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龙评《议会如何工作》︱英国议会是如何运转的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语）但官方正式派出官员长期驻外，这又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而且并非主动为之。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云南边境发生“马嘉理事件”，英方要求清廷派出大员亲往英国道歉，六个月后，郭嵩焘（1818-1891）受命出使英国大臣；归国之后刻印《使西纪程》，有关英法政制和日常生活的描述，与国人贴付的“蛮夷”标签截然不同，遂一片哗然。

梁启超（1873-1929）便写道：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钟叔河，《论郭嵩焘》）

郭嵩焘认为：在清朝快要完了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英国“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故而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彻底揭穿了那种自欺欺人的神话。（钟叔河，《论郭嵩焘》）

“斯毕格”（speaker，议长）、“好斯曷甫恪门斯”（House of Commons，下院）、“好斯曷甫乐尔知”（House of Lords，上院），这些名词让当时的国人感到十分陌生，更不能理解原本以为的“蛮夷”为何会比“我泱泱华夏”更加文明。虽然郭嵩焘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汪荣祖语），但被迫卷入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国，又怎可能拒世界于国门之外？此后的国人日益熟悉西方世界。

议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关键环节

自打逐渐熟悉西方政制，国人便了解，既然议会/国会是西方诸多共和国的权力机关，那么议会制度便是政治制度中的关键环节——罗隆基（1896-1965）留美之时，就盯着英国的议会制度不放，接连完成以英国议会立法为题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英格兰是议会之母，那么研讨英国议会，既是关于英国议会的研究，更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考察。

2017年，罗杰斯（Robert Rogers）与沃尔特斯（Rhodri Walters）合著的《议会如何工作》中译本出版，为汉语学界的英国议会研究再添新作——显然，得以在汉语中表达，便成为汉语学界中可加以援用的资源。

这本书比较难读，难读的理由不在于四五百页的厚度，而是书中描述的诸多运作细节让我们感到很陌生——虽然我们研读“西方”议会制度多年，却对其中运作细节不甚了解。两位作者2014年时分别自下院和下院的服务部门退休，换言之，他们是局内人。当然，这里不是要揭露什么内幕，而是向世人揭示议会的日常。他们没有政治宪法学的讨论，也没有实际代表制（actual representation）和实质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的争辩，没有多少理论反思，讲解的主要不是议会的制度史，而是更少为国人所知的英国议会运作程序，还时不时佐以案例。

“议会”一词源自法文“parler”，即“演说”或“谈论”。十三世纪，首次在英国被用来指称扩大举行的御前会议；现代议会制度，源出1265年由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代表亨利三世召开、首度纳入各地市镇代表的国是会议（《议会如何工作》，第3页）。议会是通常所说“三权分立”的重要一员，而实际上，英国直至2009年才谈得上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2009年最高法院作为独立建制之前，上院承担了最高法院的职责（《议会如何工作》，45页）。但2009年的另一件事，更深地改变了人们关于议会的认识——“报销门”议会丑闻，对两位作者这样毕生贡献给议会的人而言，这是个“悲伤的时刻”。

完整呈现议会运作程序

此书甫一开篇，两位作者就轻描淡写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在本书的第7版中，我们的目标依旧不变：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去说明议会这样一个错综复杂、不停演化的国家制度；替其中各种事情发生的原因与经过，提供一个局内人的观点；对相关的优劣得失加以分析；并且检视可能的发展方向。（《议会如何工作·前言》）

这份雄心化整为零，就体现为《议会如何工作》对议会运作程序的完整呈现。该书很快就向我们澄清了一些常见的错误或理解偏差：

►当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在1865年首次提及“议会之母”的表述时，不过是说英格兰是议会之母，而不是说英国议会是议会之母。（《议会如何工作》，15页）

 ►“议会至上”而非“议会主权”，因为严格说来“议会并不拥有主权”（《议会如何工作》，206页）。“议会立法至上”的限制是“人民加以遵从之意愿，以及人民固有之反抗权力”（《议会如何工作》，208页）。

说到主权，便不得不讲到君主或君主与议会的关系。《议会如何工作》提及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在《英国宪法》（English Constitution）中认为女王“超然于政治”，无论哪个党派上台，都保障了英国政治的连续性。大概是因为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时间太久（1952年登基至今），作者径直用“女王”称呼“国君”，忽略了男性作为国君的可能。

“王在议会”的传统仍然在，所以议会由上院、下院和国王组成。“每一部议会立法的前言都提醒我们，一项法案如果要成为法律，在两院的认可之外，也要得到女王的允准。”（《议会如何工作》，49页）两院通过的法律要经过君主御准才能成为法律。自从安妮女王之后，君主对于上下两院通过的法律，都会出具同意。（《议会如何工作》，262页）

战后以来的下院议长，除了两人，都出自当时的下院执政党。下院执政党就是执掌内阁的政党，而下院议长则要代表下院的利益，需要平衡政府与下院之间的利益。（《议会如何工作》，56页）“与下院不同，上院从来就不具有代表性质。打从一开始，它就是以个人身份出席的议院。”（《议会如何工作》，41-42页）至于上下两院在提案或立法过程中的诸多不同，该书更是提供了详实的介绍。（详参《议会如何工作》，第六章“立法”）

现代政府被视作“责任政府”，之所以要承担“责任”，端赖议会赋予“权力”。上下两院的辩论与立法程序，为责任政府做出了表率。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好公民要习练如何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技艺。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便曾在《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陪审团制度能够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技艺，懂得如何参与公共事务。诚哉斯言，那么，上下两院的辩论与立法，本身便是更高层面的示范（详参《议会如何工作》，第八章“辩论”）。

英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典范之一，最令笔者困惑的问题是，它何以能够在斩首君主（查理一世）后，又迎来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做君主，这在很多地方是难以想象的。不知道这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高超技艺，是否得自议会的训练？

《议会如何工作》全书凡十二章，从议会之所由来讲到议会的人员构成、各种力量，立法程序，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议会与立法问题，结尾是议会的未来。他们亲眼目睹2009年丑闻对议会的伤害，篇首篇尾都提及此事，可见念兹在兹，忧心忡忡——无疑，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超越少数议员的丑闻，正视议会的伟大作用；而今，这本书译成中文，当然可以放到百年以来译介西学的光谱中加以理解，以英为鉴，借镜自观，既是了解习练英国的政制史和美国政制的某种历史形态，又是反观自身、建设国家的可行之路。

汉语学界的议会与国会研究

汉语学界既有的英国议会研究也已初具规模，已有多部专著或译著问世（见文末“延伸阅读”）。外国议会或国会中，恐怕只有美国的国会在汉语学界受到较多重视，各种角度研究美国国会的作品已迭次出现——例如，《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不一而足，这显然得益于美国的显著国际地位及其伴随的国际政治显学“美国学”。但即便如此，美国国会的具体运作手册却难得一见。如果缺乏对运作程序的细节把握，如何锁定相关提议或法案的定位？

关于英国议会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英国史研究界和政治宪法学领域。英国史的研究路数，更多考察议会在权力分配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涉及大量细节，却始终将议会放在更复杂的权力结构中理解，反倒缺失了议会自身运作程序的历史梳理；简言之，即便在有关议会的专门史研究中，也更多侧重于议会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这与制度主义的倾向似有关联——过分注意分配权力的制度的既有规定，而忽略了制度的实际落实程序。第二种显著的研究路数则是政治宪法学的进路，其实更多关注的是作为议会产物的法律尤其是宪法，反倒缺少对法律产生者议会的研究。

总的看来，宏大叙事、制度主义和义理分析当然重要，这能帮助国人准确定位议会在权力安排中的位置。但日益增多的立法机关国际交流和借鉴，要求我们在细节和具体运作上逐渐成熟。制度安排的正义需要程序的正义，才可能更好地落实。《议会如何工作》列出种种程序和细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制度，不讲“大道理”，反倒更容易让我们从细节中看到其中的立法意图；无论对我们了解有关英国议会的知识，还是增进国人对英国议会制度的理解从而反思既有的研究思路，都有所裨益。

最后要说，作者提示我们：每年夏季休息和其他不开会的时间，威斯敏斯特宫于星期六开放付费参观（《议会如何工作》，第5页）。这是体认英国议会的另一种方式，不知那时是否能听到议会争辩时的回响。

【延伸阅读】汉语学界的英国议会研究

《英国议会政治史》，沈汉、刘新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议会之母》，蒋劲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

《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2016年人民出版社更名再版为《英国议会研究（1485-1603）》。

《世界各国议会全书》，王晓民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蔡定剑、杜钢建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

《英、法、美、德、意、日六国议会议事规则》，尹中卿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

《各国立法机关委员会制度比较研究》，周伟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议会制度论》，日本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各国议会立法程序比较》，易有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英国议会主权研究》，项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余永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十九世纪英国宪政改革研究：以议会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张怀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代议制度比较研究》，周叶中，商务印书馆，2014年。

《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刘淑青，人民出版社，2015年。

《英国议会政治》，[英] 诺顿，严行健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另：华夏出版社还在2002年推出“国外议会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