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里的数字鸿沟：以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微信中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最开始是指数字技术的拥有者以及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或差异，即人们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可及性上的差异，被认为是“第一道数字鸿沟”。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第二道数字鸿沟”，即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上的差距，指使用信息资料有关的行为，包括对软件的熟悉程度和对信息搜索的能力等。目前，部分学者们开始关注第三道数字鸿沟即信息资源和知识方面的差异，即信息意识（information conscious）使用者判断信息究竟是否有价值的能力。有学者认为具有良好教育水平不和信息素养的人能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获得自己所需信息，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面对夹杂英文的网页、复杂的操作系统和文字处理软件时往往手足无措。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更倾向用互联网去获取信息，而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用互联网来获得娱乐。可见，在以往数字鸿沟研究中，强调社会阶层、区域差异、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异，也有按照年龄组进行的分析，但尚缺乏从网络行为主体时间感受的角度给予关注。而以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正是以重塑时空关系为重要切人点，实现对社会互动、实践取向、话语体系、权力结构等一系列社会行动的变革。因此，将时间的框架纳入对人们网络实践理解，是理解数字鸿沟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为一项可以安插在不同移动设备中的互联网终端产品，微信具有同质性和标准化操作；而作为负载信息的传播者，其传播的信息、互动范围与模式，及其对微信使用者的影响，具有天生的异质性。

微信实践所依附的社会限定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微信使用者所具备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状况，直接影响着微信互动的信息内容；二是人们所正在经历的不同生命时间，推动着信息处理的行动和意向导向；三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生命时间的交互作用，在微信使用者线上与线下的穿梭中转化为实践者构建现在与未来关系的行动能力。在这里，由社会网络、教育资历、权力关系等共同构成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微信使用者的直接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微信使用者的社交网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在信息内容上的社会分层。而微信使用者所正在经历的生命时间，则是暗含其中从时间角度的理解。

大学生与次级社会群体互动最频繁，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初级社会群体

微信嵌入在具有超强便携性和移动性的手机中，微信使用者随着添加更多联系人，不断卷人微信朋友圈中，形成两两互动、单中心星状互动、 多中心网状互动等模式。冯锐对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网络社交以及兰普 (Lampe)对Facebook网站的研究发现一致，在网络社交中，使用者更多的是与现实生活中结识的人交往，而非陌生人。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社交圈中个体的特质差异很大，大学生社交软件中的“好友”大多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拥有良好的社会文化资本；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 “好友”大多是初中或中专毕业。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互动最频繁的人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学生工作组织的同学或实习中的同事，这些次级社会群体成员，而与家人的互动并非首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中互动最频繁的是 家人、同乡、小学、初中同学这些初级社会群体成员。此外大学生的交往之中存在大量短期性和临时性的交往，如小组作业、某次活动策划群等，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中却较少呈现出此类临时性、阶段性的交往。

受访者史茜的微信中目前有34个群聊，12个群和学生组织有关，包含了学生组织的大群、部门群、小组群、各部门负责人的群以及组织中不同的活动策划群，5个是兴趣群，5个是不同时期参加的活动群，2 个是近期的小组作业群，大学生们依据明确的任务、兴趣等以信息交换、任务的完成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相对固定或临时的交流群体现的是个人为本位的边界清晰的团体格局。

从网络社交的对象、互动的频率来看，微信反映的网络社交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投入，并不是有学者认为的网络社交呈现了匿名性和不等性，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全部或者部分隐藏自己的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外貌特征、信仰、民族、社会地位等），人的一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网络上可以被“剥离”。相反，微信可以通过验证接受邀请、自主建立微信群等功能，直接体现微信使用者对互动对象。

大学生“枝杈型”社交，新生代农民工为“直线型”

微信互动作为社会实践的样式之一，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抽象存在而是紧紧依附在实践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环节。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素养对人们的微信社交有着直接影响。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孩子拥有的网络技能越丰富。城市出生的大学生上网的时间会更多。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更倾向用互联网去获取信息，而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用互联网来获得娱乐。

可见，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在不同社会资本和生命时间的交互作用下，微信社交活动在其各自生活格局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以微信为代表的微生活，在大学生那里不仅起到娱乐、宣泄的作用，还真实地提供着各种线下交往与机遇。同时，这些通过网络、微信社交获得的机会又呈现出“枝杈型”状态，即多节点、多可能性特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微信通常停留在初级社会关系群体互动和娱乐层面，对于其职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未来计划很难产生实际影响。其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基本处于在线性发展的现实轨迹上，既不像传统社会的循环模式，也与大学生特定生命时间里正在经历的“枝杈型”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不同。

案例：从朋友圈一篇文章所获得的成长机会

BR大学的大四学生王杨讲述了自己从关注微信的朋友圈中转发的一个文章开始，如何无心插柳柳成荫地不断获得一连串发展机会的。

1.获得信息

2015年一二月份，王杨在朋友圈看见很多人在转一篇文章“你看到的学生会干部是这样的，其实他们在背后是这样的”。他看文章选题很好，配图很出彩，加之在本科期间一直担任学生会干部，对文章内容深有感触。于是他就去关注了这篇文章的推送公众号——首都高校传媒联盟（以下简称“首媒”）。除了觉得这篇文章本身不错以外，王杨关注“首媒”的公众号还有以下原因：

“在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前，我曾经想过，我当时大三，等到大四的时候，校内的学生组织都该退了，大四保研之后能不能还有机会做与宣传相关的学生工作，那以我之前的学生工作经验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市层面找到一个类似的组织、社团。当时只是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想法，至于具体去哪里找，干什么，能不能做，我也不知道。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公众号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想去做的。’王杨本科期间做了大量的与宣传有关的学生工作。虽然王杨是经济学专业，也认为自己有很大可能会从事金融类工作，但是因为对传媒类活动抱有极大兴趣，并不否认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当其碰到这样的机会时，便会抱着尝试的态度主动参与其中。

2.信息验证

王杨在关注了 “首都高校传媒联盟”的公众号以后，往前翻看了这个公众号发布的信息，觉得这应该是北京市层面上的校园媒体组织。但当时他并不能完全确认这个组织是真是假，虽然公众号的名字很“唬人”，推送的信息质量也不错。此外也很难断定这个组织是不是商业性质，如果是商业组织，那就和王杨最初的期待相差甚远。但是之后很快有机会让王杨完全确认了这个组织的性质。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了 2015年的三月份，首都高校传媒联盟的公众号推送了他们的主席团换届，当时要选第八届主席团，正好我们校有一个人去参选。我的朋友圈里面也有一些同学在帮这个人转，帮他拉票。此时我就确认这是一个真的公众号，真的学生组织，不是骗人的，也不是什么商业组织。”

3.发展机会

2015年4月，王杨在首都高校传媒联盟的公众号中看到了他们面向全北京市的高校公开招部长和副部长的通知，正如上文所说，主席换届只列出了主席候选人，他没有机会参与，也只能“围观” 一 下。但是公开招部长，王杨就有了参与了机会。他决定去尝试，一路过关，通过面试成为首媒的一名部长。2016年3月后，又成功留任副主席。加入首都高校传媒联盟之后，王杨在这个网络搭建的平台上认识了一群新的人，包括其他高校的学生、首媒的老师等，他又通过这些新认识的人分享的信息来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包括受中青报资助，参加基层考察等活动。

4.成长影响

在访谈中王杨也不断表示，加入首都高校传媒联盟对他个人的发展影响很大。首先在这个平台中他认识了北京地区的大学生领域中最优秀的校媒记者，“他们是北京高校的新闻行业中最优秀，最有活力，最有梦想的一群年轻人，也是在大学生新闻领域的精英；这样的一群人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并且他们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是无法预期的”。王杨在首媒的活动中学习到了一个专业的公众号是如何运作的，其中文章的选题、布局、排版等是他之前未接触到的。首媒的工作中有大量的釆访工作，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这对于个人的社会交际能力有极大的提升；在首媒有许多去各地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他更敏感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从而加深对社会的理解。

王杨的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学生通过微信社交，以“枝杈型”路径，寻找发展机会，感受现在，面向未来的模式。在这里最能体现其生命时间特征的环节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王杨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使用网络社交的具体目的和确切的人生规划之间的关联并不清晰。因为，在他的生命时间里，尚未出现正式职业。他的突出诉求是提升自身能力。而首媒平台的工作直接的影响在于通过具体社会实践、考察等活动，开阔视野，以参与的方式帮助王杨理解现代社会强调的分工协作含义以及多元多层级的社会存在状态。

第二，在实现策略上，也是不稳定的。比如起初只是对一篇微信短文的关注，由此指向对公众号的关注，通过观察和多方验证公众号的权威性，继续尝试公众号提供的参与机会，通过这些参与，认识更多人，由此这个平台之外的社会考察、实践机会。可以说，绝大多数信息都是不可预测的。而行动主体面对这些机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也需要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进行审视裁夺。比如尽管参与首媒工作并不能直接有助于保研，这里要求行动主体承担决策风险。可以说，事件的发展每一步都不是下一步的必然前提，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网络实践主体的见识与价值观。

第三，和王杨在网络上互动的其他网络社交实践者，几乎和他一样处在同样的生命时间阶段，虽然这个阶段有着各种不确定因素，但是依托学校的组织和学生的身份，和王杨有相对一致的关注点，比如实习信息推荐、出国交流的机会、学生组织负责人的选拔等，并且这些信息往往通过公众号推送的方式来传达，共同的生命时间阶段，使得信息需求在社交中有更强的互通性与共享性。

第四，王杨以微信社交处理信息的方式，正是当前倚重数字技术管理时空关系的当代社会时间特征的反映。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我们走过了以计算机为中心的PC时代，现在是一个以软件为中心的网络时代，也是一个以服务为中心的云计算时代，还是一个以应用为中心的物联网时代。现在又轮到以用户价值为中心的大数据时代。”这段描述中，不仅显示计算机、网络、大数据技术上的发展，也突出了技术应用者的主体性地位，即面对丰沛的信息，网络主体、微信使用者对于信息获取、处理、实践的主动姿态。而这种主动态势，既是大学生群体作为知识精英能够适应当代社会时间根本趋势的表现，也是其形成“枝杈型”现在与未来关系的必要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朋友圈：以幽默与美文为主

与此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最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较少利用网络资源帮助自身发展。①他们认为微信、QQ这些网络社交工具就是好玩，可以和老同学联络感情，很少通过社交软件获得一些实用信息。他们关注的公众号也以娱乐信息和“心灵鸡汤”类信息为主。小欣，27岁，正在 四川做服务员的工作，她对自己关注的公众号有以下描述。

笔者：你关注了什么公众号？

小欣：乱七八糟的，有很多。搞笑的，像幽默与笑话集锦、每曰壹笑，下班了，没事的时候看一看，比较好笑，有意思。还有各种美文、散文之类的，如音乐美文微场景、每天进步一点点、励志网、做 一个有智慧的女子、唯美心情心语、女生该知道的那些事、那些路过心上的句子，还有一些跟咱那儿有关的，像宝鸡人、宝鸡微生活，里面讲的是咱那儿的事，离咱比较近。剩下的是一些讲穿衣服、化妆的，像每天教你扎头发。

笔者：怎么有这么多与美文有关的？

小欣：我觉得人家说的话，很有道理呀，读起来又通渐，听起来很有道理，咱自己又说不出来。

笔者：能举一个例子吗？

小欣：比如，“你再优秀，也总有人对你不堪；你再不堪，也有人认为是限量版的唯一”。一听就很有道理呀。

笔者：朋友圈、空间里面大家都发啥？

小欣：啥都有，生活感慨呀，心情呀或者转发的一些好的文章、 歌儿呀，就跟我发的（朋友圈）都差不多。

笔者：那朋友圈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实用的？能帮到你的？

小欣：帮到我，没有的呀，就是有一些笑话看起来很有意思，很好笑，其他的没有啥。

当问及另一位新生代农民工孙小玉是否会通过微信找工作时，她明确表示不会。孙小玉26岁，之前在外打工，目前正在老家带孩子，准备年底外出打工。

笔者：你下半年出去打工，咋寻工作呀？

孙小玉：没想好，到时候看，咱这儿这么多人到外头打工，到时候问问人家，有合适的介绍一个。

笔者：你会通过微信上的消息找工作吗？

孙小玉：咋可能，咋能到微信上找工作？

笔者：为啥不行，我找实习、工作就看微信的消息。

孙小玉：那是你微信上有，我微信上没得。再说，我寻工作和你们这些大学生不一样，大学生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大单位，不管哪里看到的消息，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是真是假了。我寻的都是小厂子，网上都查不到信息的。万一相信了，直接跑去就很容易被骗的。你看咱这儿，每年都有带队领人去新疆（打工）的，哪个不是到人家屋去，当面说清楚，说好后留下定钱。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利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软件来获得就业信息。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同样使用微信进行社交，但是他们社交的范围并没有因此得到实际的拓展，稳定的交往仍然更多集中在老乡、同学、亲戚、朋友等。其线下社交投射在微信网络、朋友圈中，很难提供这样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很多需要临时劳动力的企业，未必有通过网络、微信方式，跨越时空地自证其合法性的能力。有学者在研究农民工网络搜索就业信息时，亦发现面对信息爆炸时代，农民工难以在杂乱无章、真假难辨的信息中筛选出合适的岗位。

（本文整理自中国社会学科出版社出版2018年4月上市的《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由赵旭东、刘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