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一处笔误，隐藏着梁山泊的悲剧归宿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张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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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宋江出征处女秀——三打祝家庄，施耐庵的原文是：“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

金圣叹批评水浒时，发现此处笔误，去掉一撇，将“五千万石”改为“五十万石”。而这个离奇的错误，背后隐藏着梁山泊招安的宿命。

01 注水严重的数字

“石”即可作体积单位，也可作重量单位。朝代不同，折算的重量也有所不同。宋朝时期，按沈括《梦溪笔谈》计算，1石折算为59.2公斤。那么，祝家庄的“五千万石”粮食，就相当于如今的300万吨。

这个数字就夸张到离谱了。要知道国家的一年财政收入有多少？根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北宋农业税收入为2321万贯，占财政收入的65%，大体合4600万石的粮食。近百年后的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农业税收入2162万贯，占财政收入的30%，大体合4300万石的粮食。

对标作者所处的时代，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作为马上得天下的元代，治理方式简单粗暴，管理水平不高，国家每年的税粮约在1200万石左右，江南三省被统治者区别对待，税负苛重，贡献了60％以上的税粮。

明朝创立后，自带农业天赋的朱元璋，主张“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国力得以恢复。他在位31年，明朝每年的税粮收入不过三千万石，如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4712900石，秋粮米24729450石，合计2944万石。

同样，可以拿宋朝军粮消耗印证。绍兴四年，岳飞率军3万攻打襄阳，每月的钱粮流水为：“岳飞本军每月现支钱十二万余贯，米一万四千余石”。按此标准计算，3万士兵年需军粮17万石。

以此维度观之，粮食5000万石这是宋朝1年的财政收入，是明初2年的财政收入。祝家庄这个近10万人的山东小镇，有如此多的储备是极不合理的，种粮专家朱元璋地下有知，也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金圣叹改为50万石，是10万人一年的消耗量，则合理许多。

02 梁山抢粮可行性分析

中国漕运历史悠久，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这就是钱粮运转的黄金水道。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财政方面实行了“粟帛钱币咸聚五畿”的政策，通俗点翻译，就是物资钱财统归朝廷，将国家经济命脉掌握于皇权之手。为了达到目的，开始致力漕运发展，提出“国家于遭事最急最重”的政策主张。

首先，构建了以京师开封城为中心的漕运网，整个漕运网络以惠民河(蔡河)、广济河和黄河等水道，运输京师周围及秦晋粮物，以汴河、淮南运河和江南河运输东南物资。运量不断增长，981年增至400余万石，超过唐代的最高记录。到宋真宗时期，创造了七八百万石的纪录。

其次，组织架构同步跟上，设立专职漕运官僚机构。在中央设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时称“计相”，负责全国最高财政，包括各地的漕运。其下设有专管漕运的发运使司。管理系统日臻完善，有力地保障了漕运事业的发展。

梁山要夺取粮食，围绕漕运路线，就是一条非常理想的致富之路，但可行性不高，因为漕运路线压根不路过梁山！开封为漕运的终点，也是漕运线最接近梁山的地方，东北300公里才是梁山。

反倒是作者施耐庵生活的元朝，梁山理论上有圆梦的机会。元朝定都在大都（今北京），漕运工作继续常抓不懈，考核明确“专以催督纲运，每岁须要运粮二百万石到大都，取省仓足数，抄凭申呈户部为照。”最关键的是，漕运北段经过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路过今天山东济宁市，那就妥妥地是梁山脚下，一踩油门就到。

比如作为元代漕运沿线重镇的东平府、东昌府等地，都是《水浒传》里打了很多恶仗的地方。每次打完后，梁山好汉要么“就将钱粮一份发送梁山泊”，要么“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乍一看去，真是吃得满嘴冒油。

施耐庵写下的这些桥段，虽说和宋代历史不符，却也是来自生活。

但是也可以看到，梁山好汉们放在宋朝时，根本吃不到漕运的红利，那就只能在梁山附近物色目标，聊胜于无。

03 大块吃肉背后的粮食危机

梁山必然要走招安路线，是由其先天政治、经济上的两大缺陷所决定的。政治上没有提出清晰的革命纲领、没有走鲜明的群众路线；而经济上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不要被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口号所迷惑，梁山的粮食危机始终存在。

梁山号称八百里，实际地盘不大，纵深有限。由四主峰七支脉组成，实际面积仅3.5平方公里，外加一个大水泊。贫瘠的山地，决定了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其实，对众好汉而言，具备农业生产条件也不会务农。

晁盖火并王伦时，梁山人数不足千人。靠守株待兔的方式，但凡有路过的富商、行人，打劫一番，基本能解决这些人的温饱。

但等到宋江时期，这条路就难以走通了。因为梁山兵马突破5万之众，这人吃马嚼的，粮食就远远不够了。必然要转型，主动出击。祝家庄之所以刀枪上架、戒备森严，便是“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宋江攻打祝家庄的动机，也恰是“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果然是郎有情妾有意，自然一拍即合：干！

于是，好汉们一次次冲州撞府，始终不曾占一座城镇、一寸土地。破城后目的明确，流水线式的标准作业：杀人放火，抢财夺物。

攻破祝家庄，“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打下高唐州，“再把府库财帛仓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拿下曾头市，“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 ……

小说前70回中，就有14次提到“借粮”的话，可见，温饱问题才是山寨生存的头等大事。

如果我们拿梁山泊，来类比中国古代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就更不难看懂一个奇特现象：为什么诸如“唐代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等农民起义，这些气势很猛的农民军，却常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哪怕队伍扩充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却依然极少驻足城市，相反时常把城池抢光后迅速挪窝。特别是黄巢起义，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大唐”，然后遇挫后迅速陷入崩溃，说到底，就是“缺粮”闹的。黄巢当年的奔波与饥饿，就能解释宋江为何削尖了脑袋要招安。

毕竟，放在那些王朝末世甚至乱世里，诸如明太祖朱元璋那样“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智慧，看上去简简单单，但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同样，如果细看《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活的年代，即元末明初年间，我们更不难明白，为什么施耐庵会不惜笔墨，一次次写出梁山好汉“抢粮”的操作细节。元朝中后期，恰是一个粮食危机空前加剧的时代。从元朝泰定年间到元朝灭亡，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仅元朝北方地区，就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六十四次，外加腐败、土地兼并等原因，“缺粮”成了元朝最后二三十年，积重难返的沉荷。

特别是作为元帝国心脏的元大都，在元末明初的史料里，常见“京师乏粮”“元京饥穷”等记载。而其一大原因，除了饥荒腐败外，更因漕运沿线“强贼四起”，愈演愈烈的元末大乱，叫京杭大运河，这条元帝国的主动脉遭到惨重破坏，几乎无法承担起“输血”的重任。施耐庵写下的种种“抢粮”情节，应该也是他生活的年代里，真实的战乱写照。

号称幅员辽阔的元王朝，其一大亡国病根，正是粮食。

以史为鉴，有资于治道。往事千年，换了人间，如今落实最严格的耕地制度，“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执政为民者的通达智慧，也是最大国情下的民生福祉。

参考资料

沈括《梦溪笔谈》

马端临《文献通考》

云叙说娱乐《宋代的漕官制度》

北海之泉《明朝的财政收入如何》

税月长河《元代恶税逼反汉人》

侯会《银字 水浒传》（中华书局2020年9月出版）

特邀作者/张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