况更为恶化。反建制的五星运动似乎是唯一一个将腐败问题以及意大利社会中选贤举能机制的缺乏摆到台面上的政党，但该党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并不清楚，如果他们直接赢下选举的话。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直接赢的，因为现任政府于去年十月修改了选举法，核心就是要求未来任何政府都要由政党间的联盟组成。这种安排给了现任政党更大的权力，也破坏了任何严肃改革的可能性，因为正是这些政党助长了意大利的痼疾。选举后，支配大权的人很可能将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再度复出的他自称是“智慧而可信的领导人”，即使他曾因税务欺诈而被判罪，在2019年前被禁止出任任何职位。

温水煮青蛙

传说将青蛙放在装满冷水的锅里，即便温度逐渐升高，青蛙也不会跳出来，结果被活活煮死。意大利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国家的债务负担就是那口锅，但掌控着温度的是欧盟。因为害怕危机蔓延，欧盟并不想将温度升得太高。但欧盟也同样没有降温的意愿，因为那样就取消了促使意大利的政治人物采取明智行动的激励措施（至少，欧盟是这么认为的）。

一些势利的人认为，慢慢烹煮意大利对德国大有裨益：这个欧洲霸权国家可以把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意大利人招揽进自己的劳动力队伍，并限制自己在制造业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是，永远不要把用惯性就可以解释的事情归因于恶意。意大利当下困境的来源是自身糟糕的经济状况和欧盟规则的结合，而这些规则是意大利当时心甘情愿同意的。在事后去归咎于别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选举会改变什么吗？我不这么认为，市场也不这么认为。意大利的衰落可能会缓慢而无情地继续下去，并随着外界的决定而加速。套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话就是：对于意大利来说，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缺乏恐惧本身。

(本文译者及校对均为欧洲时政观察平台“欧罗万象”成员，微信号：EuroScope。“欧罗译象”是“欧罗万象”和澎湃新闻合作的编译专栏，旨在向中文世界译介关于欧洲的热点评论和冷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