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终究还是要说自己的话

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三）

语言学上有语言与言语之分。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说话的材料和结构；言语则是语言系统的运用，是具体说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复古者除少数人，大多采用前人的语言，即文言，同时学习前人言语的修辞手段及精神风韵，但不主张袭用前人的言语。

刘勰强调向古人学习，然而从不提倡套用现成的古人言语。他在《宗经》中将圣人著作的优点概括为六条: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涎，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他要求学习古人言语主要就从这“六义”展开，而“六义”都是写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韩愈的思想也是这样。他虽然一再表示喜欢古人文辞，且从中得到很多借鉴，但是，他又说:“师其意而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他没有一头钻进前人言语的囚笼，在创作上力图有自己面目:体会前人标举的“道”，但要让它化为自己的精神，以己意出之；含咀前人言语的英华，终究还是要说自己的话。

宋代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反对孤立地、片断地学习古人言语，他说:“褚少孙学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子厚学《国语》，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他要求学习古人言语的妙处，把握其精髓，并自创新意。他又说：

古人文字、规模、间节、声音、节奏可学，惟妙处不可学。譬如技师塑木偶，耳目口鼻俨然似人，而其中无精神魂魄，不能活泼地，岂人也哉？此须是读书时一心两耳，痛下功夫，务要得他好处，则一旦临文，惟我操纵，惟我捭阖。此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学，难以笔舌传也[14]。

文章的“精神魂魄”来自作者的刻苦学习和灵活创造。学习前人的作品只领会其神情，勿慕仿其形迹。

明代李梦阳对古代写作之法“尺尺而寸寸之”,在模拟路上走得比较远，被人讥为“古人影子”，他甚至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再与何氏书》[15]）似乎否定了创新的意义。然而，他在《驳何氏论文书》中又申辩:

假令仆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周袭其辞，犹班圆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16]。

他仍然认为不能学做他人腔，优孟古人，要发之于一己之情，述说当今之事。

文学上的复古者一方面采用古人的语言（文言），以贴近古人，一方面又拒绝袭用古人言语，以保持自己的面目。尽管他们在借鉴古人言语中方法不同，程度不同，但极少有人愿学古人腔调，他们也因此在文学上有或大或小的建树。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形态，使文人保持着相对同一的意识，这是先秦以后文人坚守先秦哲人的理想——“道”及他们的语言—文言的主要原因。正因为这样，当五四运动的洪流冲垮了旧的社会秩序，千百年来文人孜孜以求的“道”被荡涤，文言也陷入了窘境，最终被淘汰。

不过，即使是在“道”与文言覆盖着的那个时代，社会虽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但仍以滞缓的脚步前行着，因此，“道”的理想的光辉并不能照耀每一个角落，文言也时时显出与生活的疏离。佛教并不以中国的“道”为旨归，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宣讲佛理的白话语录。宋吸收了佛学的一些思想，也有人采用了白话语录体。宋儒讲求“心性”，虽然仍追求“道”，但尤重自己心性所得。他们认为，只要体验日常生活，便可从中获得心性上的真谛，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日常的口语，即白话，比运用文言更自然一些，也更符合他们理论逻辑，因为文言毕竟是先秦的语言，后人运用它，就成了一种外的力量，它不可能真实、自然地显示“心性”。其实，在被视为承绪道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那里，也存在着“道”、文言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中唐终究不是先秦，先秦人的“道”与生活在中唐的韩愈当然有距离，读先秦人的文章，会感到“道”的理想真正地渗透进了当时人的血液，它也是当时土壤上的合理的存在，而文言又是那时的口语，也就是最自然的语言，因此，“道”与文是融合的。而韩愈所面对的“道”与文言都来自前人，与所处的生活现实有距离，这使得他的创作受到一些限制。拿他的《原道》与先秦论“道”的散文比较，就可感到它内容苍白，味同嚼蜡。他用“神圣”的文言去写不太“严肃”的、生活气息较浓的《毛颖传》，无法被一些人接受，原因也在这里。

北宋的古文家苏轼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朱熹指出: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17]。

朱熹认识到，“道”与文应是一体的，“道”从心底自然流出，文是它的写照。因此，文就是“道”。一些古文家的缺陷在于，将“道”与文分别开来，然后又将它们结合一起。“道”与文只能是生来就为一体，“道”即文，文即“道”，而不能生硬地捏合。然而，朱熹没有指出，构成文的语言—文言作为前人遗产，有时并不能成为后人心灵化的符号。当后人运用文言时，就已经让言语（文）以及与它一体的“道”远离心灵了.不过,就在上面所引的朱熹的这段话里也可以看到一些白话，或许朱熹正是用自己的写作实践（言语实践）表明了对文言的态度。

总之,文学上以先秦的两汉散文为范式，语言学上以文言为长久的书面语，这二者实是一个孪生体，而孕育它的母体观念则是:“文”即“道”，复古论者希望以古文、文言将自己送返先圣之道。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

注:

[13]《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四部丛刊本。

[14]有正书局石印本《文学津梁》。

[15]明万历浙江思山堂本《李空同全集》卷六十一。

[16]同上

[17]清光绪刊《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