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掠夺之手”背后的……分析与利益

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不少“手”的隐喻。众所周知的是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说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虽然据说这个隐喻的说法在整本《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在原话的语境中也带有一点反讽的修辞意味，但是这个“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毫无疑问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最形象的表述。自此，“手”的隐喻在经济学中不断出现，既然有“看不见的手”，那就会有“看得见的手”，出自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通常又被称作“扶持之手”，更强调了这只手的性质和作用。但是这只“看得见的手”还有另一个含义却容易被国家那只巨手遮蔽了，那就是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指的是一批采取专业化管理方法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就是“看得见的手”，强调的是企业管理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再回到原来那只在自由市场上形成自发秩序的“看不见的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并非所有“看不见的手”都是自发的、来自自由市场的，还有一只晃动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隐形的手。于是，有人在“手”的隐喻上加上一点思想光谱的色彩，得出这样的一幅“手”图：“看不见的右手”（市场）、“看得见的左手”（政府）、“看得见的右手”（企业）和“看不见的左手”（权力及利益集团）。这张图看起来比较全方位，而且“左”、“右”开弓，寓意深刻。但是，这也远未能够穷尽关于经济学中的“手”的隐喻，因为除了“形”以外，“手”本身的性质等要素必然产生有相应的修辞需求，比如从“看不见的手”沦为“肮脏之手”、从“看得见的手”或“扶持之手”变为“掠夺之手”等等。颇有意思的是，当我在网络中检索“Grabbing Hand”（掠夺之手）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喜感的语词翻译释义：“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政府之手到底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还是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而中国的情况表明，政府不但是帮助之手，而且是温暖之手。”“温暖之手”，这使我想起在我们曾经熟习的语言文化中关于“手”的丰富而且充满感情色彩的修辞，但可能是由于修辞学上的惯性思维，它也很容易使人产生“冰冷之手”的语言学联想。

更有意思的是，连经济学家自己的那双手也成为了一种隐喻：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对助手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他抱怨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爱说“一方面（on the one hand）”和“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他们就不能明确地给我一个答案？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说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预测与实证研究的困难，经济学家“有两只手”在所难免，相反的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有一只手并且言之凿凿，倒是应该警惕了。更奇怪的是，不管经济学家举起的是哪只手，只要举得足够有力或足够的高，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就都有可能先后、甚至是同时获得业界的最高荣誉，拿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好吧，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的手除了模棱两可、左右逢源之外，竟也不乏肮脏之手、掠夺之手，甚至连写《掠夺之手》的那位作者也曾陷入涉嫌掠夺经济的官非之中。经济学中的公式、模型或许可以与道德无关，但是经济学家如果没有了道德良知那就是经济学的灾难。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罗纳德·科斯说，要从经济学家手中把经济学拯救出来，要让经济学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去。

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的转换，缘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在1936年说既然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应该由“看得见的手”来解决了。那么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出来干什么呢？他提出一个“挖坑理论”：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就业机会、生产资料、生活消费等都拉动起来了。这只“左手”看起来还真管用，西方经济就这样从危机中走了出来。如果说存在一门“政府经济学”的话，那么“政府干预”无疑是其中的核心课题，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合法性、对象、方法和边界约束等问题。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应该在何处相接？考什克·巴苏《经济学的真相：超越看不见的手》说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阻止市场陷入混乱，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即便是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会断言政府是包治百病的灵药，而从“扶持之手”向“掠夺之手”的转变也是为许多经济转型国家遭遇的情况所证实的事实。那么，究竟应如何认识从“扶持之手”到“掠夺之手”的转换？或者说，在“掠夺之手”的背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分析视角来认识这种转换？

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编著的《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赵红军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11月）早在2004年就有了中译本，我现在才读到的是刚出版不久的第2版，有点相见恨晚之感。当然不是因为像“掠夺之手”、“政府病”这样的概念所带来的对抨击性论述的期待，而是因为作者界定的研究目的超越了通常在经济时评中见到的那种单一的揭露与批判性，具有合乎理性和现实主义思维的建设性：“掠夺之手的研究，其目标并不是要抨击政府，或者提倡纯粹的放任自由，相反，是为了在政治家追求个人利益的假设下，理解不同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及在承认改革必须迎合政治利益和约束的条件下，探讨进行制度改革的战略。”（第1章，11页）简单来说，对“掠夺之手”的经济学理性分析将使人们“看待政府的视角”更切合实际，更能为探索有效的矫正和改革策略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证据确凿的道德抨击。

作者在第1章“看待政府的视角”中首先提出关于政府的三个模型：第一个是“扶持之手”模型，但作者断言无论是作为一个实证模型还是作为一个规范模型，这个政府模型都是失败的；第二个是让政府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模型，该模型强调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但作者认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版本的这种模型；第三种就是作者重点论述的“掠夺之手”模型，它和“看不见的手”模型一样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但又和“扶持之手”模型一样对政府改革持积极态度，只是对政府的理解各不相同。总的说来，“掠夺之手”的分析视角是既要公正地看待政治、政府的本性，同时也要寻求帮助政府改革的方法。“事实上，掠夺之手模型指出，最好的改革时机正好就是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福利相一致的时候。该模型的一个中心内容，也是最有趣的内容，正是如何构建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8页）应该说，这是在怀疑与批判性思维中最有建设性意义、甚至不无激进主义态度的一种视角，尤其是它提出的“如何构建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这个问题——在纪念与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

读者在该书中不难发现的是，作者关于政府行为的假设、理解、承认等等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认知之上：政府和凡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首先要考虑的都是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或者公众的利益。这一基本认知当然比简单的道德谴责要深刻得多，它既是来自经济学的分析，同时更是属于政治学的行为分析范畴。“掠夺之手的出发点源自如下的政治行为模型：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6页）作者指出，独裁者会运用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而在民主选举中胜出的政治家一般也不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经常执行一些破坏性的政策，并使政治决策受到利益集团和游说活动的影响，如瑞典和英国的例子。那么，“由于掠夺之手模型是从政治学的分析入手，因此，它可以提供一个实证性的政府选择理论，同时可以帮助分析公共部门的弊病并正确处理，还可以提供有关政府所有权和民营化、腐败、法律制度、政府成长等理论。同时，掠夺之手分析法也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导原则来服务于政策，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些实际建议，同时又承认了政府的局限性”。（7页）仅从2004年该书中译本出版以后在我们的实际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影响来看，作者所言不虚。这些影响最重要的还不是发生在学术界，而是在政府机构与企业互动的舆论层面上，许多关于企业管理、税费政策、监管机构等问题的讨论都引入了该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掠夺之手”以及如何捆住“掠夺之手”的实际建议。假如收集这些互动讨论，由中国学者编辑出该书的“续集”，无疑是一部非常有建设性和实际意义的重要文献。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同意该书作者在第1章最后的论述：“从掠夺之手的视角出发，改革者可以将这些制度改革视为一种提高政府对公众需要的敏感程度的机制。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从掠夺之手的视角来看待政府，反而可以让我们明白如何让政府为公众提供扶持之手，而不仅仅是掠夺之手。”（21页）关于“掠夺之手”的视角与期待政府“扶持之手”的辩证关系，这不是说得很精准吗？

在内容上，这部《掠夺之手》取材相当广泛，包括工业化革命之前欧洲城市的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东欧的私有化、美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等等内容，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政府的“掠夺之手”的小史。在写作方法上，几位作者有比较一致的论述路径，那就是以各章的问题为中心，首先以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同时非常简明地阐述作者对这些理论模型的相同或不同看法，然后迅速切入现实生活中“掠夺之手”的种种案例，以极其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图表深入考察诸如寻租、腐败、资源配置、监管机构等现象，最后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有总结性论述。严谨的学术性、敏锐的问题意识、建立在丰富数据之上的实证性分析，以及明白流畅的叙述语言，使这部经济学著作读起来不仅绝不枯燥，而且充满了思维乐趣与思想性的魅力。非常突出的是，作者在经济学理论模型与案例分析之间强调的是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掠夺之手模型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政治家的利益是什么？第二，这些利益将如何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中，以服务于政治家的目标？”作者强调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第二个问题，对“利益如何转变为政策和制度”提供详尽的剖析，“我们要描绘，在政治家们利用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国家所有制、掠夺性的管制、腐败、短缺等现象是如何出现的。”（17页）比如，为什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总是喜欢引进并无必要的高端技术，而不是合适的技术？原因无非是因为引进这些技术更容易获取贿赂。同样的道理，“为什么那么多贫穷国家宁愿把有限的资源花费在基础设施和国防项目上，而不愿花费在教育和卫生上，因为前者的腐败机会更多，而后者则有限”。（127页）对这些例子的分析使“利益如何转变为政策和制度”变得非常清晰和有说服力。最后一章“转轨中的政府”主要以比较俄罗斯与波兰的转型发展为论题，指出正是由于俄罗斯政府转轨的缓慢造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继续扩大现存的俄罗斯政府的规模与权力。会浪费大量资源；掠夺性的大政府将增加民间的税收负担。因此，“俄罗斯要想重新崛起于世界，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293页）当然，作者也指出经济领域的改革必将带来政府转轨和政治改革的压力，并预计他们将会奋起直追。

最后还是要回到该书的主要作者安德烈・施莱弗惹上的官司，不是为了来点八卦，而是因为这件官司与转型时期中的“掠夺之手”有直接关系。1992年苏联解体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所得到美国政府机构“国际发展局”的资助，派遣出生在俄国、并且以研究转轨经济而著名的施莱弗和一位哈佛出身的律师前往俄国，提供包括工业私有化、建立金融市场以及有效的证券监管制度以重建俄国经济的建议。但是施莱弗和他的拍档却违反了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竟然自己也在俄罗斯搞投资。2004年联邦法官裁定哈佛大学和施莱弗等人违反了《反欺诈动案》，最后以哈佛大学和施莱弗分别交付罚款而结束这件官司。虽然施莱弗自己并不承认犯有错误，作为门外人也很难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我相信经济学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很难不动心。就如他自己在著作中说的，政府与凡人一样都会追求私利，难道“凡人”就不包括经济学家吗？这也提醒我们，在转型阶段中伸出来的“掠夺之手”可以来自四方八面，真正的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