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奥数天才坠落了吗；“外卖小哥”群像

奥数天才坠落了吗？

“付云皓——这个曾占领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高点的、备受期待的奥数天才——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意外地在学术界消失了。天赋曾经给付云皓带来过好运气，又让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吃尽苦头。”《人物》杂志的一篇特稿《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在本周引发了巨大热议。文章讲述了曾经的奥数天才付云皓的故事，他一路奔波于奥数班与奥数竞赛，顶着神童的光环被报送至北大，然而却在大学时代沉迷于游戏、未能顺利毕业，最终坠入到平凡人的行列，成为了一名二本师范院校的助教。《人物》记者以哀叹和惋惜的口吻，书写了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就像开篇那句引文所提示的——比起他本来可以成为的那个人，付云皓是一个失败者。

文章在开篇便勾勒出这样一个颇为讽刺场景，一位发胖的二本院校数学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初中数学，而这些内容对于将成为小学教师的本科学生而言，似乎有点太难了。而这位老师曾两次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的满分金牌，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他所教授的这些内容，自己在小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

通过大量的侧面采访，对比付云皓北大数学系同学们今日在西方名校的学术征途，和他在人生巅峰时期曾取得的成就，一个当下“中年发福”、“庸庸碌碌”、“郁郁寡欢”的形象跃然纸上。记者对这一“悲剧”形象的剖析，引导读者思考我们的奥数班、竞赛体系等“天才制造工厂”机制，让少年得志的神童难以全面发展，最终走向了“坠落”。

当这篇重磅非虚构在社交网络迅速流传之际，付云皓在知乎的一篇自述《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在脚踏实地处》立即反转了舆论。付云皓在自白中指责记者在多日采访自己后，却在写作中几乎没有呈现自己的声音，而是刻画了一个周围人眼中的自己。并且立场先行，把受访者的故事置于一个“失败”的框架之中，让其自身对自己现状之理解、成败之感受完全消音了。事实上，在付云皓自身的感知中，自己正稳稳当当地一步一个脚印踩在基础教育的道路上，过得快乐而充实。

不过文章最严重的问题，在付云皓看来，在于文章所传达出的价值观——该篇文章预设着，优秀的人从事基础工作，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得过IMO冠军的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的征途就一定是高等数学的星辰大海，而不是给一群“二本师范生”教初中数学知识。这事实上暗示了，“学术研究是上品，普通工作都low，给二本师范生讲课，更加是向着地心加速靠拢。如果一个曾经很成功的天才在后来没有做出经天纬地的成就，而是平平淡淡地生活，就是失败。”

付云皓在自白中指出，一方面，或许他并未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但是他在尽自己的力量，让初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有水平——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让尽量多的孩子受到正确的引导，便是他当下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记者笔下付云皓在学术界的“消失”，似乎暗示着一名普通教师与学术的绝缘，暗示着教育方向与学术研究是两条平行线。在付云皓看来这是专业的歧视。“我认为学术研究不在殿堂之高，不在噱头汹涌，不在专业名称有多‘学术’，不在经费充裕或者有没有所谓的‘关系’。我认为学术，就是学术本身。”付云皓写道，而他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会在学术上有惊人的突破，但是对于学术的追求却没有一刻会懈怠。

《人物》杂志不只一次生产出爆款价值观先行的争议文，前有庞麦郎，后有付云皓。记者所“先行”的价值，无疑是《人物》杂志就其读者定位所传递的价值，即城市中产阶层的主流价值。媒体人叶伟民认为，这是一种价值观暴力。他在《<奥数天才坠落之后>一文，问题到底出在哪？》中指出，在一个理想状态的社会，一个遵纪守法的奥数冠军，大可想考哈佛就考哈佛，想回家种田就种田。然而但在中国，会有无数“枷锁”阻止你选择后者，这些“枷锁”生生不息，代代循环，成为文化规制里最顽固的一环。病态的“神童”崇拜思潮和严密的“天才”制造工厂，它们由神童传说、极度困苦的励志故事、家长崇拜、兴趣班、奥数、名校、闪耀的头衔、世界级名声所组成，最终变成一种全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暴力。

“外卖小哥”群像

自从外卖行业日益发达，“外卖小哥”也不时登上媒体头条。他们的生活情境与劳动状况也是大众媒体格外关心的话题。5月4日，美团点评发布了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合作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为这一群体勾勒了一份数据画像。

数据显示，“外卖小哥”这一行业的确以男性就业者为主，但女性也正在日渐加入。目前为止，美团的外卖员中有10%的女性，而其中几乎全部（97%）都采取的是灵活就业的“众包”模式，这是因为女性有照顾家庭的需要——在所有骑手中，约62%已经结婚，而已经结婚的骑手中，87％都已经有孩子。“男主外女主内”的就业模式似乎在这一行业中也仍然流行，但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也为女性更多承担工作，男性分担家务劳动提供了一定可能。

美团外卖员的就业构成同样也反映了城乡和大小城市差别在行业中的分布。在抽样调查的外卖员中，大多数人的工作地点在一二线城市，占到80%，而越是离开大城市，本地人口从事外卖员工作的比例也大幅度提升。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大城市中，像外卖员这样的服务行业，基本上都是由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在数据中占到75%）所支撑起的。如何为他们在城市中提供就业、生活、学习，承认并尊重他们为城市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数据之外亟待考量的事情。

在产业结构上，值得注意的数据是调查中有31%的外卖员是“去产能”中转行的工人。在美团方面提供的例子中，邯郸峰峰矿区的一位工人就在产业不景气时拉上一群工友一起加入了“外卖小哥”行列。因而，以外卖员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业想来为第一产业从业者转向第三产业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

另一方面，和所有围绕着互联网经济展开的新兴行业一样，外卖员行业也以流动性高、工时灵活为特点。在调查中，很多从业者也认为这些因素时自己加入外卖一行的重要原因。调查中26%被访者认为上一份工作太不灵活而离职。此外，很多骑手还是兼职从事外卖行业。在以个体身份接单的众包骑手中，94%拥有其他收入来源。其中又有两种，一种主要作骑手，兼职其他工作，这种情况下骑手工作和其他工作收入大体一致，大多数在2000-4000元上下。另一种情况是主要作其他工作，兼职做骑手，其中大部分主业收入在2000-4000元，做骑手的收入则低于2000元。

这样的较为分散、灵活，兼职较多的就业情况，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活力，方便了就业；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为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调节，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提出了更多挑战。在网上，快递小哥因为派单的时间限制而赶时间“搏命”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对灵活就业下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次调查一方面提出了“外卖骑手群体是新青年的典型代表”这样的积极命题，但同时也佐证了先前社会讨论和关注的问题的确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