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雨中的齐梁余音：丹阳、句容南朝石刻考察记

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文选》研究”和“中国中古经学与佚籍”两门课程的“福利”，出城去考察丹阳和句容南朝石刻是早就规划好的事情。今年天公不作美，预定的周日（2018年4月22日）忽然朝来寒雨。“古谚”云：“有一种猜不透，叫做南京的天气”，南京地区的气候反转，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过天朗气清是六朝，江雨霏霏也是六朝，我想如果不曾在江南的雨中访古，可能才是最遗憾的事情。于是到了早上八点半，虽然雨有越下越大之势，但童岭老师和魏宜辉老师还是带着四十多名同学上了大巴车，冒雨往湿漉漉的“齐梁故里”（镇江丹阳市）驶去。

天禄、辟邪、麒麟与飞马

在出发前两周，童岭老师就布置了考察的“预习书”：《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罗宗真《六朝考古》、曾布川宽《六朝帝陵》、藤井康隆《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等等。同时提醒我们在考察丹阳、句容石刻时，留意与南京石刻的比较。

六朝陵墓前的石刻，最典型的形象是一种“神兽”，关于“神兽”的名字，有石飞马（张璜《梁代陵墓考》中称之为石飞马，或许认为梁代陵墓前神兽与唐陵前石翼马是一类）、石狮子、麒麟、天禄、辟邪诸多说法。朱希祖考证认为，一角为天禄、两角辟邪，麒麟、狮子都是俗称。（民国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这样带角带翼的神兽，汉代就有，南阳东汉宗资墓前的一对石刻，就分别刻有“天禄”和“辟邪”的字样，这则材料也是朱希祖为石兽正名的主要证据。

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在《六朝帝陵》（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4-77页）中则认为，南朝帝陵的石兽应当称为“麒麟”，是一种镇墓兽，与之作用相同的是王侯墓前的“石狮子”，唐人将其改称为“辟邪”，而麒麟的形象在唐代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曾布川宽在他的著作中，还是最经常谨慎地使用“石兽”这个名词。

兴安陵、建陵、修陵和庄陵

齐明帝萧鸾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建陵、梁武帝萧衍修陵和简文帝萧纲庄陵的陵前石刻，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每两处相距不过几百米，因为分布比较集中，这里似乎被修成了一个遗址公园，以方便保护。周围是一片苗圃，我们下车的时候正下着大雨，这里平时似乎就人迹罕至，这样的天气里，自然就只有我们这一群访客了。

齐明帝兴安陵前的石刻毗邻一个小池塘，民国学者朱希祖带队考察的记录中说，“陵东向，仅存石麒麟一”，又说“存石麒麟一，在陵右，一角”（《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111页）。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石刻有一对，一件保存较好，不过腿部以下是今人修复，线条远没有六朝时候灵动，另一件残缺得厉害。石刻淋了雨，反倒像是加了一层增强对比度的滤镜，花纹都清晰可见。

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石刻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有一对石麒麟、一对石柱、一对石龟趺和不知用途的柱础，分列两侧，中间一条小路通向树林深处，如果这两侧的石刻从来没有被移动过的话，那么小路（即应为神道）的尽头应该就是萧顺之的陵墓所在。据《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石柱上的石额早已掉落，民国时代被移至丹阳城内的公园，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

六朝陵墓神道上的石柱极有特色，卫聚贤在为清末学者张璜《梁代陵墓考》所做的序言中称之为希腊式石柱，并且推断与南朝崇佛，间接从印度引入了希腊文化。（张璜撰：《梁代陵墓考》，第9页）不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学锋老师分析，这种望柱上的绳索纹并不是希腊柱的特征，而是看起来像绳子捆起来的一根根木棍，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标”。如《晋书·惠帝纪》载：“六月壬寅，葬愍怀太子于显平陵。抚军将军、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阳陵标。”

梁文帝萧顺之是武帝萧衍的父亲，他其实没有做过一天梁的皇帝，反而算是南齐的佐命功臣，几次救过齐高帝萧道成的性命。《南史》中关于萧顺之的记载虽然并不长，但萧顺之陵前的麒麟才不是没有故事的麒麟。它们是一对会动的石刻，《南史·梁本纪中》：“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不久后侯景于寿阳反。后来庾信在他的《哀江南赋》里写到：“北阙龙吟，东陵麟斗……天子履端废朝，单于长围高宴。”这并不是石头第一次对现世政治发出警告，曹魏时代的《魏受禅碑》后来忽然六字生金，《水经注》说“故曹魏六世迁魏而事晋也”，程章灿老师在《神物：汉末三国石刻志异》中详细讨论了这类石刻碑志身上发生的奇异故事。而更接近建陵会打架的石麒麟的，应该是十六国时期后赵时代的石刻，据说在一夜之间，石虎宫殿外的古圣贤石刻忽然变成了胡人的样子，头都缩进了肩膀里。

虽然中古时代的史学家们总是严肃地把这些灵异事件记载下来，但是无论是石虎还是萧衍，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读懂过上天的预警。修陵就在建陵北，依据史书记载，这座陵墓是梁武帝生前营造，原本南齐永元元年，梁武帝妻子郗氏葬于此，武帝践祚后追尊为皇后，改造为修陵。修陵的石刻只剩了一个，较为完整。可以清楚地看到麒麟头上的两个角，告诉后来人它的旧主人是帝王。

梁武帝活了八十多岁，是个长寿的皇帝，本来抢救一下可以活得更长，结果被侯景活活饿死，他既是一个王朝的开创者，也是这个王朝断送者，这样的矛盾集中在一人身上，似乎让他更有悲剧色彩。

更悲剧的可能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简文帝萧纲。萧纲原本并没有继承大统的心理准备，可是中大通三年，著名的昭明太子萧统意外去世，萧纲于是成为太子，在梁武帝死后即位，不久后惨死在侯景手下王伟、王修纂手中。庄陵本也是萧纲妻子王氏之墓，王僧辩平侯景乱后，将简文帝葬于庄陵。丹阳陵口镇的一对石辟邪曾被张璜误认为是萧纲庄陵的神道石刻，《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做了考证，认定庄陵应在修陵北，陵口镇的一对石刻仍失考。

庄陵石刻也仅剩一件，且残缺。但却是极有艺术气息的一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墓主人简文帝是个诗人的缘故。萧纲是被“土囊”压死的，陵前的石刻从腰以下残缺，总让我觉得是一种“互文”。不过看了这几处石刻，风格和南京梁代诸侯墓前石刻不同，就在于丹阳的麒麟腰要细很多。想到了“沈约细腰”，这被视为是齐梁风流的象征，但是麒麟的腰太细，则不易承重，就容易残损。萧纲文风轻靡，或许侯景之乱就是他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吧。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

景安陵在一个叫“虞家”的村子里，旁边有片不小的池塘。到时雨已经停了，在路边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两件石刻在一片农田里，豌豆开着白色的小花，就长在南朝石兽脚下。齐武帝的年号“永明”一共有十一年，是南齐一朝使用最长的年号，也是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非常的一个年号，以腰很细的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被认为是近体诗的发端，这个仿佛坐在豌豆和蚕豆苗中间的麒麟，倒是很符合永明诗人王融的诗句“坐销芳草气”了。这一时期，南齐政局比较安定，实力也相对强大。希祖先生访古时，只见到了一件石刻和一个柱础，当时的村民说另一件陷进池塘中去了。今天陷进池塘中的石刻也被打捞了出来，尚有长期被水浸泡过的痕迹。而朱希祖见到的柱础，我们却没有找到。

金王陈南齐失名陵石刻

这处石刻坐落于建山乡金家、王家、陈家附近，故命名为：金王陈南齐失名陵石刻。

这里的两只石兽，右麒麟保存完好，左麒麟缺下颏，并失去了三条腿，整体风化严重，染上青苔。石兽头后引向上，体躯较长，重心较高，整体虽较为瘦小，但气势不减。

该处的墓主人是谁呢？该墓的发掘报告指出，墓主可能是明帝之后即位，随即又在永元三年（501年）被废的废帝萧宝卷（东昏侯）。但曾布川宽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此处应比定为兴安陵萧鸾之墓，而前述与建陵、修陵、庄陵并列于一处的“兴安陵”石刻则被其视为梁朝最后一任皇帝敬帝萧方智陵前之物。此处姑且提及，聊备一说，有待后来学者考证。

丹阳两处失考石刻（烂石弄、水经山村）

关于神兽身份究竟为何，前文已有所讨论，日本学者曾布川宽认为，在南朝的陵墓中，实则是麒麟、狮子、四神三种神兽共存，以“辟邪”言之，是从作用上的统一称呼。通常在帝陵中，麒麟作为镇墓兽，而在王侯墓中，有鬃石兽被称为狮子是比较合适的。丹阳两处失考的石刻在形象上就与狮子更为贴近。

两处的失考石刻均分布在经山山麓，相隔不过数十步。《乾隆丹阳县志》：“经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昔有异僧讲经于此，故名。上有金牛洞，一名金牛山。今土人名经山为旱经山，而以其东南五里之支山为水经山。”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有齐一代的君主，均葬于经山侧，如齐宣帝、高帝二陵，在经山西南；齐景帝陵，在经山南；齐武帝陵在经山东；齐明帝陵，在经山东南。此外，文惠太子、竟陵王、文献王墓据文献记载也应都在此山周围。如果说丹阳是南齐故里，那么经山可谓是兰陵萧氏最为青睐的风水宝地。

两处文物保护碑一题作烂石弄南齐失名墓石刻，一题作水经山村南朝失名时刻，上方的“丹阳南朝陵墓石刻”笔法古朴，蚕头雁尾，值得细细赏鉴。大约也是名家所为。

烂石弄的石刻有两只，一只大体完好，还有一只已残破不堪，只余下半身。朱希祖先生前来调查时，两只石兽“因身埋土中，仅露头部，无可测量”，说明头部仍在，谁料到一百年间竟磨灭如斯。

较为完整的那只石兽大体完好，但显出一些风化的痕迹，尤其面部，已有些斑驳。相比于常见的南朝石刻，这只石兽显得“娇小玲珑”，呈蹲踞姿态，张口吐舌，头略朝左，后半身着地，仅靠前腿支撑起上半身。与上一座失考的石兽相比，胸部没有那般突出，腰身也呈下沉姿态，胯部较窄。少了曲线型的身姿，多了一份稳重感。若不是两边的翅膀，说是哪座办公大楼旁的石狮子，兴许也是可以被相信的。的确，这座石兽具有更多的狮子外形特征，仔细辨认之下，从脑后延伸至肩位置处的蜷曲的鬃毛，从底部上翘并贴至背部的尾巴，都可以看出以狮子为原型的痕迹。

相邻的水经山村石刻保有两座站立状的石兽，保存较好，风化痕迹较少，翅膀纹理历历分明，爪部脚趾清晰可鉴。同样是张口吐舌，挺胸抬腰，多了一份矫健豪迈之势。比起烂石弄的石刻兄弟，显得更敦实，雄壮。

既然狮子作为王侯身份的镇墓兽，那么对应的具体身份是谁呢？

这里存在有齐前废帝郁林王、齐后废帝海陵王，和齐废帝东昏侯宝卷、齐和帝宝融两种说法。朱氏父子认为，“考梁武帝长兄懿为东昏侯所杀，武帝既斩东昏，未必更以王礼归葬兰陵。”（《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166页），而“和帝”（即宝融）陵在姑熟，已有明文，所以东昏侯宝卷与齐和帝宝融的说法不大可信。郁林王和海陵王虽被明帝所杀，但以王礼安葬，归葬于祖茔左右，恰能自圆其说。曾布川宽亦赞同此说。

郁林王与海林王都是受制于萧鸾的可怜之人，虽为皇帝，实则憋屈不已。郁林王萧昭业金玉其外，好金钱美色，父亲文惠太子去世时每每临棺痛哭，回到寝宫则欢笑极乐，他曾说：“佛法言，有福德升帝王家。今日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酤者百倍矣。”贵为九五至尊，却也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忧，可见皇帝也是一份危险差事啊。

环绕着一座经山，长眠着的是短暂23年国祚中的南齐诸位帝王。如今稷麦初熟，唯有农人来往，寂寥且安静。正是江南暮春深时，六朝如梦鸟空啼。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

齐景帝修安陵位于丹阳县东北17公里，经山支脉的水经山南的仙塘湾（俗称鹤仙坳）的山岗的南麓。

萧道生在历史上的着墨并不多，见于《南史·始安贞王道生传》，在刘宋一朝只做到奉朝请的位置。惟一令人留意的是他的儿子即是残酷好杀的明帝萧鸾，也正是因为萧鸾成功上位，才将其父亲追为景皇，陵曰修安。可以说，这座陵体现了萧鸾欲向世人彰显其权力的野心。或许也正因如此，此处的石刻十分精美，融矫健与精致于一体，雄健而瑰丽。而且十分难得的是，这里的石刻保存的非常完整，两只石兽昂首挺立，挺胸凸肚，腰部上抬。双眼圆睁，一条长长的大舌头下又分出数条长长的颌须，飘荡动人，十分神气。跨越一千五百年的时光，仍矫首而视，目光炯炯，散发着属于兰陵萧氏的光彩。

朱偰的《六朝陵墓总说》中记载：六朝帝王陵寝，其前左右，皆列石兽。左者双角，右者独角。（《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177页）仔细审视，诚如所言，左麒麟的双角琮头顶向后延伸，宛如少女的发髻，右麒麟的一角清晰可见。

曾布川宽还指出，右石兽伸出右肢，左石兽伸出左肢，会有一种被面前伸出的前肢阻挡的感觉。这也被他当作判断石刻年代是否为南齐的一个指标。

草木幽深，两只石兽一足前迈，散发着生人勿进的气息。千百年来镇守此处。自古而今，日夜皆然。

 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

萧承之，齐高帝萧道成的父亲，葬于丹阳县北三十里胡家桥北狮子湾。一路走来，阡陌遍野，四月底的时节，油菜花谢了多半，田间却零星点缀着野蔷薇、豌豆花，颇有野趣。

关于此处的墓主究竟为谁，朱氏父子与曾布川宽有不同见解。在狮子湾附近数百步还有另一处石刻遗址，赵家湾石兽。朱希祖调查时，赵家湾尚存两只无头神兽，时至今日，已不复存在。

以朱氏父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狮子湾是齐宣帝的永安陵，赵家湾是齐高帝的泰安陵。但曾布川宽以为，按照南朝尚右的观念，位于右侧的赵家湾墓应是身为父亲的齐宣帝萧承之，而左侧的狮子湾墓才是儿子齐高帝萧道成。如果诚如所言，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乃是萧道成之墓，而萧承之陵前的石刻则永远消失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了。

无论是萧道成还是萧承之，这里的石刻都代表了当时特有的艺术风尚。

失去头部的石兽非但没有削减其魅力，反而更多一份异域气息。雄壮的肢体孔武有力，令人联想到狮身人面像等存在，又如执干戈而武的刑天，虽然所要守护的墓已不存，仍尽忠职守，护卫一方安宁。

齐宣帝永安陵考察结束后，大巴离开丹阳奔赴句容。途中用时约一个小时。

梁南康简王萧绩墓

位于句容石狮村的梁南康简王萧绩的墓前石刻是本次考察对象中受保护状况最好的，公园四周设立了铁丝网，石兽神道周围也被圈起，不容许靠近。不禁令人感叹，千年之后风水轮流转，正史上并未留下深刻痕迹的南康简王萧绩反而获得了比起父亲梁武帝萧衍规格更高的待遇。

萧绩是梁武帝的第四子，生活俭朴，少有聪惠之称，可惜身体不好，逝世时年仅25岁。《南史》记载：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梁书·武帝本纪》无大通三年，传所谓大通三年，即《本纪》中大通元年，当从《本纪》，其葬亦当在此年。

墓前有两个石辟邪，两个神道石柱。石兽尤为壮大。比起南京所存的石刻，如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石刻，还要巨大。比起南齐精致的风格，别有浑朴之美。

除两只石辟邪外，公园内还分布有两个神道石柱。神道柱保存相当完好，两面对峙，尤为难得的是柱顶的小兽也得以完整保存。梁代石柱往往于圆盖之上蹲立小兽。多数情况下，在千百年的风吹雨淋中，极有可能被雷电击落在地，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可以留存。此处是一例，南京萧景墓也是一个保存完好的例子。

神道额铭上刻有“梁故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康简王之神道”，但左阙须从右往左读（顺读），右阙从左往右读（逆读），其中从左往右的碑文书写方式这就是被称为“左书”的特殊现象。张璜在《梁代陵墓考》中指出“古时墓碑上，此种别致碑文实少见也”。（张璜著《梁代陵墓考》第56页）此类由左而右的书法，大概是从梁朝开始运用在墓园的碑志上。这样的体制对唐代及后世仍有影响，如狼山的王法石墓碑，宋代虎丘山碑文等。

何以会形成这样自左而右的左书呢？我们知道满洲文字是自左而右的，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书写方式也是自左而右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仍是较为少见的特殊现象。不由得猜测，喜好形式主义的南齐皇室是否要在墓碑形式上也要追求一把极致的对称美呢。

除了“左书”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碑刻现象——“反书”。吉梦熊在《丹阳县志》中记载：“余考梁庾元威一百二十体书，载反正书者，大同中，东官学士孔敬通所创。乃知反书系百二十体之一，系当时制，方造书之时，已无有识者，百年之后孰从而辨之。”而童岭老师所著《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曾有一章以萧子良的《篆隶文体》为中心探讨南齐建康皇室的学问构成。其中提到43种书体，透露出字书是为当时皇室和民间重视的技艺之一。就此看来，也许不止梁代，这也是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的一种体现吧。

晚唐诗人张祜特爱丹阳曲阿地，曾有“人生只合扬州死”的慨叹，中古时期社会的扬州，实际的辖区大约以今日南京为中心的辐射区域，而他最终果然终老丹阳。他曾在《上元怀古》中写道：“文物六朝兴废地，江山万里帝王都。”江山万里，如今都归于黍稷菽麦，归于暮春的苍翠碧色，惟有黄鹂声声，诉说着千载以前的齐梁余音。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生，文中图片未注明出处者，均为梁爽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