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创伤，我们如何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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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校内一个生命的逝去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扼腕叹息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共情带来的伤痛？面对大量的网络信息，我们如何避免传播造成二次伤害？作为媒体人，我们该聚焦何处？

作为新闻从业者和心理咨询师，徐斌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和解决的方向。下面是新新报记者对徐斌老师的访谈。

记者 | 黎海玲

内容编辑 | 黄文婷

新媒体编辑 | 黄文婷

徐斌，深圳晚报社会新闻部副主任、主任编辑、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深圳晚报》徐斌情感工作室主任。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开设《新闻眼看世界之：新闻传播与心理健康》短课。

疗愈进行时

新新报记者：老师这两天也跟很多同学聊过，大家普遍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徐斌老师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是有很强烈的、悲伤的感觉，尤其少数同学目睹了事件现场，情绪受到影响会更大；有些人谈起来会突然流泪，严重的还可能影响睡眠；有的同学看到网络上传播的消息之后，会忍不住反复刷屏；当然也有些同学比较坚强，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是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影响力会慢慢淡去，大多数人情绪会慢慢恢复平稳。

新新报记者：大家面对创伤新闻的普遍反应是怎么样的？哪些是比较正常的，哪些是需要更加注意的？

徐斌老师 ：当生活中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感到很难过伤心，睡眠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流泪，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大家要互相交流，互相支持，让负面情绪得到疏导。

如果已经连续几天不能睡着，一想起来就泪流不止，自己感到深受困扰却无法控制，完全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心情，甚至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这种情况，建议要找专业心理老师接受哀伤辅导。

这个过程中，也要有意识地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比如说，给自己一些娱乐时间，放松调整，给自己打气。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可能有人喜欢听音乐，有人喜欢跑步。总之。有意识地做一些给自己提气的事情，让自己从比较低迷的心理状态当中慢慢恢复过来。

新新报记者：如果我们的朋友情绪特别低落，我们能够给他什么样的宽慰？

徐斌老师 ：多陪伴、听他倾诉，然后告诉他，我会一直陪着你，你需要的时候，还有我在这里。

其实每个人都有伤口愈合的能力，这是人类所具有的天然的能力，当周围的人给予了陪伴和关怀、有足够共情，有彼此关怀的氛围，人的自愈能力会被唤起，每个人调动自己的能力保护自己，并从中得到成长。

新新报记者：刚刚您提到和朋友交流能够缓解负面情绪，但大家在一起说一些很伤心的事情，会不会反而扩大了悲伤？

徐斌老师 ：是，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大家在交流的时候，一方面充分交流大家的感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内容不要忘记——面对负面情绪，我做了什么。

这件事情我很伤心，你也很伤心，我们互相倾诉；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这是寻求社会支持；我跟朋友在微信上面聊了很长时间，这是寻求友情的安慰；同宿舍的同学有意识地互相鼓励，约定以后如果遇到心情不好，大家彼此关心、彼此支持和陪伴，不要让一个人陷入孤立，这是建立联系。

通过交流，总结我们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所做各种的努力，应付负面情绪的能力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积累起来了。

新新报记者：比较内向的人，可能不太能够跟朋友聊这些，那他们有没有什么自我疏解的方式呢？

徐斌老师 ：有很多方法。其实很多内向的人，他们的自我消解能力也许更强。他们可能会习惯于自己给自己解压，比如说他们可以写日记、写博客、阅读、听音乐。但是一定要努力地去寻找解决方法。

新新报记者：老师在短课上提到，正确看待自己情绪的方式，就是跳出来，从外面看自己，这样更加有利于理解自己的情绪。

徐斌老师 ：对，如果我昨天晚上失眠了，我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失眠这件事：“昨晚失眠是因为我很善良，失去了同伴我感到伤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些坏事发生。”当我和朋友倾诉的时候哭了，那个“旁观的我”可以这样告诉自己：感谢朋友的关心，我正在让自己的焦虑情绪得到宣泄。通过自我觉察，对个人的情绪反应重新定义，给予自己正面的评价。跳出来，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

新新报记者：那会不会有比较错误的纾解方式呢？

徐斌老师 ：有的，错误的纾解方式就是过分渲染，把事情越挖越深。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遇到了什么痛苦？他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对待？除非是有客观的事实来印证，否则不要在自己的想象中臆造出很多东西，不要往一个负面的方向越挖越深。这就像自己挖一个很深的洞，自己一直往里面钻。大家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交流。

新新报记者：还有一类同学，他们的情绪不会过于激动，但反而会因此担心自己会不会比较冷漠，他们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徐斌老师 ：事情发生之后，有些人没有很强烈的负面反应、晚上睡得很好。对此，我们可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评价：原来我是个很坚强的人。

确实有的人天生有这样的能力，这是很难得的一种能力。就是当特别悲伤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本能地在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事件之间建起一堵墙，让外界事件不能够真正地伤害自己。这种人很强大。

他们并不是冷漠，也许天性内心强大，也许在过去的生活中曾经经历过挫折，得到了成长，所以今天的他们能更坚强、更理性地认识和判断这件事情。

新新报记者：目击者的心理创伤会不会更严重？

徐斌老师 ：是的，除了现场目击者，还有就是以前有类似创伤的人，心里都会更难受。深圳大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专业的老师在给同学们做心理疏导。通过专业的哀伤辅导，相信大家慢慢会从悲伤中渐渐平复下来。

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学生，是被家庭和社会保护起来的一个群体。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大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件。第一次你会觉得非常伤心，但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第二次遇到类似的困难，你会有经验，知道要怎么自救，也知道怎么样给周围的人支持。所有的挫折伤痛，我们经历了、体会了，最终你都可以从中学习和成长。

有一种病叫社会适应障碍，比如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中的主角们，他们其实是一群社会适应障碍人群，以抱团取暖的方式逃避社会生活。电影最后，那个组合的家庭破裂了，孩子们回到家庭、回到学校去面对各自的问题，勇敢地走向未来。

经历创伤事件，就是让我们面对生活的不完美，然后从中发现，即使是在不完美的生活中，我们依然有力量，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因为伤心而哭泣，但并没有被打倒。

热度之外

新新报记者：现在也有很多人会写下自己对于这类新闻的看法和感受，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种现象会加重我们的负面情绪吗？

徐斌老师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维特效应，是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之后，在欧洲引起模仿风潮。很多心理调查的结果都证明，自杀自伤类负面事件的广泛传播，可能给社会大众的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

新新报记者：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图像传播，会引发大家很多的联想。

徐斌老师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自杀干预联合会2008年编写的《预防自杀：媒体从业者指导》就媒体报道制订了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此类报道不应附加图片或视频。所有审核严谨的主流媒体，都不会刊登自杀事故现场的图片，这是一种新闻的职业伦理，也是对社会大众的保护。希望更多的媒体从业者能尊重新闻伦理守则，不要让传播造成二次伤害。

新新报记者：对于这类事件，会有很多夸张的，或者没有确证过的消息流传开，这些消息会让大众的心理痛苦的程度会增加，所以说辨别信息、媒介素养，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呢？

徐斌老师 ：是的。有时候，极端的、负面的、恶意揣测的消息，更容易吸引眼球；甚至偏激的消息比客观中立的报道更容易引发共鸣。

当事故发生后，人们容易产生幸存者的自责心理，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幸福。由于悲伤、自责、愤怒，人们潜意识里想找到一个可以责难的对象，然后把愤怒加在这个人身上，把他当作靶子。尤其在网络时代，大家很容易把怒火朝一个机构或者人身上发泄，至于是否确实应当由他们担责，反而没有那么多人关心。

疫情发展到第三年，每个岗位上的人都很不容易，大家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客观公正的传播者，我们要努力平静面对，做负责任的传播人。如果并没有事实证据，就不要情绪化地去发泄、去指责。

大家也可以考虑，我们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对那些基层服务人员表达更多的尊敬。当食堂里的阿姨给你打完饭，随口说一句谢谢；面对楼道里的清洁工，用一个笑脸对她们表达尊重。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新新报记者：有一些普通的传播者，他们会觉得扩散舆论、增加热度是自己伸张正义的一个方式。

徐斌老师 ：如果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情的发生跟某个人、跟某个机构直接相关，那么媒体责无旁贷应该伸张正义。但如果没有全面的客观的调查采访，只凭道听途说、主观臆断，这不是正义。

传播者要理性判断，传播客观正确的消息，这才是真正媒体的责任感。

聚焦何处

新新报记者：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新闻从业者应该注意什么？

徐斌老师 ：传媒人就是在既不伤害当事人、不伤害大众，也不失去媒体责任感，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遵守新闻伦理原则，不传播自杀新闻的图片和视频；不过分渲染悲伤的情绪；对于遇难者和家属表达足够的尊重。

在报道采写过程中，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采访遇难者家属，要非常慎重，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即哀伤侵扰。事情发生后，家属可能处于一种较为克制的情绪状态，如果因为采访触发了对方的痛苦情绪，就可能造成哀伤侵扰。

另外，建议不过分深入探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客观记录发生的事件，但不深入探究心理动机，不渲染悲伤绝望的情绪。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守护。

第三，建议大家关注大学校园里基层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在采写过程中，不要以一种过分悲悯化的方式去描述，而是对他们的辛苦付出表达尊敬。如果这种尊敬和肯定能够传达到他们心里，对他们也许是很大的支持，他们的辛苦也就有了价值。

新新报记者：我们在采访这些学校职工的时候，也会遇到他们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作为采访者，怎么能帮到他们？

徐斌老师 ：如果我们能够用更尊重的态度，去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让他们的孩子能在大学里读书、老人家在老家得到奉养，他们是有荣誉感、自豪感的。他们不是作为弱势的、被怜悯的对象，是需要被尊敬的人群、他们的辛苦值得我们看到和尊敬。

如果在采访中因为缺乏生活经验，片面地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可能把他们对生活不满的那一面挑动起来。这一点要非常注意。

新新报记者：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觉得，学校除了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员工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关注。

徐斌老师 ：对。要关注基层员工的心理健康，有实际生活困难的职工要给予关怀和及时的救助。这是报道能够做的有益的事情。

通过采访报道，把服务性的信息提供给职工们，让他们知道遇到了困难可以怎么办，比如说心理疏导的电话、渠道、机构；如果生活遇到了困难，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反应问题、获取帮助。

（插图图源：几米）

原标题：《面对创伤，我们如何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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