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不懂，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

刘震云，1958年生，汉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多种文字。2011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2018年，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本文转自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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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人物的一点看法和认知，跟作者的认识认知是两回事，并不一定作品人物的认识就是作者的认识。最好的作者其实是离作品人物越远越好，我说的远是作者的影子退得越远越好。当然有很多作品作者很强势，他的作品就是作品人物的思想，而且他要教导这个人物，包括读者应该怎么做，当然还有一种作者，他跟作品里的人物只是朋友，他们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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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特别重要的作用，是唯一能够把生活中不同层面的乱象码放清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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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能够用情节、细节、对话，更重要的是情节、细节、对话之外的那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那些趣味、那些氛围能够一点点给它丝丝缕缕地码放清楚。它确实存在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更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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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有近路可抄的，是可以“投机”的：什么叫投机性写作？刘震云说:“第一，你选择的体裁要极端。第二，写法要极端。凡是极端，别人没用过的，你可以轻易区别、超过别人。第三，更大的投机，你可以写得谁都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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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个极古老的职业，就像钉鞋的、做杂碎汤的职业一样古老。选择写作为生，是因为我喜欢，它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每一个人对世界都是懂得少，不懂的多。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探索这个世界上不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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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太像的文学作品没有存在的价值，人们直接到现实中看就好了。而特别好的文学作品是，你要写的是这个阶层，但它一定跟这个阶层的公众看法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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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把蚂蚁写成蚂蚁，而是写蚂蚁怎么翻了几个跟头变成了大象，我写的是中国人思维演变的过程，能看到社会、政治架构的演变，但并不是要揭露黑暗、反腐倡廉。别人写的官场一定是“黑暗”，我写的一定是“温情”“温暖”，贪污腐败的背后是多么的温暖。如果你愤怒，你就相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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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男性或女性的视角来写你的作品都非常狭隘，因为世界本就是有两个方面。一定有一个比男性或女性更高的角度，民族的差异等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被放大，但人性方面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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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与细节的荒诞是以一种严肃的状态、表情在运作，作家的想象力就是把这些情节和细节组成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长篇故事，作家结构出来的这个虚构故事应该比生活更接近真实和本质。这是作家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是小说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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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真正的功力不在有形的小说，而是后面无形的东西，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具体到一个作品里面，作家真正的功力包括呈现出的力量，不管是荒诞还是什么，它不在你的文字表面。功夫在诗外。这就是结构的力量，这个结构力量特别考验作家的胸怀，这个胸怀就是你能看多长看多宽，你对生活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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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不是要写自己懂的那部分，懂得的就不用写了，写的是自己不懂的那一部分，试图通过写作能够接近那个不懂。不懂，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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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写作？生活停止的地方，写作开始了。我们在生活中并没有那么深入的、情感的表达，特别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人。李雪莲想说一句话，全世界有谁知道呢？当全世界的人不听她说话时，我是一头牛，是李雪莲在牛棚里说话的第二头牛，我来听她说话。写书的根本意义，是我替“李雪莲们”把话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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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里找出“不同”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相同”里面找出“不同”，是很不容易的。你写一个人和一朵花好，就比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好容易。这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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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对朋友的态度、对每一个细节的态度，能反映出他的胸怀和见识，而这些一定会带到他的作品里。如果在生活中不懂得尊重朋友、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细节，他在作品中就很难尊重他作品中的人物。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态度和见识，是衡量他是不是一个好作者、好导演特别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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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国作家还在与历史和灵魂对话时，我愿意坚持为现实中的小民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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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如果你喜欢它。

（根据刘震云各种访谈、随笔整理而得）

原标题：《刘震云：不懂，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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