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沙家浜》，寻访芦荡里的峥嵘岁月

文图/应志刚

江南细雨如丝，蓝布衫的船娘轻摇一叶小舟，糯甜的音腔里透着江湖的豪迈，“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沙家浜的女人柔情似水，柔情里显着笃定，就算兵荒马乱里，也觉着令人安心。

我在大雪时节走进常熟。

江南不曾飘雪，却有金戈铁马入梦。

阳澄湖支流走过的沙家浜，时光静慢。

峥嵘岁月的铿锵音符，在盛世华年，流淌成一曲英雄的赞歌，令人回味、令人击节。

1939年5月，新四军六团团长叶飞率“江抗”挥师东进，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形成了苏常游击区。

后为顾全抗日大局，“江抗”于1939年10月西撤。

“江抗”撤出后，在阳澄湖畔留下了一所后方医院和36名行动不便的伤病员。

他们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掩护下，一边医治伤病，一边与日伪军巧妙周旋。

这便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发生的背景。

沙家浜镇芦荡村，这里是芦荡火种积蓄力量的地方。

80多年前，这个阳澄湖畔的小渔村，曾经是沙家浜芦苇荡的中心地区，也是后来组建的新“江抗”前进袭敌、后移休整的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村上有新四军的印报所、修枪所、后方医院。

在芦荡村黄桥宅基，有一座三开间的农家老屋，这里是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后方医院”。

说是后方医院，其实就是“堡垒户”的家。

日伪军一来，群众和医护人员就带着伤病员一起转移，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以及湖中的小船，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

门板一架就是医疗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房。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密密的芦苇荡中。待敌人走了，再将伤病员接进村子。

新“江抗”副司令杨浩庐，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断手臂后，就是住在这样简陋的医院里，用“柳条接骨”的土办法治好的。

这处“后方医院”的主人，名叫孙大生。村子里至今还流传着他智斗鬼子兵的故事。

1940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在村口担负警戒的孙大生急匆匆跑回来，“鬼子要进村了，快撤！”

此时，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护士和医生去邻村“巡诊”了，孙大生家里还住着6位伤员。

在将伤员紧急转移到芦苇荡之后，孙大生回到屋里，将遗漏的棉球和药水瓶倒进屋后的水塘里。

不想，刚倒下去，这些小瓶和棉花球又都漂到了水面上。

情急下，见水塘边有一堆青草，他随即把青草撒在水塘上，刚好把这些东西遮盖住。

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几个鬼子已经端着枪冲到了跟前，把明晃晃的刺刀架在孙大生的脖颈上，用夹生的中国话恶狠狠地问，“新四军伤病员的有？”

孙大生摇摇头说：“没有！”

鬼子不死心，在孙大生家里翻箱倒柜，又押着他四处搜索。

在河边，鬼子指着一条船沉着脸问：“那是什么船？”

孙大生一看，身子不由凉了半截，那是新四军修枪所的流动船，说不定船上还有修枪的工具和待修的枪支。

孙大生很快镇定了下来，随口答道：“那是瞎子的算命船。”

又说：“算命先生就在附近，不妨领你们去看看。”

鬼子跟着孙大生来到一间独脚屋，里面果真坐着一位瞎眼老头，鬼子见里面又脏又乱，才摆摆手走了。

村里还有一处船码头。

这里曾是新“江抗”战士出征，以及转移伤病员时，乘船使用过的码头。

依着码头，有一个竹篱笆围起来的“阿庆茶馆”。

茶馆的主人名叫黄俊庆，他家的茶馆是新四军地下联络站。

当时，沙家浜镇境内茶馆有34家，每个茶馆都是新四军的联络站，在整个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组成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

一旦有敌情，就能通过董浜涵芬阁茶馆，传递到古里陆二嫂茶馆，再传递到其他茶馆，直至陆巷和太平桥茶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江抗”司令夏光是阿庆茶馆的常客，逢年过节就在茶馆里为附近百姓写春联。

如果部队有行动，就在茶馆里组织船队，为出征的将士壮行。

在夏光晚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就提到了阿庆茶馆和老板黄俊庆。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华夏正当盛世。

在峥嵘岁月涌现过阿庆嫂式人物干桂宝、小交通员孙大生、“红色掌柜”黄俊庆等英雄人物的芦荡村，如今处处好风光。

步入村庄，一栋栋富有江南水乡风情的农家别墅，沿着宽阔的道路，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白墙黛瓦与小桥流水相映成景，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古老的村庄，虽不见树下悠然落棋的闲雅，或是花间醉酒的逸致，却见绿水萦绕白墙，红花洒于青瓦，同样是道不尽的温婉与柔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