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非理性的……“诱惑”与困惑

四月青翠，五月殷红。“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虽然这歌声似乎已成为古老的歌谣，却仍然绽放着殷红的意象，荡人心坎的悲怆划破了五月的边界。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五十周年，从法国到欧美的许多媒体和学术机构已经推出了各种纪念性的报道、访谈和思想研讨活动。“五月”的见证者与研究者在回忆中重新捕捉那些曾经颤抖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中的气息，重新思考墙壁上那些涂鸦的含义，在巴黎、纽约、布拉格等地方“五月”没有被遗忘。五月风暴中的“让想像力夺权”口号虽然最终注定无法实现，但是这个口号的实质性成果是在精神上和人们的心灵中恢复了正义在强权面前的尊严，恢复了勇敢的行动与理想主义的真实联系，是对想像力与政治民主最生动的诠释。

在这时读理查德•沃林 （Richard Wolin）的《非理性的诱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阎纪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很自然就想起了他的《东风：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3月）。沃林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1968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政治思潮的走向：在理性的观念引领下，“参与式政治”的价值和活力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直接民主和诉诸基层参与的政治理念从精英治国的控制中逸出，重新恢复了结社与行动的民主准则，从而重新为法国公民社会注入活力。他很有把握地论证了，“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与“中国想象”，只是法国某些知识分子投射在屏幕上的他们自己的政治想象，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但这场运动本身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法国的知识分子及政治社会生活。当然，在他对“五月风暴”的历史评价中，已经包含有对理性、启蒙主义等重大观念的坚持与肯定。

《非理性的诱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力图揭示以尼采为滥觞与偶像的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成为纳粹法西斯的拥护者，挖掘后现代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关联。在沃林开列的这份被认为与法西斯纳粹思想有各种渊源关系或类似倾向的德法思想家名单中，包括尼采、荣格、海德格尔、斯宾格勒、施米特、赫尔德、伽达默尔、列维-施特劳斯、巴塔耶、布朗肖、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等，令人有“打击面”过大的感觉。而且严格来说，在个人思想与时代政治之间的更内在、更真实的联系，往往并不都可以在文本分析中全然捕捉和精确把握，不能排除某些在各种复杂语境中产生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语境中传播的时候，所产生的效应也难以用现实政治的标尺予以根本性质上的界定。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在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思想纠缠并非如沃林所表述的那么简单和截然对立，而且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并非只有一种可能和表述。尤其是考虑到理性本身从古希腊时代发展到近代所产生的变化之一，是价值理性的消退与工具理性的发展，对无限理性（infinite reason）的信念已迹近信仰的崇拜，马克斯•韦伯因此而从经验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中看到了时代的基本特征：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使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因此，在理性与非理性、启蒙与反启蒙的观念与历史之间，应有更为细致的脉络梳理与表述。

但是，沃林在本书中念兹在兹、反复强调的核心主题是知识分子的反理性、反启蒙思想必将导致与专制、极权的法西斯政治同流合污，或者至少是立场暧昧，给现实世界带来极大危害。这才是这部著作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思想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沃林看来，启蒙运动代表着理性、人道主义、批判性思维等价值观念，而最为荒谬的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现代极权主义政体反而是启蒙理性推动的结果，启蒙运动反而要为纳粹集中营、苏联劳改营负有直接的责任（374页）。

尽管从总体上说对后现代主义不能如此简单下断语，但是他指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内在矛盾确实存在，比如以享受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来攻击自由，声称是政治边缘团体的代言人却攻击为这些团体提供法律与政治保护的社会规范（374页）。而他对左派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也是一针见血：他们本应批判社会不平等和阶级不公正，但是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却紧紧盯着“理性”、“人道主义”和“现代性”（343页）。他在该书中论述的核心主旨可以归结为封面上的这句话：以虚无之名背弃理性，以幻灭之名颠覆价值，最终成为法西斯帮凶。只是在不同的现实政治语境中，背弃理性、颠覆价值、成为专制政治帮凶的原因可能远比虚无、幻灭更为可怕和黑暗。的确，现实政治语境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知识分子是否坚持理性和守护价值，关乎社会能否坚守最后的底线；实际上在这种语境中，非理性往往不是来自非理性本身的诱惑，而是来自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工具理性考量。这才是真正的非理性的“诱惑”与知识分子面临的困惑。

多年前，沃林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曾经坦诚地谈到他作为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与政治和各种“左派”的关系：“我主要通过演讲、写作、教学和政治发生关系。我和‘文化左派’、‘后现代左派’、‘学术左派’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太喜欢抽象理论了。我不喜欢美国左派的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反自由倾向，还有他们对体制的不信任。他们觉得体制都是坏的。我不认同这观点，我觉得体制、法治这些都很重要。在这些方面我和美国的左派没什么共同语言。”对理性的尊重和坚持，与对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使沃林在政治上既不会满足于高蹈的空论，也不会失去理性的独立判断而沦于从众的境地，他在坚持理性的立场上对左、右派知识分子从事政治的自以为是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作为左派的基本立场产生于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其中包含自由主义和尊重法治、人权。在后来的另一次媒体采访中，沃林更为明确地批评了欧洲社会民主派，指出他们之所以陷入政治困境，是因为转向采取新自由主义策略，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

回到眼下的“五月”。在汶川映秀镇的小茶山上遥望细雨迷蒙的山川，五月的鲜血与鲜花在迷离雨幕中若隐若现。“巴黎的乌托邦在行动上和理论上都迷失了方向，它向往着一个世界，可是拿不出具体的蓝图来，它几乎是自己偃旗息鼓、自消自灭的。它没有战死的壮士，执政方也没有大动干戈。……别了，过眼的烟云。那个五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心里说实话有些难过，就像每次有一堆火熄灭了那样。我重读着巴枯宁、蒲鲁东的篇章，复诵着莎士比亚的诗句（‘反抗是一只疯狗的狂吠’），径自重蹈陈规，回到平常的小日子里去了。”法国剧作家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他的回忆录《乌托邦的年代》（戎容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73页）中表达的伤感使人不忍，在全书最后他把目光盯着一个在街头弹奏吉他的青年，他目光缅邈，身边行人匆匆，“那年轻人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身上、眼睛里、歌喉中、十指黑黑的双手上，正存着一份我们众人的梦，是我们怠慢了它，我们失去了它。但是，尽管形疲神惫，这梦幻还是留连着，不忍心把我们遗弃”（172页）。相信沃林对此也会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