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福︱《埃及古文献》:以一己之力创造埃及学的里程碑

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8-04-21 14: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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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于1865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Rockford)。他的父母均为虔诚的新教徒,崇尚新教伦理,布雷斯特德有些无奈地称这种生活方式为“过度精神紧张症(americanitis)”。布雷斯特德于1988年从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学院(North-Western College)毕业,专业是药学。可能是立志为人提供精神方面的医疗,布雷斯特德随后进入芝加哥神学院深造。
在阅读原文版的《圣经》时,布雷斯特德发现英文译本中有不少错误,不准确之处则更多,遂决定深入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圣经》及相关语言、历史、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布雷斯特德于1890年转到耶鲁大学专攻希伯来语。其时,耶鲁大学是美国少有的几座开办希伯来语及相关课程的大学,而且希伯来语教授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是这一领域最为优秀的教师和学者。1891年,布雷斯特德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有意从源头入手、用第一手资料研究《圣经》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他向哈珀征求意见的时候,哈珀建议他赴德国攻读埃及学博士学位。哈珀此时受洛克菲勒委托筹建芝加哥大学,因此暗示了布雷斯特德学成回国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可能性。
布雷斯特德
1891年秋天,布雷斯特德远赴德国柏林专攻埃及学,师从埃尔曼(Adolf Erman)。柏林当时是国际埃及学的中心,不仅有柏林大学埃及学研究所,而且还有众多的埃及学家在柏林埃及博物馆和普鲁斯科学院从事研究。莱比修斯于1846年被聘为柏林大学埃及学教授,他不仅是德国第一个埃及学教席的拥有者,而且同时担任了柏林埃及博物馆馆长职务。莱普修斯从实质上补充和发展了由法国人商博良创立的象形文字解读系统,而且在古埃及语言、宗教、艺术和建筑等领域都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埃尔曼于1892年接替了莱比修斯的埃及学教席,在接下来的数十年研究中,埃尔曼奠定了科学地分析埃及语和系统地解读古埃及文献的坚实基础。埃尔曼系统地建构了象形文字语法,把象形文字在古埃及发展演化的过程分为古埃及语、中埃及语、新埃及语三个阶段,辨析埃及语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编写了《新埃及语语法》。不久,埃尔曼又提出倡议,收集所有尚存的古埃及文献并编纂埃及语-德语词典,以便为深入研究古埃及历史和文化提供急需的工具书。埃尔曼及其弟子推崇从文字入手研究埃及历史的主张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后来称为柏林学派。
在埃尔曼这位良师益友的细心指导下,布雷斯特德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布雷斯特德不仅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用拉丁文撰写了博士论文,论文的内容是解读阿肯那顿宗教改革时期的《阿顿颂歌》。布雷斯特德具有语言天赋,他不仅精通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现代语言,而且熟练掌握了象形文字、科普特语、亚述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古代语言和文字。这些都为他后来把其学术重点放在碑铭、碑文的抄写、整理、解释和翻译奠定了基础。当然,布雷斯特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他在读书期间认识了在柏林学习德语和音乐的美国女学生弗朗西丝·哈特(Frances Hart),并且于1893年与其订婚。1894年,布雷斯特德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拿到埃及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同一年,布雷斯特德与哈特结婚,然后一起远赴埃及。虽然名义上是蜜月旅行,第一次到埃及的布雷斯特德比在柏林时更忙。首先,埃尔曼嘱咐他尽其所能在埃及抄写、临摹第一手文献,以便用于不久着手编纂的埃及语-德语词典。其次,哈珀委托他在埃及购置古物,以便它们能充实刚刚创建的芝加哥大学博物馆。为了节省开支,布雷斯特德夫妇在埃及租了一艘尼罗河上的船,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活动的旅馆。夫妇二人乘船逆尼罗河而上,到了白天,布雷斯特德抄写河岸神庙墙壁上的铭文,他的妻子则在旁守候;到了晚上,船就变成了休息的地方。
五年以后的1899年,布雷斯特德受埃尔曼邀请参与普鲁士科学院的埃及语-德语词典重大项目。因为之前未曾有类似的词典,编纂埃及语-德语词典意味着参与者要收集所有古埃及人留传下来的文献,以便从中整理出词条和例句。为了这一目的,布雷斯特德从1899至1901年跑遍了欧洲的博物馆和其他拥有古埃及文物的机构,目的是把馆藏的文物上面的象形文字抄写下来。在此之后,布雷斯特德断断续续地在埃及从事田野工作,抄写神庙和墓室墙壁上的铭文,制作墓碑、石棺上经文的拓片。之前游历埃及的欧洲人以及拿破仑远征军的随军学者都曾经抄写了大量的铭文,不过那是在象形文字尚未破译之时,布雷斯特德在抄写过程中发现,此前的许多抄本漏洞和错误百出,许多根本无法作为参考文献。他深切地意识到由精通象形文字的学者在现场重新抄写古埃及文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布雷斯特德此时萌生了日后把抄写的象形文字整理和翻译出版的年头。
1906年至1907年,五卷本的《埃及古文献:从历史初期至波斯征服时期为止的历史记录》(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全部出版,八开本的书合起来近两千页。第一卷收录了第一王朝至第17王朝的历史文献(约公元前3050至前1570年),第二卷收录的文献全部来自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0至前1293年),第三卷专门收录了来自第十九王朝的文献(约公元前1293至前1185年),第四卷包含了第二十王朝至第26王朝的文献(约公元前1185至前525年)。第五卷由各种索引(主要由布雷斯特德的学生托夫滕O. A. Toffteen编制)构成,其中包括前四卷当中出现的神的名字、神庙的名字、国王的名字、其他人名、地名、头衔、官职、官衔等,方便读者尤其是寻找特定信息的人根据册(用罗马数字标注)和段落(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的标码到正文中查阅。起初,布雷斯特德计划编纂七部收录经济、宗教等其他文献的译本来补充五卷本的历史文献译本。可惜,一系列未曾预想到的事情使得这幅宏伟蓝图一直停留在构思状态,先是哈珀不幸过早去世,若干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久,布雷斯特德又全身投入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之中。
《埃及古文献:从历史初期至波斯征服时期为止的历史记录》

《埃及古文献》收录的铭文主要是历史文献,它们均由布雷斯特德亲自在埃及或欧洲博物馆抄写或核对。他的译本涵盖当时所知的所有古埃及涉及历史的文献,翻译是在熟练掌握了埃及语语法并积累了丰富的古埃及词源学和词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这部著作标志着埃及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如果说埃尔曼为埃及学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那么自从布雷斯特德的《埃及古文献》诞生以后,学界拥有了遵循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依据。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布雷斯特德的译本仍然是规模最大和最为详实的现代语参考文献。这套书不仅方便了埃及学同行们查阅和核对所需的信息,而且为其他领域的学者和广大读者了解古埃及政治、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便利和权威的资料库和读本。出版后不久,《埃及古文献》便受到欧洲同行和相关领域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们认为书中收录的文献非常全面,不仅依据的原文精确和可信,而且译文准确且可读性强。一句话,原文的可靠性和译文的准确性是布雷斯特德译本的两大优点,也是它们得以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根本原因。这套书为布雷斯特德确立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在布雷斯特德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于1995年出版的《埃及学人名录》中,布雷斯特德的学术贡献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这套文献集不仅收录了保留在埃及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当时所知法老时期全部历史性文献,而且其中有许多迄今为止仍然是唯一可参考的译文。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书并非单纯的译文集,布雷斯特德对收录的文献细致地整理和相互补充,根据时间顺利加以编排;每篇文献之前都有一段与之有关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意义的文字,而且每篇文献被分成数量不等的段落并标注阿拉伯数字(在同一册中连续排列),每段之前有涉及该段的主题以及它在原来载体上所处的位置。译文附有详细的注释,其中不仅有语意、语法、字词方面的讨论,而且还提供了有关原文承载物的性质(墓碑、雕像、方尖碑、神庙墙壁)、材料(纸草、石头、木头、金属)、规格、所在地、保存状况以及相关的二手文献等方面的信息,相当于对该文献做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许多译文不仅对不懂象形文字的人构成唯一的参考资料,而且也是专业人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正如布雷斯特德在其前言中所说,在他之前尚无人尝试如此浩繁的工程。布雷斯特德的著作出版以后一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在大量新的文献出土和对原有文献获得更好和更全面的理解的情况下,布雷斯特德的著作亟待得到补充和更新,更何况布雷斯特德略去了波斯征服之后的大量历史文献,尽管如此,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不敢启动类似的大工程。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读懂几千年前的象形文字已经是很困难的事。《埃及古文献》收录了从象形文字诞生到波斯人征服埃及为止,约两千五百年之内形式不同、内容各异的文献。在此期间,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及其语法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棘手的是,古埃及政治制度、官僚系统和管理机制不仅与今天不同,而且有一套非常繁琐的称谓,并且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不少在古王国时期具有实权的官职,到了中王国时期完全成为虚职,而且因为古埃及是典型的等级制和官本位社会,在叙述生平的时候,古埃及人必定把曾经拥有过的实职和虚职不加区别地放在一起,不少官吏的名字前罗列了几十个官衔。事实上,一个官吏生前何时、何地、如何获得哪些官职,对真正了解其仕途至关重要,但是,当它们混在一起时便让今人无从下手。另外,在几乎没有对应词的情况下,如何用现代语言把所有这些官职和官衔前后一致地加以表述,实在不是简单的任务。
布雷斯特德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为爱斯基摩人翻译《圣经》的人在如何表达“牧羊人”之意时绞尽脑汁。我们同时需要考虑的是,在布雷斯特德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时候,几乎没有可供他参考的工具书。遑论彼时刚要开工的五卷本埃及语词典,简单的难词汇编、专有名词词典、手册之类都非常罕见。如果再考虑到当时距离电脑的诞生还很遥远,译本中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前后不一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布雷斯特德在其前言中明确地说,他尽可能采取了直译而不是意译的方式,而且也很少使用英语习语。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原文的本意,借助他在脚注中提供的各种相关信息,确定古埃及写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布雷斯特德在许多专著和论文中直截了当或者委婉地暗示,古埃及文明重新被发现和建构之后,不能再不加区别地把古希腊和古代以色列视为万能的分水岭,似乎之前尽是野蛮和落后,之后才开始有了辉煌的历史和理性的思想。在布雷斯特德看来,应当公正地评价重新被发现的古埃及历史和文化,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已经完成了冲破蒙昧、创造文明的业绩,为人类文明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雷斯特德倾注多年的心血,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和毅力完成这部鸿篇巨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埃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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